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胡秀英。
張小文到茅屋街去，還因為他奶媽的緣故。他奶媽就是胡秀英。
張小文的媽媽跟他爸爸一樣，都是省立師範的老師。老師，一般身體都不大好。張小文生下來，家裏就請了胡秀英當
他的奶媽。胡秀英自己也有個小毛毛，但她說：她的奶多，奶好，再加兩張嘴巴都不要緊。
張小文是吃他奶媽的奶，長大的。
到了茅屋街，他一定到奶媽屋裏去。奶媽的茅屋，跟周圍別的人家的茅屋，沒有什麼兩樣。稻草蓋的頂斜斜地，很矮。冷天，有鄉下人挑一擔擔的草來賣，奶媽買了草，搭張梯子，爬到屋頂上，把已經漚濕的、發黑的草掀下來，把新的金黃的草蓋上去。張小文看過奶媽爬在屋頂上的樣子，他有些擔心，怕她摔下來。
她一個女人，做這種事，好像不大應該。她男人幹什麼去了？
胡秀英的男人不幹什麼，他什麼也幹不了。他就是睡在床上，喘氣，呼嚕呼嚕地喘氣。他有病。碰到好天氣，胡秀英就把男人放到一張竹靠椅上，連人帶椅端到外麵的地坪裏，讓太陽曬他。他躺在靠椅上，時時地還要使喚胡秀英。茶，茶！老子要吃茶！他脾氣很大，很惡。張小文不喜歡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躺在靠椅上時，胡秀英就洗衣。洗她自己的，她男少的，她的叫連福的崽的衣。但主要，她是洗桐蔭裏一些人家的衣。她三天兩次要到桐蔭裏去，一家一戶把衣收回來，一大盆，一大盆地洗。她用搓板，用馬頭牌肥皂，嚓——嚓——嚓——嚓——，一下一下地洗。有時，張小文就蹲在旁邊看。他看見奶媽的額頭也是一下一下地往前栽，好像她的額頭也需要使勁似的。他還看見，奶媽的額頭上有汗，汗珠一顆跟一顆掉下來，落在翻著泡沫的盆裏。洗好了，奶媽把衣挑到井邊上清。她不用自來水，自來水是要錢的。然後就曬。奶媽屋前麵栽著許多樹樁子，扯許多繩子，那裏仿佛永遠都飄揚了各式各樣的衣裳。
胡秀英靠洗衣，養活一屋的人。
張小文到奶媽屋裏，隻跟他奶媽講話，或者，跟一路長大起來的連福講。張小文覺得，他跟連福都是吃奶媽的奶長大的，因此他願意同連福玩。但連福十有八九不在，他總是鼻涕很長地在外麵野。有回，在鐵路邊上，張小文見連福捉到一隻老鼠，他揪住老鼠的尾巴在空中抖，弄得它齜牙咧嘴，吱吱吱地亂叫，把張小文嚇得要命。實際上，那以後，張小文就有些怕連福。
每次，他到奶媽屋裏，奶媽一定就快活地叫起來：哎呀呀，細崽，我的細崽來啦。她總是把已經是小學生的張小文，還當做從前的毛毛。胡秀英的工作很苦，很累，但她身體好，是個高高大大的女人。張小文站在她麵前，要仰起臉才看到她的一年四季紅通通的，帶些雀斑的臉。他還看到奶媽的兩隻高聳著的巨大的奶。他想，我就是吃這兩個奶長大的呀。他覺得奶媽身上，有一股讓他感到溫暖和親切的氣息。他一輩子都忘不掉這種氣息了。
奶媽一邊細崽細崽地叫著，一邊在那間黑洞洞的屋子裏轉。一會，從什麼地方找出幾塊紅薯片子，一會，又不知從什麼地方摸出來辣椒蘿卜，都塞到張小文的嘴裏。紅薯片子是甜的，辣椒蘿卜是鹹的。{
有幾個跟張小文一起玩的同學，都在那間黑洞洞的屋子裏，吃過那種紅薯片子，辣椒蘿卜。
好多年以後，張小文參加一個同學聚會，有個同學忽然對張小文說：那時候，我還吃過你奶媽的辣椒蘿卜！這個同學把辣椒蘿卜四個字說得很有味，很響亮，很激動，好像那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似的。張小文想，幾十年都過去了，奶媽的明明很普通的辣椒蘿卜，如何會給同學留下這樣深刻的印象呢？
他告訴同學：我奶媽早已經是北京人了。
張小文把奶媽的故事，講給同學聽：
六十年代初，張小文的在北京工作的姑爹，要找保姆帶孩子。他的官當得大，要求也高。他指定要找老家的人，那個人一定還必須有三好：人品好，身體好，性情好。跟學校裏評三好學生樣的。這件事，就委托給張小文家裏來辦了。當然就是到茅屋街找人，隻有茅屋街，才有人肯到別人家帶孩子，且是到天遠地遠的北京帶孩子。起先並沒有考慮胡秀英，因為她男人有病。但看了幾個人，都不大合條件，事情就讓胡秀英知道了。她跑到張小文家裏來，說她想去，說屋裏的事可以安排好，說她自己，正好有那“三好”。還說：就是到北京看一眼，一世人也值啊。她這個理由說得有幾分天真，但也有幾分感人，大家覺得，真還隻有她有“三好”。這麼樣，她就到北京去了。
