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夕的中篇《隔雨紅樓》寫的是幾個都市女性之間的曖昧情感。她們都受過較好的教育，有著較好的個人素養。李吟在成長過程中母親對她的冷淡使她痛苦不堪，這深刻地影響了她成年後的感情和生活。李吟和思弦的惺惺相惜，既是同病相憐，也是互相欣賞。兩個從小受到傷害的女人互相從對方那裏感受溫暖，並溫暖對方。所以小說雖然表麵上寫的是同性戀，實際上反映了兩個從小失去母愛的女人對母愛和溫情的渴望。陳蔚文的短篇《盧苡的早春》（《上海文學》2001年第4期）說的則是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單方麵的愛慕。盧苡一廂情願地暗戀著同事於小芒，而當於小芒和師兄劉新星在一起已成定局時，盧苡的期待注定隻是一場夢，終究要醒來。盧苡和於小芒的關係非常接近於《隔雨紅樓》中李吟和紫千的關係。不同的是，盧苡隻有卑微的暗戀，而李吟，則另有她真正的“愛人”。這兩篇小說中的女同性戀現象，都隻是反映了女性對個人感情的自由選擇，與反抗男權社會無關，展現了與“五四”女作家們截然不同的書寫方式。
四
新世紀中短篇小說中涉及人與動物關係題材的小說很多。從這些小說不同的視角和維度，我們可以發現其背後所折射出的時代變遷和人與人的關係。王鬆的中篇《雙驢記》寫的是“文革”期間人與驢的故事。從整體上看，小說中的人封閉、自私而又麻木，這樣一群人所形成的氛圍提示了當時的社會狀況。馬傑對驢的虐待和懲罰折射出其扭曲的心理，而相比之下，黑七為兄弟黑六對馬傑所實施的報複反映了驢的重情重義，在看似荒誕滑稽的故事背後進行了對人性的拷問。《雙驢記》與王鬆早期以同樣年代為背景的小說“三紅”（《紅風箏》、《紅汞》、《紅莓花兒開》）有所不同。在“三紅”中作家有明顯的訴說衝動，而在《雙驢記》中，作家的敘述卻非常節製、內斂，如作家自己所說，“《雙驢記》的‘寫多說少’也是由這個故事本身決定的”。
在陳應鬆的中篇《神鷲過境》中，英勇的神鷲在村民丁連根的虐待和“改造”之下逐漸沒了脾氣，徹底淪為精神上的俘虜和誘捕的工具。與作家之後推出的“神農架係列”小說相比，作家對底層的關注在《神鷲過境》中也有體現。《馬嘶嶺血案》、《狂犬事件》、《太平狗》等多部中篇都傾注了作家對底層小人物的悲憫情懷，而在《神鷲過境》中，小人物丁連根的轉變則讓人為之歎惋。
賈平凹的短篇《獵人》則是從另外的視角來反映社會現象。用“獵人”的標題，無疑是一種反諷。小說中的“獵人”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獵人，因為他的目標是人，是漂亮女人，而不是動物。換言之，戚子紹這個“獵人”的目的是“獵”人。他連續幾次被狗熊“幹一下”，看似怪誕的故事背後蘊含了作家巧妙的構思和獨特的敘述技巧。“獵”作為小說的重要意向，具有豐富的所指內涵。動物、女人、權力、金錢，都可以納入到“獵”的對象之中，這也體現了作家“張揚意象”之意。與賈平凹的其他許多小說一樣，《獵人》也延續了作家對現實的關注。小說風格不像其前期作品華麗和優美，而是以平實、節製的語言進行敘述。而葉楠的短篇《最後一名獵手和最後一頭公熊》（《人民文學》2000年第5期）與《獵人》構成互文、互證。把這兩篇小說對比進行閱讀，饒有興味。與《獵人》一樣，《最後一名獵人與最後一頭公熊》同樣講的是獵人與公熊之間的故事。獵手與狗熊本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老獵手庫爾與公熊卻能化敵為友，互相敬重，和諧相處。森林的破壞使得公熊失去生存的環境，在現代性的擠壓之下，堅守獵人身份的庫爾和公熊一起漸行漸遠，現代性的悖論在小說的主題中得以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