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你到前排來。她對我招招手。
這是1971年3月，在我十歲的時候。1971年3月她微頷著頭，虛著眼，笑眯眯地向我招招手，對我說，來，你到前排來。這好像是某種昭示，在我後來的歲月中，她的這個動作和表情就像一部華麗電影的慢鏡頭，一次次纖毫畢現地重放。
在這之前，我很少聽到類似的聲音。我鄉下的母親，她的嗓門已經被汗水泡得發餿，我母親缺錢，她總是為錢發愁，所以她肚子裏堆積著一股子氣，她不舒服，不滿意，總是梗著脖子對我們說滾，你們給我滾！而我的嬸嬸，她是公社廣播員，每天都得對著麥克風大聲地、雄壯地讀許多高亢的社論，在不知不覺間她的聲音也像社論一樣直板單調了。
來，你到前排來。
女人原來可以有這麼好聽的聲音。我怔怔地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好像隻是為了讓她再叫一次。她果然又叫了，她說來，你到前排來。這一回她大約覺得我有些羞怯，所以走過來，微微俯下身，抓起我的胳膊，把我從人群中柔和地拉出來，拉到前麵。我看到她的手，她的手搭在我枯樹枝般的胳膊上，纖長的手，細白的手，紙一般薄薄的皮膚下，淡淡的青筋絲線般彎曲著，搖曳著。
這是一幢大房子，一幢陳舊的，有著蛛絲的大房子，隻有一層，卻有三層樓那麼高，是柱子高，泛著油光的青石柱子把屋簷頂上了高處，屋簷在高處幽幽俯視，有著君王的雍容與莊嚴。這可能是全世界最氣派的房子吧？我當時常常仰望屋簷，仰得脖子發酸，然後就這麼想。多年以後當我重新回到這裏，回到這幢大房子裏時，我左右看看，仰頭或者低頭，卻發現這房子從造型到結構，都不可救藥地猥瑣著，而那屋簷，我仰著頭，像十歲時常做的那樣，仰著頭盯著屋簷看了很久，但屋簷鬱悶地低垂，像一位早已失去生命滋味的老人，每一寸肌膚都透著雨打風吹後的疲憊與倦怠。
房子可能是一個大地主的，也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房子是誰留下的已經不重要，沒人告訴我們，我們也從來沒想過要問一問。房子在1949年被接管過來後曾經是這所小學最初安放課桌的地方，花岐鎮中心小學就是從這裏開始興辦起來的，十副桌椅，一二十名翻身農民的子弟坐進來，依依呀呀的稚氣聲傳出去。一年兩年，慢慢地學生多起來，一座青磚灰瓦的兩層高的教學樓也終於在一旁蓋起來，陳舊的爬上蜘蛛的大房子就空置了，給了文藝宣傳隊，用來排練舞蹈，各族人民的舞蹈，以宣傳毛澤東思想。
我站到前排，站到前排昭示了我的重要性。
我進宣傳隊還不到兩個月，跳的都是出大力流大汗的歡呼舞，也就是一大群人，拿著彩綢或者紅花綠葉之類的，在鏗鏘的鑼鼓聲中跑上台去，狠命把四肢舞幾下扭幾下，把地板震得咚咚作響，塵土飛揚，然後就閃電般下來了那種角色。最像樣的一個稱得上舞蹈的叫《東風吹戰鼓擂》，才剛開始排呢，甚至還沒有正式登台過。隊裏比我跳得好的人一抓一大把，但現在我卻站在前排，成了領舞。
這真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我居然領舞。
《我編鬥笠送紅軍》是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一段群舞。一群海南婦女，飽含深情地為紅軍戰士編鬥笠。我從沒編過鬥笠，我那時也不知道一頂邊沿古怪地往下勾的大鬥笠對穿行在海風椰雨中的娘子軍戰士有什麼用處，當然更不知道海南島在哪裏。我十歲，長得黑瘦矮小，因為瘦因為小，就使得眼睛格外大而且亮，在窄窄的臉上很不協調地凸顯在那裏。我那時知道什麼？我腦子裏裝滿了各種遊戲的玩法。一個鐵罐擱在地上，一踢，飛得老遠。圍著鐵罐的人像避瘟疫一樣遠遠地狂逃而去，唯獨一人，他是"鬼"，他則像搶寶貝似的奔過去，以最快的速度把鐵罐撿起，跑到原地，把鐵罐放好。
放好鐵罐就意味著他有資格抓其他人了，其他人躲在隱密處，伺機跑出，誰腳先踩到鐵罐誰就獲勝，而誰被發現，"鬼"也隻要一踩鐵罐，就宣告勝利，由被發現的人接替他做"鬼"。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玩法呀，鐵罐從被踢開到撿回到原處的緊張過程，躲在暗處探頭探腦與"鬼"比眼力比奔跑速度的刺激場麵，噢，我十歲時是多麼迷戀這個有懸念有情節的遊戲，鐵罐在地上咚咚咚的滾動聲幾乎占據了我全部的想象力。我是靜不下來的，即使身體靜了，腦子也不靜，比如撲克牌我也很拿手，打爭上遊或者四十分。我不怕找不到對手，多得是，大人們忙著開會，學校也沒作業，我們還能幹什麼？我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