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災害開始了，糧食日趨緊張，副食也開始計劃供應，每人每月四兩清油，一斤肉，連堿麵和肥皂也要用購貨本去買，莫薑縱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來了。父親的單位裏，幹部們主動削減糧食定量，黨員帶頭，從三十斤減到二十八斤、二十四斤。父親說他每月有十斤糧食足夠了，為保險起見，他給自己訂了十二斤定量。依著父親的算計，在那些紅燜筍雞、清蒸鰣魚、燒鹿尾、烤羊腿以外，也真的吃不了多少飯了。單位領導沒有理會父親的想法，很理智地給定了二十八斤半，為此父親還憤憤不平，認為人家挫傷了他的積極性。
莫薑有些失落，有幾次我到廚房去找吃的，看見她挲著手在廚房裏轉，不知道該幹什麼。糧食按說不少，卻突然變得不夠吃，每月24號一大早就得到糧店排隊，買下月糧食。父親因了他的職務，每月多有供應，但極有限，無非是些黃豆和伊拉克蜜棗，有時是幾斤鹹帶魚。莫薑不會做鹹帶魚，她拿著那幹瘦的長條問母親，是用溫水發還是上屜蒸？我由此推斷，慈禧老太太是絕沒吃過鹹帶魚的。
連青菜也少見了，入冬，每戶每人配給了五斤糧票的白薯，一斤糧票買六斤白薯。我們家用架子車拉回一車，堆在院子裏，父親見了那些白薯高興地說，這回可以吃拔絲白薯了。
莫薑愁眉苦臉地說，四爺，拔絲好做，油呢？糖呢？
父親說他就是說說而已。
有人發明了用“雙蒸法”做米飯，據說可以多出三分之二的飯量。街道上推廣，母親讓莫薑去學，莫薑不去，母親去了，回來照章操練，把米先炒了再蒸，果然爆米花似的發起不少，母親很高興。莫薑說，米還是那些米，哄了眼睛哄不了肚子。
母親還學會了做人造肉，吃小球藻，淨弄些莫名其妙的東西讓我們吃。
那一階段，莫薑和母親常出東直門，到人家收獲過的地裏去撿剩兒。撿剩兒的城裏人挺多，老娘們兒們為半截蘿卜，一塊菜幫而打架。逢有爭執，都是母親出頭，莫薑不會吵架，她連大聲說話也不會，她隻會用頭巾遮著半張臉，在旁邊呆呆地站著。母親回來，得意地張揚著她的收獲，莫薑則一頭紮進廚房再不出來。好像一切都變了，都倒過來了，南營房窮丫頭出身的母親在此時此刻展現了她無可替代的優勢。
飲食問題變得越發嚴酷，不少人出現了浮腫，莫薑麵對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雞片、滑溜魚片，而是如何向我母親學做疙瘩湯，如何將豆汁飯做得黏稠膩糊。當我發現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個坑的時候，母親哭了，一向“順其自然”的父親也背過身長長地歎了口氣。
父親不順其自然也得順其自然了。
我們期盼著劉成貴送來豆汁，在饑餓麵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渾蛋”拿來的東西，也照喝不誤了。
粉坊成為了國營，還在生產著澱粉和粉絲，市麵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絕跡。劉成貴負責夜間看門任務，大約是本單位的職工，還時時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渾蛋”提著豆汁，邁著蹣跚的步子，進東直門，拐南小街，將豆汁送到莫薑手裏……我不能想象，如果沒有東直門外那個國營的粉坊，沒有劉成貴和那些隨時供應的豆汁，我那年邁的父親是否能熬過那艱難的歲月。
不知是我們家的豆汁救了莫薑，還是劉成貴的豆汁救了我們。
想起了莫薑的話：過日子，能說誰養活誰呀？
五
轉眼到了1966年，那年莫薑整七十歲，過完了七十歲生日莫薑提出辭工的要求。
莫薑已經沒有精力料理我父母親的一日三餐，劉成貴成了她生活的一大負擔，六十二歲的劉成貴早早地落了炕，癱瘓了。年中我給莫薑送錢去，是父親的意思，為的是不忘莫薑二十來年在我們家的好處。我在雜院的小南屋見到了劉成貴，見識了那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家，兩把椅子一張床，一個搖搖晃晃的桌子，桌上茶盤裏有兩個磕了邊的茶碗，一把有“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圖案的茶壺，正麵牆上貼著五年前的獎狀，是獎給民兵打靶第一名劉來福的。劉來福在京郊一家國防工廠當工人，自從當了學徒以後就淡出了這個家庭，在廠裏住集體宿舍，逢年過節也不回來，也不給家裏錢。我知道，以莫薑的恬淡性情不會和劉來福去計較，在我看來，那個是非小子能獨立出去也未必是壞事，有他在家裏攙和隻能是添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