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一天，突然有人告訴我，王先生他去世了。當我趕到先生家的時候，先生他已經走了，永遠地走了……王奶奶拉著我手，她告訴我，她也沒想到王先生會走得這麼突然。因為在他臨死之前，一點死的征兆也沒有，先生手裏拿著一支小大由之的毛筆，蹲在炕角上練習寫字呢。到了吃飯的時候，奶奶喊先生吃飯，一喊他沒有答應，二喊他還是沒有答應。奶奶走到跟前，隻見先生的手裏還握毛筆，她想把先生手裏的毛筆取下來，可是，取了幾下，居然沒能取動。她一直認為先生睡了，沒有死，因為先生的手裏還握著毛筆。可先生他死了……
我難過極了，我心中的悲痛隻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成家以後，有了孩子，我去先生家的次數少了許多。要不然，我不會在他彌留之際，沒能與先生見上一麵。
王奶奶告訴我，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訴你。你大爺他不是那種討人嫌的人。你媳婦坐月子生小孩的時候，他到你們家去過，你記得這事嗎？
我怎麼會忘記呢，先生是去給我媳婦送小米的。
坐月子的產房是不許別人進去的，可是，你大爺有一個心願，他非要去你們家。他告訴我，清貧的老頭進產房，日後造就狀元郎。
我哭了，我再也忍不住，我失聲地痛哭起來。我的先生，我的爺爺，你永遠活在我的心裏。王先生給我寫過許多字，我都把它當作珍貴的藏品保存了起來。先生已經謝世二十多年了，有人找到王先生的後人，想找王先生的作品，為他出一本書法集。先生的後人沒有保存好他的作品，他們找到了我，他們在我這兒找到了先生的作品。至今，我仍然精心地保存著先生的作品，我將永遠保存這些最最珍貴的作品。如果讓我給王先生做一個評價，我用菊花來比喻先生的一生，他沒有活過八十歲，他的一生充滿了霜雪寒苦。
我接觸的第三位金州老人，就是劉占鱉先生。劉先生在我的記憶當中，是挑大糞的農村人。其實不是，劉先生是金州城裏非常有輩份的藝術家，他早年畢業於長春藝術學院，是唯一的科班出身的書畫家。建國以後，他在大連市群眾藝術館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時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從此下放到了金州三裏村，挑起了大糞。
也許是一種天性或者說是本性，我從來也不岐視劉先生這樣挑大糞的人。有一次，我手裏拿著王先生送我一本王文治的小冊子，劉先生看到了以後，大加讚賞，他說，王文治的東西好啊，好好學吧，夠你一輩子學的。
劉先生很早就對我有了印象，而且是非常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的後期，挑了三十年大糞的劉先生再也不挑大糞了。三十年來，他從來也沒有放棄對藝術的追求。先生的篆刻藝術可以說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一九二四年，中華書局就為先生出版過《承遠蘆印譜》。領導人到新加坡出訪，用的都是先生為李光耀鐫刻的圖章作為禮物。
先生後來中風，右手已經不能執刀。先生一直想為我刻一方印，我一直沒有答應，我知道，治印是需要用力的，我不忍心讓先生為我出力。先生為我畫了畫，也寫過字。應我的邀請，他還為金石灘寫過詩文。
劉先生是一百零二歲才仙世的，直到謝世時，先生的頭腦也非常的清醒。在他生前，我曾經與他有過許多次談話，他雖然是位百歲老人，但他的思想一點也沒有蒼老之感。他能說得出許多讓我感到震驚的話，他也非常善解人意。我從事寫作以後，並沒有疏遠書畫。隻要我與他見麵，他總有說不完的話。當年康有為到金州來的時候，住在金州城裏的老爺廟。他召見的人當中，有南金書院的大學長孫寶田，當年的孫先生隻有十幾歲，而劉占鱉才九歲。康有為的風采，康有為的學問，以及他為金州名勝的題詩作畫，在劉占鱉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記憶。
劉先生就是一棵不老的青鬆。活著的人們不是願意尋訪活神仙嗎？劉先生這樣的人就是活著的神仙。非常遺憾，我沒有師從於劉先生，學習篆刻，學習繪畫。但是我學到了劉先生的品質，他就是我的人生榜樣。我喜歡孩子，我更喜歡老人，因為從他們身上我們能看到未來我們的歸宿。
什麼是人生？這就是人生。什麼是修成正果？這就是人生的正果。金錢財富，名利地位，我認為活著就是人生的勝利。你擁有再多的財富，你能當上再大的官，但是，你死了，人家卻活著，而且能活到一百歲，甚至更長……
道若苦道便無道，行當難行亦不行。在我們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們走的應該是一條捷徑，而不是艱難而曲折的道路。人生的道路確實有捷徑，是我們自己把它設計得複雜了。在我的朋友們當中，好多人都喜歡喊累。喊累的人一是他們喜歡做作；二是他們真的愚蠢透頂。
在寫作《最後一個戰犯》這部書的時候，我從書中這個主人公的身上也感覺到了，這個老人經曆了那麼多的磨難，依然活著，而且活得如此健康。與他相比，太多太多的人不是想不到，而是做不到。盡管他們家族的人都不太喜歡這個長輩，但我卻喜歡。他不管做過什麼，都好象是在做遊戲。其實我們不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