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奏完畢，我們互相摟抱著小睡了一陣。 我先醒了過來，坐在門口，越過湖水眺望落日。山穀上方的空氣越來越紅，飛鳥在兩山之間不停往返。有幾分鍾我的腦子裏浮起了一幅巨大的廣告牌，那是親水別墅的銷售廣告：水邊林前的別墅，停在私家車道上的小汽車，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和狗，坐在門廊裏的男人和女人。我覺得我看見了我和玲姐的未來，我知道我臉上浮起了微笑。
玲姐走過來的時候，我把這幅廣告向她描繪了一遍。
然後，我說：“將來……”
玲姐在我嘴唇邊豎起了一根手指。
玲姐說她隻有8天假，我們不得不回到了城裏。
工作上的挫折在城裏等著我。
星期二我去公司銷假，一走出電梯，就看見幾個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點點。我停下來，看見白板上貼著一份銷售員名單。A5打印紙，共3頁。每頁上都有幾個名字被人拿筆或塗改液塗掉了。蓋著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屬後，趕緊走開，怕有認識的人過來搭話。我擔心有人會向我表示同情，更擔心有人會向我表示祝賀。
這件事在看不見的地方懸了一個月，我一直沒管它，按理說，我不應該指望名單上沒有我，但看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還是有點希望自己看錯了，或辦公室打字員打錯了。當然，我也知道我不會遇到那樣幸運的錯誤。我已經夠幸運的了。到此為止，工作上的懸念實實在在落到了白紙黑字上，我覺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畢竟有從湖邊帶回來的快樂在心裏墊著。
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動，我覺得應該馬上讓玲姐知道。得到消息這麼久，沒告訴她，已經對不起她了。前些時沒告訴她，也許還可以勉強解釋為我有這樣那樣的顧慮。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覺得我們是一個人了。我這方麵的事情，無論好壞都應該告訴“另一半”（我喜歡人們有時候愛用的“另一半”這個詞）。 況且，我已經不認為去做銷售員完全是一件壞事。穩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結束了。在這樣的公司裏做技術也做不出頭。做銷售，我要麵臨的除了動蕩和艱辛，也許還有一本勵誌書上講的神奇時刻，那種能改變命運的神奇時刻。
我走到露台花園裏，打算給玲姐打電話。露台花園建在一幢附樓的樓頂上，玻璃天棚，半個北京盡收眼底。麵對敞開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氣翻湧。目光正從玫瑰色的天際吸取詞彙，腦袋裏正琢磨著怎麼跟玲姐說這事，忽然聽到有人喊我。我轉過頭，看見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叢美人蕉後麵，朝我招著手。阿伍指著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訴我，名單上也有她，阿伍說：“我都跟她說好幾遍了，在這哭沒有用，要哭就上總經理辦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這裏哭。” 粘糊小妹說：“在那裏人家哭不暢快嘛。”接著，粘糊小妹笑起來，說其實她知道上哪兒哭都沒有用，她隻是自個兒哭著玩的，覺得不哭一哭，好像對不起正式開始冒險的日子。我笑了笑。 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著我，說：“小天哥帶著我跑銷售好不好？”
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說：“我可說不上好不好。我長這麼大，隻會買東西，還沒賣掉過一樣東西呢。”
阿伍說：“別說那麼多了，搭個檔，算是互相有個照應吧。客戶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們不知道怎麼辦就給我打電話。”
我笑了，“這麼一說，我們成賣什麼的了。”
阿伍嚴肅地說：“賣服務。這年頭，隻賣東西，不賣服務，什麼都賣不掉。”
我說：“那倒也是。”我沒心思跟他們多扯這些事，謝了謝阿伍幫我借房子，就走開了。見在露台花園裏不能安安靜靜打電話，公司大樓裏別的地方也不夠私密，我覺得不如先去找經理袁大頭銷假和告別，然後再下樓給玲姐打電話。
走到袁大頭辦公室門口，敲了敲門，裏麵隔了一會兒才有人說：“請進。”袁大頭即使一個人在辦公室裏閑得無聊，你去敲門，他還是要隔那麼一會兒才吭聲。我很煩曾經在衙門裏流行過的這一套。記得哪一本書上見到過有關這種行為的心理解讀：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節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這一點，我經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門就推開，推敲一氣嗬成。但這一天，我決定滿足一下袁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