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郭子信他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一直被關在牛棚裏，一直被批鬥，甚至成了專政的對象。其實那時，我爺爺他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在那個腥風血雨的年代，他連享受自己應該享受到的待遇也被剝奪了。
一九七0年，我爺爺被發配到了五七幹校。到了一九七一年，也許是因為林彪事件，一些老幹部們得到了解放，爺爺他也趕上了這個機會，他又回到了工作崗位，他還是一名主管政法的領導幹部。這個時期，爺爺的日記寫得已經相當有水平了。
……主持工作以後，我遇到了這樣一件事，就是我的那個老鄉劉允。他在入獄後的第三年，被判處無期徒刑。這應該是死刑之後最重的刑罰了。文化大革命前，劉允沒有改判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似乎很漫長。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二十二年過去了，但這二十二年好象在不經意間過去了。毛主席說，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何況這二十年的時間。現在，劉允還在監獄裏服刑。聽管教們說，劉允的表現還是不錯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們找他，向他交待，隻要他能揭發出我的罪行，尤其是解放前的那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他就能得到釋放。麵對著這樣的誘惑，劉允沒有說一句對我不利的話。這讓我很感動。憑我現在手中的權力，我可以釋放他。因為他服刑的期限快要到了，如果不存在什麼別的違法的事情，應當釋放。但是，我考慮再三，最終沒有同意釋放劉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小將們造反，破四舊，立四新，抄家遊街。那時候，他們想造誰的反，就造誰的反，想批鬥誰，就批鬥誰，一時間可謂天昏地暗，連公檢法也被衝擊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沒有了。折騰完了地主老財，批完了走資派和保皇派，他們也沒有忘記關在監獄裏麵的漢奸和戰犯劉允。他們幾次跑到監獄去要人，要把他拉出去批鬥，將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時，我們監獄有一個原則，再動亂，監獄也不能亂，不能讓那些刑事犯罪分子借著動亂的機會逃出監獄，跑到社會上繼續犯罪作案。所以，紅衛兵小將到監獄要人，我們都沒有答應，都給婉言謝絕了。如果在那樣的年代，在那樣動亂的情況下，把劉允釋放出獄，他肯定不會有好下埸，必死無疑。再說，劉允釋放以後，生活上也沒有什麼著落，監獄裏雖然生活條件極差，但畢竟還餓不死人。關於暫時不釋放劉允的，是我做出的決定。劉允本人也沒有提出什麼疑義，也許他已經忘記了時日，忘記了年份，他好象也習慣了鐵窗生活，從來也沒聽說他有什麼不好的表現，當然也沒有什麼立功的表現。中國有句老話，腳上的泡都是自己輾出來的。一個人的命運如何，不要怪罪於誰，一切都要當於他自己。
一九七三年，這埸政治運動並沒有停止。因為身體的原因，我不能再在工作崗位上幹下去了，我再一次提出退休的要求。領導上也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告老還鄉了。但我有一樁心事，那就是劉允還關押在監獄裏。說起劉允，我的內心也挺矛盾的。我和他是從小光著屁股長大的夥伴，當年，如果我象他一樣，那樣有腦子，有膽量，也許我也會象他一樣，出國留學，回國當縣長……我們倆走的路不一樣，他的一生是那樣大起大落，有過人上之人的輝煌頂點，也有過失意遭受苦難的囚徒生涯。在我即將告老還鄉之時，監獄管理局的同誌找到我，還是關於劉允的服刑問題。按照當年判決的結果，劉允將來肯定會死在監獄裏。在我要離開之前，我應該把這件事處理好。
在那當時,對劉允這類罪犯上麵是有精神的.如果將他釋放，劉允依然不估有好結果。不釋放，就讓他在監獄裏麵呆著。也許在監獄裏的時間太長了,不僅政府忘記了釋放劉允，劉允自己也忘記自由.他把監獄已經當成了自己的家。在處理劉允的這個問題上，我當時絕對是處於保護他的目的，是一片好心。如果那時候將劉允釋放，他頭上頂的那兩頂曆史反革命和現型反革命帽子，革命群眾也會將他置於死地。監獄裏沒有自由，但相對外麵的世界，這裏卻非常安全。當時，我就是這樣一個目的，沒有任何個人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