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二章貞觀恢弘，遺風鐵血，帝國如日中天 (3)
武則天執政前期，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曾任用一些佞臣、酷吏，但在其政權基本穩固之後，她的酷吏政策便適可而止了。後來，武則天雖然未能完全拋棄前期的流弊，但從整體上看，基本上是任人唯賢、尊才重能的。故而，毛澤東評價武則天：“武則天不僅不簡單，簡直是了不起。封建社會，女人沒有地位，女人當皇帝，人們連想也不敢想。我看過野史，把她寫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則天確實是個治國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
“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正是唐朝初期帝王們對人才的重視和開闊胸襟，保證了唐朝政治的穩定和各種政策的有效推行；正是“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為大唐的頂峰與盛世，奠定了基礎。
生而即為皇室貴胄的韓非子，長久不得重用，鬱悶之時隻得發奮著書立說，以求聞達；才華橫溢的商鞅、尉繚卻要跋山涉水才能在異國他鄉實現自己的抱負。與他們比起來，身在唐朝的房玄齡、杜如晦等人，是無比幸運的，他們生活的環境是亂世中有識之士的願望與期盼。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房謀杜斷”無疑是幸運的，但在這個繁榮的盛世中，幸運的又何止是這些身居廟堂之人，那些出身貧寒之人，也找到了魚躍龍門的途徑——科舉製。
中國有句古話“學而優則仕”，將學習與做官這兩個本無必然聯係的事物聯係到一起的橋梁，便是科舉製度。自從隋朝開創科舉製度以來，科學製為無數的士子文人走向仕途鋪設了一條金燦燦的道路，甚至也有貧寒子弟，曆經十年寒窗之苦，獲得光宗耀祖、一步登天的錦繡前程。再加上，很多著名的大臣寫勸學文章，用高官厚祿吸引讀書人，“富貴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屋，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事，六經勤向窗前讀。”更是讓無數的士子將科舉考試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難怪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站在君王的立場來說，選賢任能是官僚製度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健康的官僚製度，是聚集人才為國家效力的有效措施，是一個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孔子曾說，“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人亡而政息”，為政者唯有獲得盡可能多的人才，才有可能實現社會的繁榮與昌盛。科舉製的出現與發展，給為政者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切實可行的選賢方法。
魏晉時期，創立的九品中正製，本是想製定出一套用人的客觀標準，但後來逐漸將這個標準限定在了門第之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局麵。隋朝建立後，廢除了該製度，創立了在中國曆史上延續千年的科舉製。到了唐代，改成自由競選，所謂“懷牒自列”，即無須地方長官察舉，更不必中央九品中正評定，將進仕之門擴大打開，各人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的考試。
唐代的科舉分為常科和製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六科。秀才為最高科等，考試方要求應試者熟悉經史，精通經世治國之方略。明法、明書、明算考專門學問，及第後從事專門工作，一般不能擔任高級官吏。
參與考試者最多的為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主要考兩部儒家經典。唐製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穀梁》為小經。通兩經者一大一小，或兩中經。同時還要兼習《孝經》、《論語》。進士在唐初考試時務策五道。後來，由於社會風氣重文學，進士科便沿著文學取士的道路前進，發展到以詩賦的好壞作為進士及第的主要標準。
常科的應舉者有生徒和鄉貢。生徒，是國子監所統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的學生，以及在弘文館、崇文館學習的皇親、親貴子孫。他們學習兩部儒家經典，期滿考試合格後，由館監舉送到尚書省參加各科考試。鄉貢，是經縣、州逐級考試合格，由州府舉送到尚書省參加常科考試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