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那兩個拿人命換錢的家夥，直到東窗事發，才停止了罪惡行徑。我不能照實寫來，那樣的話，就顯得太黑暗了，太沉悶了，也太讓人感到絕望。我必須用理想之光照亮這篇小說，必須給人心一點希望。從全人類目前的現狀來看，在工業化飛速發展的今天，頭腦高度發達的人類似乎已經無所不能，人類能上天，能入地，能潛海，還能克隆牛，克隆羊，克隆人等。可以說人類在科技層麵是大大進步了，甚至每天都有發明創造，每天都有新的進步，仿佛整個地球都容不下人類了。可是人的心靈呢？人的靈魂呢？是不是也在隨著進步呢？大量事實表明，人心進步一點非常艱難。科學技術的進步有時不一定能改善人心，反而把人性的惡的潛能激發出來，導致資源爭奪不斷，局部戰爭不斷，汽車炸彈爆炸不斷。這時作家的責任就是堅持美好的理想，提醒人們，不要隻滿足於肉身的盛宴，還要意識到靈魂的存在，讓靈魂得到一定關照，不致使靈魂太墮落。我給小說起名《神木》，除了早期有些地方不知煤為何物，把煤稱為神的木頭，也是想說明世界上任何物質都有神性的一麵，忽略了物質的神性，我們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會陷入愚昧狀態。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會走出生物本能的泥潭，逐漸得到升華。
在《神木》這篇小說中，我的理想體現在有限製、有節製地寫了其中一個人的良心發現和人性複蘇。一個人急於把騙來的孩子打死，另一個人卻遲遲下不了手。這個人也有孩子，他的孩子也在讀書。由自己的孩子聯想到被騙來的這個孩子，他對這個孩子有些同情。他想，他們已經把這個孩子的爹打死了，如果再把這個無辜的孩子打死，這家人不是絕後了嘛，這樣做是不是太殘忍了。所以他找多種借口，一次又一次把打死孩子的時間推遲。他說，哪怕是槍斃一個犯了死罪的死刑犯，在槍斃之前，還要給犯人喝一頓酒呢，他建議讓這個孩子也喝一頓酒。酒喝過了，他又說，這個孩子長這麼大，連女人是什麼味都不知道，帶他去按摩一次，讓他嚐嚐女人的味吧。於是，他們又帶孩子去了礦區街邊的按摩店做了按摩。至此，這個人可以把孩子打死了吧。按照這次分工，這個人負責把騙來的人打死，另外一個人負責和窯主交涉，要錢。可是，他還是不忍心把這麼一個純真的孩子活活打死。後來，他在井下做了一個假頂，也就是用木頭支柱支起一塊懸空的大石頭，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讓石頭掉下來，把這個孩子砸死。這樣在不知情的人看來，這個孩子是被冒頂砸死的，不是因為別的原因死的，他心裏會好受一些。在他冒著危險做假頂時，另一個人不但不幫忙，還站在一旁看他的笑話，諷刺他，說他是六個指頭撓癢，多這一道。他把假頂做好後，另一個人來到假頂下麵，說要試一試假頂做得怎樣。他說可不敢試，弄不好，他們兩個就會被砸在下麵。說著，他用鎬頭對另一個人甩了一下。這一甩，尖利的鎬尖打在了另一個人的耳門上，耳門那裏頓時出了血。另一個人以為對方要把他打死，換錢，兩個人在假頂下扭打起來。扭打中碰倒了支石頭的柱子，石頭轟然而下，反而把兩個害人的家夥都砸死了。臨死前，做假頂的人對孩子喊，讓孩子跟窯主要兩萬塊錢，回家好好上學，哪兒都不要去了。結果是，孩子上井後對窯主說了實話，窯主隻給孩子很少的一點路費，就把孩子打發了。直到最後，我都讓孩子保持著純潔的心靈，沒讓孩子的心靈受到汙染和荼毒。這也是我的理想所在。
導演李楊在把《神木》拍成《盲井》的過程中，下了不少礦井，付出了不少艱辛，我應該感謝他。但我對電影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比如：他讓兩個家夥嫖娼之後，在歌廳裏大唱“掀起社會主義性高潮”，這在小說裏是沒有的，我認為沒有必要。再比如：電影收尾處，他讓孩子說了假話，得到了兩萬元賠償，這也有悖於我的初衷，我的理想（待續）。
[ 作者係北京作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