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證據會找到的，開始的時候，大多數的人隻是觀望，在狀子上簽名的人有五百多人。現在可好，兩千多名工人已經全部加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實我並不願意卷入這件事情當中，可看到這麼多工人，我覺得正義應該在他們一邊。
還有他們籌集的兩萬多塊錢。你也希望得到這兩萬塊錢。是吧？
劉允晃了晃腦袋，如果真的把國營農場的問題解決了，我應該收下工人們送給我的錢。但我現在不能說錢的事，我如果一心為了錢，我也不值錢了。
我要走了，我說等我到了省城以後，安下身來，第一件事就是告訴他電話號碼。給他安裝的這部電話，就是想和他經常說說話。
劉允他也明白我的心思。
我真有要走了，我走到劉允老人的跟前，雙手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這麼長時間，我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我們倆也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麵對麵。什麼是鶴骨童顏？我從握手的感覺，從老人的臉上就能看得出來。尤其是從那雙眼睛裏麵滲透出來的神情，不是渾濁，不是蒼老，沒有人生的積累，也沒有歲月的沉澱，那裏麵洋溢的是孩子一樣的童貞……我似乎尋找到了劉允老人長壽的答案。其實人就應該這樣地生活著……
尾聲
工作之餘，我無意間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九七五年，國家特赦的那批戰犯已經全部死亡。歲月象一條河，總是要往前流動的，不可能在河流當中留下一股溪水。曆史也是一條河，它不可能保留住哪一個時間段。人生也是一條河，所有的人生都要流向一個目標，那就是人生的終極世界。
我想做一個更正，那一批戰犯沒有全部死亡，有一個當年的戰犯依然活著，他今年已經九十七歲了，他就是劉允。材料當中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紕漏，這不難解釋，因為劉允他是一九七九年才得以釋放的。不是寫材料的人把他給忘記了，而是在那份花名冊上根本就沒有劉允的名字，沒有人把他當作戰犯。
並不是要更正，我信手拿起筆來，在材料上這樣寫著，劉允，最後一個戰犯，他今年九十六歲，再過幾個月,他就九十七歲了.他一個人生活,住在五金縣三十裏堡鎮，靠著給人寫狀子打官司為生……
後記
我的家鄉就是金州區的三十裏堡，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就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十四歲那年，我升初中考試時，我的數學，語文竟然考了滿分。那時候，我就喜歡舞文弄墨，寫作文時引用了陶鑄散文《岩石頌》裏的話，在政治上被打了零分。永遠也不會有人相信，我竟然竟然被拒之學校的大門之外。這在我的老家，在學校引起了一埸不小的風波，要知道我那時候不僅學習成績優秀，我在學校還是少先隊的大隊長。在我老家東西馬圈子，一共生活著四十多戶人家，文化大革命前，一共走出山村七個大學生，而我們姓劉家的就出了三個。在我們劉姓家族中，崇尚文化，崇尚教育也是我們家庭的傳統。所以，在我少年時期，不能繼續求學深造對我的一生來說，是一次無比沉重的打擊。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好象沒有臉麵見人，想想我的在北京，在沈陽求學的前輩們，我真有一種無地自容的感覺。天天早晨天不亮的時候，我就趕著羊從村子裏走出來，來到山坡上，來到小河邊，來到沒有人去的地方，一個人默默在撫慰著心靈上的創傷。直到天色黑下來，路上已經沒有人的時候，我再趕著羊回到家裏。家裏人好象也能理解我，沒有人責怪我。愈是這樣，我自己愈是不能原諒自己。
後來，我來到了小蓮泡農場幹活。所謂的農場工作，幹的就是鄉下農民幹的活。因為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在農村出生，在農村長大，對於幹農活，我從來也沒有打怵。耕地，播種，挑糞，鋤草，插秧，割麥子，包括育果育苗。放下這些活計，我也喂過豬，也放過羊，還溜過馬。也許你不相信，我會趕鄉下的車，無論是驢車、牛車、還是馬車。八年時間，我天天從日出幹到日落，歲月把我給磨練成了一個身高體壯的男子漢，我長成了人堆裏少見的一米八十八的大個頭。
那時候，我不怕勞動，我怕的是鄉下的那種枯燥無味的生活。
有一天，我的老叔從他的同學家裏借到了一本《說嶽全傳》。這是我第一次讀到大部頭的書，我也是第一次讀到這麼有趣的書，那一個晚上，我沒有合眼，我一鼓作氣，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完了，我好象吃到了一頓從來也沒有吃過的飽飯，好飯。我的心裏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有無比美好的精神世界，她就是文學。
從那以後，閱讀成了我的習慣，沒有書讀，我把姑姑叔叔們讀過的中學課本的教材找出來，左讀右讀，讀來讀去，反來複去地讀。這就養成了我的讀書習慣，四十多年來，無論走到哪裏，我在晚上都要讀書，不讀書就無法入睡，不讀書就覺得少了許多東西。後來自己有了經濟來源，有了收入的時候，《收獲》、《人民文學》、《萌芽》等文學刊物是我的必讀之物。直到現在，閱讀也是我的一項重要人生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