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小可。全省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在校中小學師生，尤其在廣大農村，這項改革將牽動幾乎每一個家庭的利益。一旦改糟了，改亂了，影響所及，將是全省規模的關乎政局的騷動……高揚慣之又慣。
“八條意見”隻印了三十份，供省委常委和教育部門的同誌醞釀討論，提出意見。高揚帶著這“八條”，再次驅動“麵包車”，到束鹿縣、衡水地區、衡水縣、冀縣廣泛征求意見，同時挑選一些縣和公社先搞試點。回到石家莊，他親自主持撰寫宣傳提綱，提綱經三次討論，他親自修改定稿。此後又批轉衡水地區的教改情況報告，作為第二個宣傳提綱。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八條意見”，省委、省政府正式發文通知各地（市）縣結合本地情況貫徹執行。高揚還不放心，又專程去靈壽縣聽取文件發下去後的反映。
至九月二十日，各地的試點巳進行了近四個月，省委、省政府召集了十四個試點縣的書記（或縣長）、教育局長舉行座談會。座談會開了五天，高揚天天到場，從不遲到早退，而且除結束前的發言外，他基本上隻聽不講。他反複問幹部們：“還有沒有第二個辦法？”
舊事物與新事物之間，其實隻隔著一層窗紙，一旦捅破，一個嶄新的天地便豁然出現在眼前了。不過在沒有捅破之前，這層紙看上去簡直是一道城牆。“八條意見”與群眾一見麵，人們才發現，原來這幾年隨著農村經濟形勢的變化，早巳蘊蓄著強烈的“辦學熱”，而今一經點破，這股熱情便突然噴發出來，在廣大的農村形成了一派從未有過的紅火熱烈的景象。農民說：“耽誤莊稼是一季，誤了孩子是一代。錢花了可以再擇，誤了孩子可買不來。”衡水地區阜城縣的縣委書記朱誌武下鄉去調查，他問四十多歲的婦女張瑞芳：“要是把初中和小學交紿社隊辦，農民出點錢，行不行？高揚同誌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張瑞芳丈夫去世後，一個人拉扯四個孩子，有三個女兒在上學。她說：“我常對孩子們說，你媽是頭老黃牛，為你們上學拉斷了套也不同頭。隻要孩子們能念好書，一年再讓我拿百八十的也願意；分兩季，我拿得起。”朱誌武被感動了，他說：“你可得說實話，別看我縣委書記來了就……”張瑞芳斬釘截鐵：“我說到做到！”七十一歲的老農民楊保合回答更幹脆：“甭看我沒孩子上學，每年為學校拿個百八十的沒問題。你給高揚同誌寫信吧，就說我楊保合同意了！”其實，哪裏是要他們出“百八十元”呢？把初中和小學劃歸社隊來辦，分攤到每個人頭上，每年不過是五、六元。而衡水地區一九八三年農民的人均集體收入已超過了三百元。農民說：“不就是五、六元錢嗎？六七十棵棉花富富有餘。”而獲鹿縣人均辦學負擔隻需四元，相當於一隻母雞一年的投蛋量。獲鹿縣委七月發出“八方開源辦教育”的號召，各國營、集體單位和城鄉三萬二千多名個人踴躍捐獻，多者千二八百，少則三角五角，僅百元以上的就有四十八人。退休幹部馮誌華拿出一千元，農民史日、新捐獻八百元……由於有了較充裕的資金，教學條件迅速改善。北寨大隊地處山區，原來的小學設在窯洞裏，怕丟東西又拉上鐵絲網。人們說；“遠看象牢房，近看是學堂。水泥當桌凳，磚頭堵黑窗。”如今也要自己蓋教學樓了。
家有汽車的農民陳振山和十二戶家有小拖拉機的農民免費承擔了運輸任務，隨叫隨到；承包大隊磚廠的四戶農民獻磚一萬七千塊；承包采石場的六名農民保證供應全部石料、石子，分文不取。個體木工、泥瓦工、電焊工等三百多人一齊上陣參加建校義務勞動。一座標準的二層教學樓很快落成。“俺山溝的土娃娃也進洋學堂了！”農民們趕廟會似地跑來參觀，這一天成了山村的節日……到八三年九月，獲鹿縣各社隊已建成教學樓十一座，正在備料籌建的有二十八座……這是改革之前單靠國家撥款十年也做不到的！
農民對自己花錢聘請來的老師，格外看重，生怕好老師被別人聘去。教師們成了村裏最受尊敬的人。無論民辦、國辦教師，待遇普遍提高，尊師愛生狀況立見好轉。教師們自然明白了：這同把他們當成“臭老九”的“侯、王建議”是完全不同的。
至於這是不是“倒退”，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隻要看看改革前後的實際，想一想農村實行責任製的道理，也就無須解釋了。獲鹿縣為紀念群眾集資興學壯舉，用八塊太行墨玉立了一座八麵體青碑，將所有參加捐獻的單位和個人名字鐫刻其上。那碑文便可代做結論：
古稱治學為振國興邦之舉，今列教育為戰略重點之一。舉國力創四化大業，開發智力乃當務之急，省委據國情倡社隊辦學，縣委集民意尋八方開源……城鄉各界踴躍捐獻，國家、集體、個人多方籌資達六酉萬元。可望境內校園建築新穎，設備精良，優師薈萃，英才輩出。此舉堪為後世楷模，將永垂青史，特立冊存館，樹碑銘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