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鳳偉：大學文科，將現代文學作為一個重要專業來設置，就那麼一點東西，幾代學人前赴後繼地研究來研究去，不妨統計一下，現代文學研究專著、論文有多少恐怕是個天文數字。據說目前全國有現代文學“在線”研究生十萬眾（不一定準確），再加上高校、研究所中的眾多專業研究人員，可謂是浩浩蕩蕩啊，說到底不還是在“啃”那麼一點點東西。可謂是高射炮打蚊子--不值得。資源浪費且不說，另外這樣也會將學術研究引人歧途，要麼抄風日盛導致學術腐敗，要麼像時下“紅樓夢”研究那般將小說當著史實來考證，又有何意義？
薑玉琴：“抄襲”、“剽竊”倒不僅是現代文學界所獨有，這關係到學術道德、學術規範，乃至於對從業者的考評體係等一係列的敏感話題。不過，資源匱乏，的確是現代文學研究應該勇於直麵的問題。十幾年前，在我剛剛進人現代文學這個領域時，就有人在為“資源”而憂慮；當然，也有人，列舉出一、二、三條證明現代文學非但沒有彈盡糧絕，還有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十多年過去了，沒有見到多少被開墾出來、有真正價值的“處女地”，更多的是換用一種新理論對老問題重新闡發一下的所謂創新成果。設想一下，拋開研究人員自身知識結構、人格修養不談，在一個沒有充分的資源保障，再加之沒有學術文章的發表老師不能評職稱，研究生不能畢業的壓力下，學術風氣能正常嗎？
尤鳳偉：那何必在一棵樹上吊死呢？
薑玉琴：照您的意思，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都應該下崗？尤鳳偉：怎麼會下崗？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加強對當代文學的研究。當代文學在“行進”中，加強關注會起到促進作用，意義非凡。
薑玉琴：其實已有不少人已經開始關注當代的作家與作品了。
尤鳳偉：其中就有您。
薑玉琴：對，我近幾年讀了不少當代作家，特別是新時斯；以後作家所寫的小說和詩歌的。事實求是的說，感慨很深。您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創作，中間沒有中斷過，到現在還是新作迭出的“在線”作家，您在這方麵比我更有發言權，請談談您對當代文學的一些看法吧。
尤鳳偉：“在線”作家可能有發言權，也可能最不好發言。
薑玉琴：怕招惹是非？
尤鳳偉：倒也不是，主要是不好講，很複雜。其實當代文學有兩個不同部分，一是所謂“十七年文學”，再個就是所謂的“新時期文學”。
薑玉琴：可以分別來談。
尤鳳偉：“十七年文學”的狀況人人都清楚，是特定曆史條件下滋生出來的。“十七年”是一個比“現代”更複雜、更嚴峻的時代，所謂極“左”（實則專製）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幾年一個運動：土改、肅反、反右、社教、“文革”，還有文藝界的“反胡風”、“反丁、陳”等運動，千百萬人死於非命，活著的也成了非人非鬼。據說在反“丁、陳反革命集團”運動中，諸多大師傾巢出去，進行揭發批判以至誣陷，這樣的背景、這樣的人，又能創作出什麼樣的“文學”？說句不好聽的話，所謂“十七年文學”隻是“一筐爛杏”。
薑玉琴：您對“十七年文學”是一棍子打死，一個不剩？夠尖銳的，看來您對那些被譽為“紅色經典”的作品也不感冒。算了，不糾纏“十七年文學”了，說說新時期文學吧。
尤鳳偉：說到新時期文學，很難用一兩句話來概括，比較複雜。走出“十七年”那片“沼澤地”，當代文學一度行進在現實主義道路上，盡管尚粗糙直露也相對軟弱，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也算得一個空前繁榮時代。但沒過多久，文學以“先鋒”的名義離棄了現實主義，開始了“現代主義”征程。這種轉變的後果在於過於私人化的寫作使文學越來越離開現實生活，喪失其社會意義。而一味沉醉類似“自慰”的敘述快感中，使得文學愈來愈遠離普通人的精神訴求，也遠離了文學本應具備的人文關懷與道義承擔。也正是基於這一點，文學失去了廣大讀者，如果說當代文學還算繁榮的話，那也是一種虛假繁榮，因為文學已因其自身的蒼白無力已在社會生活中變得無足輕重了。當然真實情況遠比我說的要複雜得多。作家隊伍複雜，這“後”那“後”的；再者，作品也複雜，這“派”那“派”的。也就是你們批評家所說的“多元”。
薑玉琴：“多元”的對立麵是“一元”。從這個意義上說，多幾個“後”和“派”也不是壞事。有的外國人認為中國當代作家時至今日還在進行著“鐵屋寫作”，您同意這種說法嗎？尤鳳偉：現在的社會比過去是有了很大的進步。至於“鐵屋寫作”，就算有，從前那是真正有形的鐵屋，現在是無形的。兩者差別很大，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