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的冬天，中國發生了幾樁大事；而天津又直接與這幾樁大事有關。表麵上看，五槐橋依然如故，但五槐橋餘家所經受的震動，卻非同尋常。
頭一樁大事，自年初慈禧太後在西安宣布”變法”以來，一年的時間，也推行了許多新政，譬如什麼設立商部，改變稅製，籌立新軍等等等等，似是朝廷作了維新姿態，其實是力不從心，想管也管不了了，一切隻得聽之任之。隨後《辛醜條約》簽訂，清廷向世界列強道歉賠款，賠款總額四億五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折合九億八千萬兩，以彼時彼際三億人口估算，每一個中國人背上了三兩銀子的債務。朝廷無能，百姓遭殃，列強又從中國身上撕下去了一塊肥肉。
一場議和談判，李鴻章積勞成疾，待至入冬之後，11月7日，他竟乘鶴西去丁。為李鴻章去世，慈禧太後失聲痛哭，以皇帝名義頒發的上諭，更對李鴻章百般讚頌，說他”器識湛深，才猷宏達”，“輔佐中興，削平大難”，“忠誠堅忍，力任其難，宗社複安，朝野信賴”，把個李鴻章說成了一個救國救民的豪傑。
為李鴻章的死，餘隆泰大人和他的老友黃道台、嚴夫子全都忙了一大陣，因李鴻章身為直隸總督，是天津七十二沽黎民的父母官，且他又死在任上，天津的諸位賢達自然要折騰一番。尤其是慈禧有令，因李鴻章有功，責天津建立李鴻章專祠，一切開支，概由地方自籌。黃道台身為天津府衙門官員，這為李鴻章建祠的差事，自然非他莫屬。隻是都統衙門接管天津以來，府衙門完全成了一個空擺設，連幕僚、師爺們的俸祿都半年多沒有支付，所以，這建李鴻章祠堂的款項，便又要餘隆泰慷慨解囊了，更何況他餘隆泰還是李鴻章的朋友。
前任總督大人的祠堂建成，新任總督大人到津。迎駕接風，天津的幾位顯赫宿儒巨賈富紳，便各自約定時間去總督府拜會袁世凱。
在天津衛，袁世凱的名聲是在百姓中尚好，在賢達中欠佳。早以先是憑印象，天津衛的上層人士就是看不起袁世凱，總看他是個暴發戶。小站練兵，行武出身，魯莽一個，而且中國讀書人的惡癖，他們一見武官當政，從心裏就不服，總以為帶兵的人不知治國，從心眼裏就和武將過不去。何況袁世凱還有一筆出賣光緒皇帝，出賣維新運動的舊帳。嚴夫子早把袁世凱看透了，嚴夫子說當今之時，亂世的奸雄，唯袁世凱也！
看透了歸看透了，拜會還要拜會。一堂官禮是餘隆泰一個人出錢，由三個人署名送上去的。袁世凱鬧不明白誰恨他，也不在乎有人瞧不起他，大權在握，就是現實，乖乖地一個個都得給我服服貼貼。
“三井的生意如何呀？”袁世凱是一個務實的人，他一不要黃道台向他稟報什麼子虛烏有的政績，二不要聽嚴夫子坐以論道的種種高見。開門見山，他逕直詢問三井洋行的貿易。
“三井的事，大權操在日本人的手裏，隆泰不過是虛設的一個閑差罷了。”餘隆泰鬧不清袁世凱葫蘆裏賣的什麼藥，自然要先說些繞脖子的話，探探袁世凱的心氣兒。
“日本明治皇帝的勵精圖治，德國威廉皇帝的鐵腕強權，曆來為本人所敬重。這三井財閥，也是明治維新之後才稱雄世界的實業力量，隆泰先生與三井合作，還要多學些日本的敬業精神以振興我大清國的實力才是呀。”袁世凱果然是個有抱負的人，他既對操練新軍，辦洋務，十分賣力，又對世界各國的富國強兵之路了如指掌。有人早說袁世凱是個做皇帝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