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科是由皇帝臨時確定科目舉行的，名目很多。科目的變化，反映了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統治者對人才的不同要求。製舉一般考試對策，試策時由皇帝任命考官或考策官，負責評閱試卷，定出等第。
應製舉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職，也可以是既無出身，也無官職，並且可以連續應舉。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應舉者必須經過有關官員推薦，才能參加製舉考試。直到玄宗時，一般士子才能自由地報考製舉。
武則天執政時期，女皇親自“策問貢人於洛成殿”，這是我國科舉製度中殿試的開始，但在唐代並沒有形成製度。同時期，還設立了武舉，考試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跤等騎兵技巧和步兵技巧。“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但遠不如文官科舉受重視。
唐朝向士族與平民敞開了政府的大門，隻要有足夠的能力便能加入到“公務員”的行列中。但此時科舉的通過率大約是百分之五，競爭十分激烈，能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般考中者畢竟為少數，更多的則是“年年下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不第人”般考到頭發都白了也沒有考中者。
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千千萬萬的士子為了能擠上科舉這座獨木橋，不惜以身犯險，因此營私舞弊事件層出不窮。
初唐時期，科舉初創，防弊措施不嚴密，試卷並不糊名，考官可看到考生的姓名。因此，唐時科場，盛行請托，“貴者托以勢，富者托以財，親故者托以情”。應試者往往借助達官顯貴，事先把姓名通報給主試官員，然後手持平素所作詩文，帶上金銀財寶，賄賂考官，求得場上照應，當時把這一套叫做“求知已”。
唐憲宗元和年間，科場請托之風尤盛，以至於出身寒微的考生紛紛被擠下榜。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尤可，三楊殺我。”“蘇張”即蘇景文、張元夫，“三楊”是指楊汝士、楊虞卿、楊漢公，經這些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的高官顯貴打招呼的考生，百薦百中。史家就此評說：還沒有考試，錄取與否、名次先後，考官“已定於胸中”，以公平競爭選拔真實人才為宗旨的科舉製度，開始走樣了。
隋朝大業年間開設進士科，唐代趨於完善到清末光緒年間廢除，科舉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時間。吳宗國在《唐代科舉製度》一書中說：“經過幾百年的演變，開科考試在隋煬帝時就形成了一個層次不同、要求各異，由法令所規定的完整的體係，成為國家純粹按才學標準選拔文士擔任官吏的考試製度。”就連著名傳教士利瑪竇也讚揚中國的科舉製：“他們(指中國)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稱為儒生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著整個國家。”法國重農學派奎納，甚至主張在西方仿行中國的文官考試製度。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科舉製度仿佛有一種魔力，它吸引著無數的文人墨客投身其中。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擁擠在狹窄的科舉考試小道上，做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夢，終其一生為之奮鬥著。
以資產為宗，稅製史上的璀璨明珠
楊貴妃的笑聲還蕩漾在華清池中，那個比她大了近二十歲的養子安祿山，以最突兀的方式，打破了這種寧靜與美好。不僅如此，在接下來的近八年時間裏，上至大唐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無一不處於戰亂之中。大唐的黃金盛世，也在此時被攔腰斬斷了，大唐從此一蹶不振。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白居易用短短的幾句，將中唐的政治混亂與民不聊生的景況展露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