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二章太平盛世弄清影，文壇造及於人間 (2)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歐陽修對於他所提拔的人，就像一個嚴格的老師，好與不好，皆一視同仁。如果說範仲淹建造了宋王朝文化的學府，那麼歐陽修就是榮任的第一任校長。雖然文化的學派不可能隻有一流，在文學、史學、儒學的主張上，宋代的文人都有自己的傾向。但是這就像近代的新文化運動一樣，人與人文化主張不同，但是各派的主張都是新文藝時代的一個層麵。歐陽修開啟了一個文人應實實在在做人的時代，其人其文，皆正心正身，一派初心。他寧願永做醉翁，一麵酒不醉人人自醉，一麵眾人皆醉我獨醒，霧裏霧外，一切看得通透、參了玄機。作為宋代文化史的明星之一，他從不曾落在人後。作為一位文人，他展示了士大夫應有的氣節，從“不摧眉折腰事權貴”，這一點影響了此後數代文人及文化的發展方向。而宋代文人所展現的絕世風骨，乃曆代文人不能相比，實在應該記歐陽修一大功。
昔人已作灰燼，彈落青史一抹紅塵
曾有一口缸，掉進了一個人，缸被砸了之後，裏麵的人雖然得救了，但是外麵砸的人，卻又把缸補回去，然後自己跳了進去。不用仔細作想，這人便是司馬光無疑。柏楊曾這樣評價他：司馬光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反對任何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這種評價給了司馬光，也沒有說錯。隻不過，如果單單把“頑固”一詞賜給他，不給他留任何辯論的餘地，恐怕司馬光也會哀怨千年的。
宋神宗趙頊在位年間，宋王朝內部出現嚴重的危機。國家正亟待改革，王安石應運而出了，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寧變法的改革之風。此時的司馬光正值青年，在歐陽修的推薦下擢升為翰林學士兼禦史中丞，在改革風中本可以做一番事業。但是他卻與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角度。王安石的變法，激進革新，忽略了一些傳統固有的情況，幾乎觸動了趙氏王朝祖宗留下來的所有治國規矩，在司馬光看來：“先王之法，不可變也。”
站在當世的角度，司馬光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變法旨在在於減輕農民處境問題，但是許多關於賦稅的政策反而演變成強製攤派給農民的徭役，使他們的生活更困苦。許多貪官汙吏利用此次變法，趁機搜刮地皮，專幹壞事。一時間變法大失民心，怨聲載道。司馬光反對了曾是自己好朋友的王安石，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過於堅持宗法，作為士大夫，已經淪為思想僵硬一派。在司馬光看來，治理天下就好比對待房子，壞了要加以修整，隻要不是嚴重毀壞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穩妥，因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優材，而今二者都沒有，要拆舊屋建新房的話，恐怕連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了”。他的迂腐觀點，卻是當時士大夫的集體看法。
不過，司馬光一開始是對新法抱著看看再說的態度，後來發現問題，才開始用激烈的言詞彈劾王安石。兩人由莫逆之交，發展到互相攻擊，用司馬光的話來說，最後變成“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的死對頭，在無休止又無效益的爭論中同歸於盡，王安石戴上“熙豐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馬光則作為反對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個年號）守舊黨，背上“元祐奸黨”的罪名被後世唾罵。
司馬光一輩子維護了帝王宗法，落得千古罵名，然其政治生涯，卻也不見多麼痛快。王安石下台了，他最後也下台了。而他在朝時，曾應神宗的要求整理了一部治國的“聖經”——《資治通鑒》，也沒有得到帝王的垂青，不能不說，司馬光是不走運的。司馬光曾說：“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他沒想過圖名，卻一直想立誌建功立業，成聖稱賢，他用15年編纂了《資治通鑒》，內容翔實，評論中肯，是一部地道的史書。唐太宗的諍臣魏征曾言：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曆史對於一個帝王來說，就是最好的治國借鑒。《資治通鑒》起草於熙寧變法之前，神宗親自起名作序，給了這本史書不一樣的性質——政治文獻，“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當新黨當權時，下令查禁《資治通鑒》，有人警告說，因序為帝王所作，如果查禁了，將是向皇帝挑戰，新黨才惶然而止。就是神宗那篇奇妙的序，讓一部寶貴的曆史巨著保存並得以流傳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