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後不久，金州城裏城外的地富反壞右幾乎統統被打倒了。那年月，出身不好的人成了過街的老鼠，幾乎沒有能逃脫批鬥遊街的遭遇。但是，在那個大環境裏，卻沒有人給戴著高帽子遊街批鬥的。在整個金州城，隻有金先生一個戴著資本家帽子的人，沒有人去碰他一根毫毛。
因為我喜歡寫字，喜歡畫畫，金先生很喜歡我。我小的時候就得到過金先生的關愛，這關愛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關愛，他對我的關愛是一種精神，或者說是心靈上的關愛。我在他的麵前從來也沒聽他說誰的一句不好的話，他總是那樣和善，甚至從來也不大聲說話。因為金先生排行老二，我稱老人為二爺。再後來，我在書法和繪畫上並沒有得到過金先生的真傳。但是，我得到的，遠遠比技藝上的東西要高遠精深。那就是一種精神，一種魂靈。否則，我也不會成為一名作家。
我曾經在遼寧日報上寫過一篇金先生的文章，叫作《何故多情偏不語》，我心目中的金先生就是的株蘭花，他是那樣的高貴，那樣的優雅，那樣的清秀，那樣的飄逸。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腥風血雨的歲月，那些幾乎近於喪心病狂的人們也沒有碰金先生一指頭，金先生在人們的心目當中有多麼的神聖。
我敢說沒有人得到過金先生的真傳，那是為人修身養性的真傳。而我得到了，雖然我不那麼富有，我也不想那麼富有，可是我的那個現實之外的世界又是誰能享受得到的呢？沒有人象我這般幸福，因為通過老人的神思，我已經事先悟懂了世事，悟透了許多世人不解的迷。老先生雖然生活在那個世界，但是我與他交流的時候，我根本就沒覺得金先生謝世了。金先生是九十六歲的高齡乘鶴仙逝，這是他老人家修來的正果。
除了金竹三先生，還有王克清先生。我曾經跟著王克清先生學習過書法，王先生非常本份守法，從來也不多說一句話。在文人眾多的金州城，王克清的書法也是上乘。我和王先生的交往也始於文化大革命，年輕人過盛的精力無處渲泄。認識王先生，是通過金先生的引薦。開始的時候，我能從金先生那裏看到幾麵碑貼。看過了之後，我便把碑貼還給金先生。過了幾天，金先生再借給我幾頁。後來我才知道，真正借給我碑貼的人就是王克清先生。
王先生的日子過得就沒有金先生那般瀟灑，那樣輕鬆。他和老伴兩個人沒有生活來源，他每天都要為生存而忙碌。我不會忘記我走進王先生家的情景……那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小院落，一道小石頭砌成了矮牆，牆上麵爬了薔薇花。院子不大，收拾得幹淨利索。有土的地方栽種著花草，還有各種各樣的蔬菜。甬路邊上生長著一種名叫喬蘭的花，關於這種花，王先生的老伴還給我講了一段有意味的愛情故事……古時候，有一對相親相愛的青年男女。他們天天在橋頭約會見麵。可這一天晚上，天突然下起了瓢潑的大雨，姑娘心裏想，這麼大的雨，小夥子也許不會到橋頭去了？於是，她也就沒有到橋頭上去。她萬萬沒有想到，小夥子沒有怕雨水，而是去了橋頭。他在苦苦地等待著姑娘的到來。橋下麵的水漸漸地向上漲著，小夥子一點也沒有察覺。洪水漸漸地淹沒了橋頭，小夥子被洪水衝走了。第二天，姑娘知道了這個消息，她哭泣著也跟隨小夥子投進了河水裏麵。後來，就在橋頭這個地方，生長出了這一種花。人們為了紀念這兩個年輕人，就把這種花叫作“橋蘭”。
這雖然是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愛情故事，但是王先生和王奶奶卻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去王先生的家裏，王奶奶她就戴著老花鏡地細細地閱讀《紅樓夢》。這讓我非常感動，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年紀的人讀這樣的書，而且讀者竟然是個老太太。
為了生存，王先生時常去趕海，去撿垃圾。我為了能幫助老人一點忙，我就把我每個月發下來的六斤工種糧票送給他們老夫婦。他們也很感動，常常這樣感慨，老飯類嘍，一口也不少吃。他們家裏要是做了好吃的，一定把我請到他們的家裏，與他們一起分享。
王先生的書法師從清代學者王文治，結構嚴謹，字跡飄逸、清秀而飽滿。我那時在一個工廠上班，隻要有空，我就到王先生的家裏去。王先生也毫無保留地教我寫字，給我指導。我小時候就喜歡書法，隻是那時候並不懂得書法。寫仿的時候，老師讓我們把字貼放在仿本的下麵，然後用毛筆一筆一劃地描。我不願意這樣寫，我把字貼放在眼前，用毛筆直接一筆一劃地照著寫。別的同學描出來的字老師給他們劃兩個圈。而我寫出來的字，老師全部給我劃三個圈。從小學四年級起，我就是學校牆報組的成員，與高年級的同學一塊寫板報。
記得我兒子出世的後，我忙碌得也連續幾天沒有到王先生家裏去。媳婦坐月子，我要照顧她，還要上班。可是，有一天，王先生突然走進了我的家門。我沒有想到王先生會在我媳婦坐月子的時候到我家來。他手裏拎著一袋小米，讓我給媳婦熬小米粥喝。先生對我象他的親人，看我腳上沒穿襪子，他甚至給我買過尼龍襪子。有了孩子以後，我去先生家裏的次數漸漸地少了，甚至十天半月也難得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