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阿伍後，我有點心煩意亂的。對玲姐的想念忽然升騰起來，帶著鼻子的記憶，舌頭的記憶，牙齒的記憶……身體每一部分對她的記憶一起升騰起來了，直衝頭頂讓我很不好受。我已經二十多天沒跟玲姐親密接觸過了。離開醫院後，有十多天沒見過麵。第一次從青塔回來後，我們連電話都很少打了。
每次打電話，我都盡量表現得平靜而客氣。像很多男人一樣，我慢慢學會了讓看不見的傷口僅僅呆在看不見的地方，讓時間去慢慢愈合它。當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我那種平靜和客氣，對玲姐來說也就是生硬和冷淡。有時候，我在北京，我會在手機中說我不在北京。我沒開會或談業務，我會說我在開會，或在談業務。我說一會兒再給她打過去，一會兒過後我並沒有給她打過去。我知道我要想恢複過來，必須盡量離她遠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說狠話，完全不理會她，甚至傷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靜中積蓄的痛苦突然爆發了出來，心中的舊創迸裂，這時候才知道當初的根紮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顯然，要挖開血肉清除她的根須，不是很容易辦到的事。誇張點說，有時候我真想就這樣痛死掉算了。不誇張地說，有時候我真有點奇怪我為什麼沒有殉情自殺？在人們通常形容的“肝腸寸斷”的痛苦中，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找點什麼止住這樣的疼痛。我去三裏屯酒吧喝得爛醉，出來的時候倒在街邊就睡死了，醒來後發現身上飄了一層落葉。沒幾天，又喝醉了，趴在一個小姐身上撥通玲姐的電話大哭不已。有一次還在玲姐家的樓道裏坐了一夜，把一個夜班女工嚇得尖叫起來，看見玲姐家的燈亮了，我趕緊逃走了。接下來一個星期，我總覺得玲姐在跟蹤我，有幾次驀然回首，看見一個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著口罩遠遠地走在我後麵，想細看時，就看不見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經過敏，看花了眼，還是她真的在跟蹤我。那個星期北京爆發了流感，81．3％的人（報紙上說的）戴了口罩。我顧不上流感，顧不上業務，顧不上房東催房租，好像隻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塗。好像我需要的隻是：失憶或糊塗。
我記得一本什麼書上說過，很多人都有一種倒下去舒舒服服躺著的**，當打擊襲來，這種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實，要他們再堅持一下，他們並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說那個打擊隻是他們倒下去的借口。這個結論，是20世紀60年代一幫精神分析專家研究出來的。更早一些時候，19世紀小說大師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經發現了這一心理現象，他描寫過一個窮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敗歸結到妻子的嘮叨上。嘮叨這個具體細節，也許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這樣寫的，請原諒我偷懶沒去查證。反正大概意思是這樣。想起這一切，想起我“失戀”後的種種表現，寫到這裏我不禁暗暗心驚。我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有過那種隱秘的心理傾向。
秋天的一個上午，這個上午真可以稱得上秋高氣爽，陽光燦爛，我從一個客戶那裏出來，趕往另一個客戶那裏的路上，忽然對這種兩手空空跑來跑去的日子厭煩無比。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就算是有錢賺，也一定會讓我厭煩。我決定不去客戶那裏了，決定去醫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門口瞄一眼。她本來出院了，前些時又住了進去。我不知道她是舊傷複發了，還是又受了新傷。
坐在地鐵裏，我琢磨了一會兒那個穿鐵鏽紅皮夾克的男人，那個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樣追到玲姐的。接著，又覺得過程是怎樣並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鐵鏽紅皮夾克一直堵在心裏扯不出來。我剛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給我買一件鐵鏽紅皮夾克，我一看價錢可以抵掉我一個月工資，就告訴她，鐵鏽紅對我來說太招搖了。其實，我知道隻要配好褲子，鐵鏽紅皮夾克倒是能穿出一點特別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給我買的，這天穿的襯衣，係的褲帶，腳上的鞋子，也是她買的。內褲拿不準，我隻穿一個牌子的內褲，我買了一些，她買了一些。如果要徹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跡，內褲是一個問題。其實別的衣服也成問題，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機裏洗過，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種洗衣粉的氣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釘過的。想起這些，心裏麵又有一些地方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