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她成長的見證人。我和她父親是好朋友。1977年，她父親就死了。那一年她才七歲。我就經常地開始扮演她父親的角色了。她十四歲那一年第一次進入我的繪畫，這時候她開始越來越美了。然後，她十七歲那年，那年我們突破了兩代人的情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的眼睛似乎潮濕了，在黑暗中閃著微弱的亮光。我點了點頭。“我是第一個把她變成女人的男人。男人是讓一個女人成長起來的好學校。兩年以後，她去上了戲劇學院，離開了上海。我想，我想後來她想疏遠我。但1988年我在美國成名之後，來到北京見了她一麵。這個時候她已經完全是一個女人了。她告訴我她對我的感情十分複雜。去年我們又見了一次麵，她的變化已令我十分吃驚。然後有一天夜晚，她拿走了我以她為主題的三幅畫，悄然離開了我。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她。我想她是恨我的。她總是希望我給她補償，對嗎？”
“不知道。”我冷冷地說，“您去哪兒？”
“名人廣場。我在那裏買了房子。要搭車嗎？”他說。
“不，我去坐地鐵。”我說，“謝謝。”我打開了車門。這時他忽然送給我一張巨大的手寫體名片，像半個信封那麼大，我是拿在手裏才知道這是一張名片。“如果你見她，請她給我打電話。我想讓她到美國上大學。費用我全出，如果她想讀電影學碩士的話。告訴她我想她。對了，忘了問您……”
“胡克。”我說，“我叫胡克。”
“胡克，如果你也喜歡她，那就讓她變成一個好姑娘。她誰也不嫁，可這不是辦法。再見吧。”他憂傷地發動著汽車，又向我擺了擺手。汽車向二環路口方向駛去，消失在保利大廈下的陰影裏了。我站在那裏愣了一會兒。我想，我必須要幹點什麼才能重新獲得勇氣。我攔住了一個人對他說：
“要打架嗎？我要揍死你！”
“不，我是一個膽小鬼。”那個穿風衣的人聳了聳肩，閃開了道路說。
我笑了起來，笑聲在冷風中旋即被碰碎，飄入了夜空。我突然想起來這麼晚已經沒有地鐵了，就向一輛出租車招了招手。我並不覺得我十分開心，但我漠然地笑了。我為什麼要笑？
我和我的夥伴們又回到了我們的母校。幾年前我們從這裏離開，現在我們又回來了。我們不太愛懷舊，但一看到那幢爬滿了爬山虎的、誕生了無數個明星的宿舍樓我們都情不自禁熱淚盈眶。我們在戲劇學院的“黑匣子”劇場演出了《馬拉薩德》。在這出戲中，主角是那個關在監獄裏的色情作家薩德，而他則在監獄裏排練著寫法國大革命主將馬拉生平的《馬拉之死》。這部戲的一部分演員扮演看“薩德”排練《馬拉之死》的法官、看守長和獄卒們。我扮演看守長，我坐在那裏一動不動，看著喬可扮演的薩德在一個大鐵籠子裏表演《馬拉之死》。在這部戲中之戲裏，我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內之人。既是演員也是觀眾。我忽然對薩德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個情色作家要是活著他會對我的環境戲劇怎麼看？也許他會賴在有那麼多漂亮女孩的戲劇學院裏哪裏也不去的。這天晚上我們演出完畢，回到宿舍樓裏，我忽然看見宿舍樓門前的操場上有一輛三輪車。
深夜，我和馬加帶著繩子和滑輪從宿舍樓中溜了出來。我打算把這輛三輪車用滑車吊到高高的籃球架上去。我們幹得很順利，在黑暗中那輛被我們吊在半空的三輪車像某種海生動物——比如章魚一樣無奈地慢慢旋轉。我們就感到非常快樂。在這個充滿了藝術瘋子的校園裏我沒法不幹充滿戲劇含義的事。我想明天一大早一定會有很多俊男倩女們從樓裏出來大吃一驚。他們還會把它放下來嗎？
我們還演出了由卡夫卡的小說《地洞》改編的一出環境戲劇。就在我們的校園裏，我們搭起了台子，做了一個很大的“洞穴”，然後所有的觀眾都圍坐在“洞穴”一圈邊上向下看。施伯格扮演了一個由人變成的大甲蟲在“洞穴”裏痛苦地蠕動，自言自語，直到最後。他的自言自語變成了歇斯底裏的嚎叫，那種現代人被異化的場景深深地打動了從“洞穴”的周圍向下看的家夥們。我知道我們這是最後一次回到校園，作一次憑吊，然後我們就將出發遠行。我打算要在全國很多地方表演我們的環境戲劇。我們馬上要去南京表演《謾罵觀眾》。我還計劃去新疆和內蒙古去表演環境戲劇《大阪》和《金牧場》。因為我曾經非常喜愛張承誌，可後來我發現我們這一代與他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盡管他好像被很多人看作一個聖徒，可我仍要去“大阪”和“金牧場”看看，看看那裏還剩下多少能讓我們這一代人撿回來的東西。我們原來就是懷疑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