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金州長在金州，五十歲以後，住進了大連市內。從我懂事的時候起，我的長輩們，鄰居的爺爺輩的人們就給我們講日本的乃木大將用刀砍下兒子腦袋的故事。他們也講金州，講碼頭的故事。走上文學道路之後，讀史書才知道，乃木的兒子並不是被父親砍下腦袋而死。老人們為什麼要講這樣的故事呢？我一直想寫一部有關大連地域文化的文學作品，我也知道，從俄羅斯的斯契潘諾夫寫《旅順口》一書開始，就一直有人在寫有關大連的文學作品。完全的紀實無法表現，但純粹的虛構似乎又少了份量。我想起了我聽來的那些故事，故事之所以流傳，就是因為它的生命力。我把我所有聽來的故事統統寫進了我的小說，也可以說我的小說完全是在講故事。我五十九歲了，我為什麼不能忘懷百年前的這段曆史。當年，我的祖輩為什麼千裏迢迢從山東來到關東呢？說到底，他們就是為了生存。成千上萬的山東人來到了關東這塊土地，落腳謀生。記得我的外祖父說過，我們老家是中農，隻有六畝地，卻要養活全家十幾口人。那地侍弄的連一塊指甲大小的石子也沒有，這地就像一個生了太多孩子的女人，貧瘠的她長出的莊稼也難以養活一家人。
家裏喂養的那頭毛驢，從來沒吃過高粱，它吃的最好的飼料卻是外祖父挖來的苦菜。闖關東除了謀生之外，這種移民形式更是一種進步，應該是向文明靠近。記得文革初期，我們請來了一個老碼頭工人，他是在紅房子住過，並在碼頭上當了許多年的小杠。他在給我們憶苦思甜時，一會兒聲淚俱下，一會兒又是津津有味地給我們講小杠們在碼頭上的那些樂趣和輝煌，他們出大力，他們也掙到了大錢。裝船卸貨幹撂件子[計件工資的一種形式]，他一個月掙到手裏的錢能買到一輛日本的功田自行車。後來，我接觸的幾個碼頭上的老搬運工人，從他們的言談當中，我能感覺到，在那個時代，在碼頭這個特定的環境，他們出過大力流過大汗，他們吃過大苦，當然，也有過他們的樂趣。講起當年流傳在碼頭上的那些段子，生動而鮮活。
這些年，寫作的同時，我一直在探究大連人骨子裏的本源特質，他們有一種說不出緣由的自豪感，他們愛虛榮，要麵子，流行了許多年，至今仍在流傳的那句俗語，“苞米麵的肚子，料子褲子”也是大連人的自我嘲諷。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們，不可能不要麵子。老一代的大連人多多少少都能說幾句日語，都能講幾句協和語。相比起來，大連人有自己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範。與守家在地的山東人比起來，那些漂洋過海來到大連的山東人似乎更進化了一步。一百多年前，殖民地者向這裏注入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意識和技術。一百多年前，山東人來到了關東，日本人來到了關東，俄羅斯人也隨後來到了關東。中國人是為了謀生，而外來關東者他們是侵占侵略。他們通過強權武力，把我們中國人的財富裝進了他們的口袋。一百年後，當年的侵略者們又來了。
他們開著輪船而不是兵艦，他們手裏握著的不是槍炮，而是領先的科技和生意協議的單子。當年，那一船船的大豆高粱，煤炭木材運送到了日本。而如今，眼睛看不到的財富通過電子銀行轉瞬之間也由國內劃到了國外。有朋友無意間的一句話讓我震動，再過二三十年，當我們這一代人消逝的時候，恐怕再也沒有人知道大連的那些老故事了。我們本來就沒經曆，我們也僅僅是從老一輩人那裏感受而來。文革過後的八十年代，我曾經到港口去過，在局檔案室裏，我得到了許多有關碼頭的資料和素材。前不久，為了搜集素材，我又去過一次，港務局也改換了名稱。我從他們那裏沒有得到從前的資料，得到的是未來發展的規劃宏圖。我心裏挺不是滋味，我想，當年住在紅房子裏的人還活著那麼幾個，更早在碼頭上當過小杠的人恐怕已經不複存在了。一切成了過眼的煙雲，什麼故事也沒能保留下來，那才是這個碼頭的缺失，我們這個城市的缺失。
抗戰勝利六十周年之際，一家刊物約我寫一篇紀念文章，我說，我寫一篇一百周年的文章行嗎？對方同意了。我看過一份材料，許多日本現在製造的大型商船，如果遇到戰爭，這些商船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裝成輕型航空母艦。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們雖然沒有經曆戰爭，但是，不能沒有憂患意識。中國人的過失就在於擯棄了許多不該擯棄的，而拾起了許多應屬不屑的東西。四十餘萬言，講的都是故事，而且都是流傳下來甚至至今仍在流傳的故事。小時候，我問過姥姥，什麼是故事？姥姥說，故事就是瞎話。什麼是瞎話？姥姥說，冬天夜長，窮人家點不起燈。一家人坐在炕頭上，小人們聽老人說的事就是瞎話。我寫的是故事，你看得下去就看下去，看不下去，把眼睛閉上也就得了。有人說，大連是一座沒有文化的城市。我覺得這句說的有些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