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雍正看到的一份奏報，說各個地方都有男女婚嫁講究錢財，“名曰聘禮，實係納財。多者二三百金不等，少者四五十兩為率。此在士夫之家猶措置之匪易，況乃庶民之輩。”為此，一些民人“或稱貸出息，囊橐為之盡空，或賣舍鬻田，產業為之蕩費，或男家措辦無力，鰥曠終身，或女家遷延日久，架詞騙告，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奏折反映了當時婚事大操大辦的民風及其產生的不良影響。這自然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視。為扭轉民風，樹立“婚姻勿尚錢財”的風尚，雍正帝先命朝中九卿為滿漢官員和兵民製定了婚嫁禮儀，各有禮數，“毋得僭妄”。接著，又對官民婚嫁彩禮、鼓樂數目做出具體規定：漢人納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員之家，綢緞、首飾以八件為限，食物限10樣，五品以下官員分別遞減，平民之家隻準送綢絹，果品限於4種。舉行婚禮這一天，品官用本官執事，限用6盞燈、12個吹鼓手，庶民限4盞燈、8名鼓樂人。雍正帝常常訓誡臣工：“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主張婚喪節儉是雍正帝崇儉黜奢的內容之一。
4嚴於律己——雍正鼓勵大臣指出“朕之過”
有些皇帝對待別人的過錯往往能一針見血地指出來，然而對待自己的過錯，往往要換一副嘴臉了，但雍正不一樣。
有一次，雍正叫“在京大臣官員科道等輪班條奏”，目的是“欲廣見聞以資治理”。一位湯禦史的條奏，被雍正訓斥為“甚屬鄙瑣，不可見諸施行”。湯禦史一麵表示“醒悟悅服”，一麵又奉承說：“皇上如太陽之光，臣如燈燭之微耳”。雍正針對湯禦史的歌頌，發表了一通很有見識的理論。他說：“爾言不然。太陽與燈燭各有其時，各有其用，不應分別光之大小也。日間太陽能照，至於昏夜則太陽無所施其光。賴有燈燭之光以補太陽之所不逮。天下至廣，應務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處與不能周知之處，爾等能殫其忠誠智慮，以為讚助匡勃，正如太陽之有資於燈燭也。燈燭之功，豈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其間耳。倘借奏事之名。以為營私之計，則是燃燈燭於朗日之下，欲以燭火之微與太陽爭光，其為暗昧極矣。此則可羞可愧之甚，諸臣所當共以為戒者也。”封建時代，稱頌帝王“智燭千裏”、“明察秋毫”者很多，頌為太陽者也有不少，所以帝王所居之地有“日下”之稱。雍正並不反對把他比做太陽，而且也以“朗日”自詡，但他認為太陽與燈燭“各有其時，各有其用，不應分別光之大小。”這個看法，對於一個封建帝王來說，也就達到了思想認識上的高峰。尤其是他厭惡那種借稱頌太陽之名“以為營私之計”的人，更為他的議論增加了光彩。湯禦史的諛詞，不但沒有得到青睞，而被作為反麵典型加以批評，這的確是雍正的好的一麵。
如何對待過錯，雍正有過不少的論述，他常常訓導臣工“過而能改則無過”，“過而不改方為過”。難能可貴的是，雍正對“朕之過”也有一個較為實在清醒的認識，而且，一旦發現有錯，他能夠公開承認並立即加以改正。雍正曾任命一個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統領軍隊，後來發現這個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對大臣說：此事用此人大錯了，這實在是朕的過錯。還有一件事，也很說明問題。雍正三年（1725），浙江有個叫王鈞的道員表示，要捐四萬兩銀子修築西湖工程。雍正得知後批示：讓他捐，他若是不捐，朕便不會輕易地放過他，他這些年做官的名聲太差了，讓他出錢消災好了。王鈞本想捐獻銀兩修工程，沒想到挨了皇上一頓臭罵，惶恐不安中，為博得皇上的信任，表示四萬之外再捐六萬兩銀子。這次，雍正看了王鈞的履曆，在了解情況後，作了世人難以想到的批示：“豈有此理，朕大錯了！朕錯記名字，王鈞做官名聲好得很，把他當成馬鍾華了。朕的過錯，慚愧，慚愧。”雍正叫浙江巡撫傅敏把這件事的前前後後原原本本地告訴王鈞，並下旨勸這個道員不要捐這十萬兩銀子了。最後王鈞百感交集，還是堅持捐出了修西湖的四萬兩銀子。這件事一方麵反映了雍正責罵百官有些如同兒戲，但另一方麵也可看出他知錯後能夠公開認錯。
雍正曾多次頒發諭旨，要求身邊大臣看見“朕的過錯”直接指出，“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寫一份奏折，專門給皇上挑錯，並交待說：挑的錯哪怕是不太合適，朕也不會怪罪，但若是瞻前顧後用一些空話來搪塞，卻是萬萬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