兩年以後，她回來接連福，因為她男人死了。她那次回來，給張小文家裏帶了許多北京果脯，另外，給張小文帶了一隻文具盒，鐵皮的，上麵印著天安門。奶媽穿一件黑呢子衣，可能不是她自己的衣，不合體，緊緊地箍在身上。她說話，也有了些許普通話的味道，怪怪的。張小文覺得奶媽不像原先那麼高高大大，可能是他自己長高了的緣故罷。但奶媽的臉，還是紅通通的。
又過兩年，姑爹的孩子帶大了，就給胡秀英找了份工作，在北京市的一個什麼什麼胡同小學當校工。掃地，燒開水，收發報紙，上課下課打鈴。她沒有文化，做不了別的。到文化革命中間，她寫了封信來，她的字一個個都很大，很醜，信上說，她已經當上學校的革委會副主任了。
早些時候，連福到長沙出差，來看過張小文。他不再是那個成天拖著鼻涕捉老鼠玩的小孩子了，他在北京吃了許多麵粉、高梁、玉米、大白菜，長成了一個標準的北方大漢，操一口道地的舌頭打轉的北京話。他和張小文匆匆見一麵，說了會話，就走了。他很忙。
張小文的奶媽早已經退休，就住在北京的那個什麼什麼胡同裏。
故事講完了，張小文的同學望著張小文，眼睛睜得很大。
三是王喜妹。
茅屋街有口井。麻石鋪的井台。鋪得馬虎，井台凹凸不平。兩個井口倒是圓溜溜的。那地方一天到晚都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袖子一律挽起來，將係了繩索的吊桶投下去，一把一把地扯。水是透亮的。一些看上去柔弱的女人，扯起水來，不知為什麼，顯得格外有力氣。洗菜，洗衣，什麼都在那裏洗。若是洗被子，女人會把褲腳紮起，紮到膝蓋以上，赤腳跳到木盆裏，把被子使勁地一頓踩。被女人占椐的井台上，總是鬧鬧喳喳的。井水是不要錢的。
離水井不遠，一棵大槐樹旁邊，就是王喜妹的家。
通常，大家都喊她王喜妹。也有的時候，比如隔得遠，她聽不見，就有人稱她做瘋子。瘋子如何長，瘋子如何短。
王喜妹確實是瘋子。
她曾經在半夜時候，往那井裏跳。腦袋，上半身，都下去了，結果屁股卡在井口上。據說她拚命地叫，她爸爸被驚醒了，把她從井裏拔出來，然後發現她變成了瘋子。王喜妹的爸爸是木匠，他怕王喜妹還要跳，就特意做了兩個井蓋，天黑蓋上，天亮再打開。井蓋是木頭的，但綁了很重的麻石，一般人根本提不動。
張小文不知道，王喜妹為什麼要往井裏跳。
也不大明白，她怎麼會是一個瘋子呢？
張小文覺得她不像一個瘋子。
張小文的爸爸媽媽都在省立師範教書，家裏總是有學生來往，男學生，女學生。張小文覺得王喜妹很像那些師範學校的女學生。
王喜妹從不到外麵跑。每天，就是坐在屋門口，安安靜靜的。她跟茅屋街的人很不一樣，她愛收拾，打扮。她的衣裳總是整整齊齊，清清爽爽。頭發梳得很光，有時候紮一根紅頭繩，有時候，紮條小手絹。臉出奇地白，一雙很黑的眼睛，這裏看看，那裏看看p坐在屋門口看。
洗被子的女人洗好了，常喊她幫忙擰。王喜妹！王喜妹！這麼樣的喊。有人喊她，她好像總是樂意，笑眯眯地跑到井邊上，捉住被子的一頭，使勁地幫著擰。一邊擰，一邊笑，跟蠻有意思似的。然後，又回到屋門口坐下來，跟起先一樣的，不聲不響地坐著。
她坐在那裏的樣子，張小文都看熟了。他經常到井邊上玩。有個熱天，中午時分，井台上沒有人，張小文趴在井口上，朝下看。涼氣從井底冒起來，撲到他的臉上。井底的水又黑又亮，水中間有一個自己。他還看見，井壁的深黃的膠泥上，有大顆的水珠時時滲出來，水珠閃著銀白的光，直到在壁上掛不住，嗖地落下去，濺起很響的回音。那回音悶悶的，張小文覺得說不出的異樣。他抬起頭，側過臉，就看見坐在不遠的王喜妹。
她屋前的大槐樹開花了，白生生的槐花，一絡一絡地垂著。她坐在槐花的幽幽的清香裏麵。
張小文聽見她說：來，你來呀。
張小文就慢慢朝她走過去，一直走到她麵前。他不怕她，他相信她根本不是一個瘋子。張小文覺得她笑起來倒像個小孩子。他覺得她好看。
她笑著，盯著張小文，很肯定地說：他就會來。
什麼？
他說過的，他真的就會來。
張小文還是不懂誰真的就會來。但他真的看清了王喜妹的眼睛，她的眼睛那麼黑，那麼亮，那麼熱烈，好像就要說出話來似的。
槐花好香啊。
後來，忽然一天，王喜妹死了。她家裏聚了大群的人，張小文從大人的腿中間鑽進去，隻見王喜妹的爸爸蹲在地上，把自己的臉，埋在那雙青筋畢露的做木匠的大手裏麵。王喜妹是躲著家人，跑到湘江河裏死的。到底，她還是淹死了。是沒有辦法蓋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