可惜現實並非如此。我們怎麼才能預測出50年之後的石油價格呢？除了石油的現貨市場，你還需要石油的期貨市場，但石油的期貨價格和未來的真實價格很可能相差極大，因為它漏掉了很多關於供給和需求的信息。比如，航空公司需要買燃油，它們是石油市場上的大客戶。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來五十年需要購買多少石油呢？理論上講，這需要一個機票的期貨市場。但為什麼沒有機票的期貨市場呢？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哪一天需要坐飛機去哪裏。再完美的市場也不可能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定價，因此家庭和企業無法通過市場協調其未來的支出計劃。家庭和企業麵臨的既不是“硬預算約束”，也不是“軟預算約束”，而是“模糊預算約束”。人們易於在盲目的樂觀和盲目的悲觀之間遊移，很可能出現需求不足或需求過度。
在默文·金看來，由此帶來的全球消費和儲蓄的失衡，乃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最根本因素。人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難確定消費的上限，由此導致家庭的消費行為可能長期偏離可持續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出現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國、印度、俄羅斯打開國門，加入全球分工，為全球化而生產的工人數量急劇暴增，全球貿易湧流，由此導致發達國家的物價水平被壓低，利率持續保持在超低的水平。中國和德國是消費不足的典型，而美國則是消費過度的代表。
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債務壓力增加。當利率過低的時候，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開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們稱之為“打著燈籠找收益”。為此，銀行不斷創造越來越複雜的金融產品。當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的時候，會受到企業希望借入款項的總額限製，但是金融衍生品並不反映實體經濟活動，大多數衍生品的買賣都是大型銀行和對衝基金之間的對手交易，其交易規模沒有任何限製，風險敞口的規模沒有上限，潛在的損失也沒有上限。當次貸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各國央行並不覺得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貸存量總額大約1萬億美元，互聯網泡沫的體量比次貸要高出8倍。然而，他們都看走眼了。根據次級貸款創造出來的衍生產品規模要大得多。這好比廣場上兩個老頭在下棋，誰贏了誰得10塊錢，但他們的後麵圍了一大堆有錢而無聊的看客，他們為誰能贏棋下注，賭注遠遠超過最初的10塊錢。
與此同時，銀行的杠杆率越來越高。銀行原本依靠自有資金開展借貸，但如今越來越不依賴自有資金，而是使用杠杆資金進行借貸。誰不這樣做，就會被激烈的競爭淘汰出局。這進一步加劇了銀行的期限錯配：負債的期限越來越短，資產的期限越來越長。批發融資的另一個後果是導致各大銀行成了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大家相互交織在一起，隻要一家出了問題，很快就會連累整個體係。在過去二三十年，全球銀行業的規模、集中度和風險度都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不僅“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而且“緊密到不能倒”（tooconnectedtofail）。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但我們找到了防範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辦法了嗎？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都在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一個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這需要計算出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即按照資產的風險程度不同，給它們不同的打分，最後加權得出安全資產的數量。這一方法不僅繁瑣複雜，而且易於誤導。我們如何判斷各類資產的風險程度呢？隻能靠曆史經驗。但我們何以能夠斷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資產，到明天不會出問題呢？
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英國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銀行，遭到擠兌而破產。如果計算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北岩銀行在英國各大銀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錢借給別人用，但出問題的恰恰是北岩銀行。這是因為，根據曆史經驗，住房抵押貸款一直被視為高度安全的資產，北岩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默文·金建議，簡單直觀的指標才是更有效的，與其看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資本相對於未加權的總資產的比例，這一指標看似粗疏，但卻更為準確。若看杠杆率，當時北岩銀行的杠杆率已經高達60-80倍，理當引起監管者的關注。默文·金的這一建議，背後的方法論是，不要妄想準確地計算未來的不確定性，不要認為有了精巧的模型計算結果就萬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謙卑，看大局、重視經驗和常識。
為什麼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將近十年，世界經濟仍然疲弱無力？因為全球失衡抑製了需求的增長，而全球失衡是長期積累形成的，難以在短期內自發地解決。當前的異常寬鬆的貨幣政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從短期來看，利率並未低到能夠刺激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利率又沒有高到促使人們回歸到正常的消費、儲蓄軌道。凱恩斯還是對的，一個社會對流動性的需求會忽漲忽跌。當經濟衰退的時候，對流動性的需求過高，央行進一步注入的資金很快就被囤積起來，我們已經掉進了利率陷阱。在這種情況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們將未來的消費提前到當下，相反，人們可能會變得更加焦慮，並降低對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由此導致投資下降。
我們用來解決當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實際上是在給未來挖一個大坑。可以設想，超低利率條件下債務水平仍然會不斷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債務違約的定時炸彈就會被引爆。當然，這可能會為經濟重啟創造良好的條件，但同樣有可能的是，世界經濟會二度陷入金融危機的泥沼。同樣能夠想象，超低利率導致房價提高，未來一代年輕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錢，債務負擔會更重，代際之間的矛盾、貧富之間的矛盾將日益突出。貨幣本是一種“社會契約”，一旦這種契約無非兌現，勢必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什麼時候才會爆發這些危機呢？我們並不知道。默文·金談到，金融危機的第一規律是：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持續的時間可能超過任何人的預期；金融危機的第二規律是：當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走向破滅的時候，其發生的速度也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期。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明知道正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卻仍然不願意停步，或是換到另一條道路上。默文·金憂心忡忡地指出，我們當前的時代很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局。舊的規則已經失效，各國之間的互信已經打碎，前方的航道到處是暗礁，但舵手們卻猶豫遲疑，指望蒙混過關，或是奇跡發生。《大衛·科波菲爾》中有個米考伯先生，屢次失敗，負債累累，但卻總是幻想命運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關進債務監獄的時候，他還向大衛借錢買酒，喝了酒就高興起來。
魔鬼並沒有離開我們。我們和金融魔鬼在未來還有一個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