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父親還是在這所學校執教，並擔任該校的副校長。教學之餘他把《薩迦格言》譯成了漢文。現在也有《薩迦格言》的漢文譯版，如果父親當初同意出版，我想與現在的譯本風格迥然，畢竟翻譯是再創作，我的父親有很深的國文底子和紮實的古典文學功底，再加上他對佛教的諳熟，肯定是經典的譯作。後來我從他的殘存的遺稿中發現，其實他涉獵的範疇很廣，還把四書五經的一些章節譯成了藏文，他偏愛魯迅先生的雜文，把好幾本魯迅的雜文集子，譯成了藏文。還有用漢文評點《紅樓夢》的讀書筆記。
有出版社知道他編纂《漢藏對照詞典》之事，先後兩次派專人來洽談出書的事宜。都被有言在先的父親一一回絕了，還是要等到他過世後再出版，不願被名所累。可惜他的這一固執決定，使他嘔心瀝血一生的勞動成果頃刻間化為了烏有。
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個破四舊呼聲很高的年代裏，父親成了造反派實行專政的對象，為他冠以幾頂帽子——反動文人、現行反革命分子、北洋軍閥時袁世凱的爪牙、特務等罪名。父親受到了批鬥，也被趕下講台。首先造反派破四舊，把父親的書全部抄去了，當時用生產隊的馬車整整拉了五車，書就堆在大隊院中央。大隊的院子離我家隻有二十幾米之遙，父親先是為書送注目禮，直到書逸出他的視線，他又攀梯登上房頂拄杖觀望。他非常清楚這些書的厄運就是一把火，隻見煙霧嫋嫋騰空而起，造反派們的口號喊得錚錚有辭，幾丈高的火苗躥起來。被火苗卷起的紙灰，像黑蝴蝶一樣盤旋起落，像是為祭奠這些書，又像書的精靈輕盈曼妙飛走了。不知父親當時的心情是什麼樣的。後來聽阿媽講，父親從房頂走下來時，滿麵淚痕，臉色青灰，站在門口看著搬空的房子，像精神失常一樣愣了半天才進屋。阿媽說她是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我想這是父親一生中的第二次劫難（第一次是被郭麻逼迫還俗）。父親多年積攢的財富——《漢藏對照詞典》的底稿，各種藏文經卷典籍，被父親視為寶，被阿媽看做既不能吃又不能用的紙，化為灰燼了。這是父親奉若神明的信仰徹底遭到了顛覆。我不想評估這損失對後世有多麼深重，但我體會父親當時的心情，我隻能借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來表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涕下。”對於父親的精神產品和精神財富的消失，這首詩最能恰當的注解他的遺恨、他的孤獨、他的無奈、他的無助、他的困惑，讓一把火燒得空空如也。好在父親是個佛徒，他既沒有瘋，也沒有自絕。
“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的處境是造反派招之即到，揮之即去，本來與社會一貫保持低調的他，更加消極，幾乎過著隱居的生活，隱於喧囂瘋狂的年代，隱於狂亂騷動的人群中。父親特別鍾愛陳氏太極拳，從年輕時開始作為他強身健體的主要鍛煉項目，這一習慣堅持到他臨離世前的一個月。他常年在學校的樹林裏打太極拳，造反派又拿這事揪尾巴，不得已，父親隻好改在屋子裏。另外他也練氣功、靜坐，每當揪去批鬥時父親暗暗運氣，造反派們抱著拳頭抱怨說：
“這反革命的身體是石頭，砸疼我自己的手了，最好不要輕易動拳。”
父親也免去了許多皮肉之苦。
1974年我托回上海探親的同事給父親捎買了一件鴨絨背心，他珍愛如寶，直誇製造工藝的精細，我想他也大概回想起那個年代，他給我縫製的雕絨背心了吧。
看看這輕暖的背心，我也想起了那件雕絨背心，渾身漏毛的滑稽狀，給我那苦難的童年增添了喜樂的元素。
這件現代版的鴨絨背心，陪父親度過了最後的歲月。父親一直有一種羽絨情結，他歎服的是絨毛脫臭技術和細密的麵料加工。我買這件鴨絨背心，算是還願了父親的這一情結。這使他有生之年僅有的微薄的奢侈享受。
1978年，父親走完了他坎坷悲苦遺憾的一生，平靜地離開了人世。臨終的遺言是要實行天葬。這既讓我們感到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對於一個漢族人來說，落葉歸根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可作為佛徒，他完全接受了藏傳佛教中提倡的完成人一生最後一次“布施”的訓導，體現了他對生死的超然和達觀的態度，那就是把自己的肉體獻給神鷹，讓靈魂回歸蒼穹回歸大自然的生死觀。
幾個月後為父親昭雪平反的文件下達了，遺憾的是父親沒有等到這一天。
1980年我到父親的故鄉探親，見到了許多親戚，叔叔告訴我，當年那位崔家小姐也是1978年去世，比父親晚幾天。由於出身不好，在那個階級血統論的年代，受盡了磨難，一生過得淒涼悲哀。
新中國成立後，久美被寺院派往青海塔爾寺深造學習經文，路過西寧，找到了救命恩人的家人，看到了馬海龍年邁的老母親和妻兒，全家人抱住久美哭成一團，他們把對馬海龍的懷念都轉注在久美身上，馬海龍的老母親一再說：
“看到你，就像見到了我的乎塞（馬海龍的小名）。”
他們一直保持著往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