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高起點，低收獲；重經驗，
輕實驗；多傳承，少理論——中國古代科技品性說中國古代科技曾經創造過曆史的輝煌。人類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文化模式各有特色，科學技術各有所長，而中國科技曆史的特色正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仿佛一股涓涓溪流，自遠古蜿蜒而來，日見其大，中途沒有發生任何戲劇性變化，既沒有出現斷層，也沒有出現騰躍，仿佛一切按部就班，不快也不慢，頗有一點紳士風度。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直到宋元時代，其科學技術一直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宋元時期更出現新的發展熱潮。這種獨特的曆史發展曲線，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甚至可以這樣講，中國自公元前6、7世紀一直到公元14世紀，在科技領域是領風騷於世界的，中國人對於人類古代科技文明作出了意義深遠的曆史貢獻。總體而言，西方人對中國古代科技了解不多，評價不足。但李約瑟先生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數十年，在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總結和評價方麵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甚至可以說，李約瑟是比一般中國科技人員更了解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史的人。但西方理論界對於中國的古代四大發明是十分肯定的，他們認為沒有四大發明的幫助，就不能如此順利地進入西方近代科技時代。對此，西方近代大哲學家培根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們應該觀察各種發明的威力、效能和後果。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東西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麵貌和狀態。第一種在文字上，第二種在戰爭上，第三種在航海上，由此又產生了無數的變化。這種變化是這樣大，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學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可惜的是，培根先生固然知識淵博，但他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曆史貢獻依然所知不多，對中國古代的四大文明，他隻講了三個。美國的哈特先生彌補了培根的不足。他編過一本《人類百位名人排座次》，根擬這些名人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大小排出前後順序。這些名人中共有8位中國人。排在前麵的是孔夫子，名列第5，其次是東漢的蔡倫，名列第7。蔡倫就是人類造紙術的最早也最有影響的發明人。應該說，從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中找出100位名人來，條件是夠苛刻的，能夠名列前10位，更是非同尋常。前10位名人中，宗教領袖和思想家占去5位，探險家1位，其餘4位都是科學家或發明家。他們依次是，占據總排行第2位的牛頓，第7位的蔡倫，第8位的高唐伯和第10位的愛因斯坦。高唐伯的貢獻，是在公元15世紀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這個發明其實比中國人的同類發明晚了大約4個世紀，所以哈特先生在介紹高唐伯時也不免大費口舌。無論如何，蔡倫作為中國古代一位對人類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發明者，將其安排在牛頓與愛因斯坦之間，還是表明哈特先生有些眼光。蔡倫是中國古代科技的一位卓越代表。但中國人對人類科技文明的貢獻，又豈止四大發明而已。據西方有關專家估計，大約在全部世界古代科學技術的發明中，中國人的發明要占到一半左右。這確確實實是中華民族的曆史驕傲。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有如下幾個特點。首先，它是全麵發展的。中國古代科技的發明、創造不唯持續時間長，而且各類發明的分布比較均衡，可以說在古代科學技術的方方麵麵都有中國人的貢獻。從人類曆史演述的時序上考慮，中國古代奴隸社會晚於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時代。但中國自春秋戰國之後，便進入世界文明發展的先進行列。無論在農業技術，水利工程技術，冶金和采礦技術，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技術，建築技術，機械、造船技術，紡織技術，化工技術，還是在天文學，數學，農學，物理學，地學，化學和醫藥學等方麵都取得重大成就。如果用中國的古代發明和西方的曆史發展作橫向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公元2世紀到15世紀這1000多年時間裏，中國幾乎在各個科技領域都領先於西方。不僅中國的四大發明成為西方近代科學之父，而且在西方後來所專長的各個領域如石油、煤炭、冶煉、造船、化學等方麵也比他們先進得多。難怪中國的許多教科書和科普文章在講到中國古代發明的時候，禁不住就用一種洋洋自得的口吻，說我們祖先的某項發明比西方早300年，某項發明早100年，某項發明早1000年。其次，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又有自己的發展特色，特別在天、算、農、醫幾個方麵，其發明和應用成就更為顯赫。中國古代天文學不但曆史悠久，而且保存的曆史資料相當豐富。自春秋至清初，有記載的日食，約1000次，月食900餘次，發現新星數十顆。特別是1054年宋代人記錄的金牛座超新星爆炸資料，文獻價值尤為珍貴。中國還是世界上最早製訂星表的國家。曆史上遺失的資料不算，僅從敦煌石窟中發現的星圖看，即記錄1350顆星。這是人類17世紀之前內容最為豐富的星圖。中國的古代曆法同樣曾經居於世界先進水平。商代即有置閏方法，戰國時期即發明“古四分曆”。“古四分曆”即定一回歸年為3651/4日，比之現代公曆的測量值隻差11分14.53秒。即便到今天，我國依然陰陽二曆共用。中國陰曆其實是一種陰陽合曆，它不但對於中國天文學，而且對中國的農業和醫學、兵學都作出過巨大貢獻。中國的古代數學在宋元之前，一直不曾落後於世界水平，某些數學發明還領先於世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古代數學著作也代有所傳，其中的《周髀》、《九章算術》、《數學九章》等均享有世界性聲譽。在諸如記數法、10進位值製、二進位法、負數、比例、四舍五入法、方程、二次方程、高次數學方程、指數方程、天元術、四元術、三角、勾股定理、圓周率的計算以及麵積體積的計算等方麵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有數學史家認為：“在數學上，僅就發明完善的‘10進位值製’，這一記數法來說，我國對人類文化已經作出非常重大的貢獻，可以與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一類發明相媲美”。《中國因數學上的貢獻》第二頁。李約瑟對此也表示驚訝說：“奇怪的是，忠實於表意原則而不使用字母的文化，反而發展了現代人類普遍使用的：10進位製的最早形成，如果沒有這種10進位製，就幾乎不可能出現我們現在這個統一化的世界了。”古代中國人在農業方麵的貢獻或許更為突出。古代中國能夠在自然農業基礎上創造出一個各方麵都領先於世界的文明大帝國，不能說不是人類古代文明中的一個奇跡。而這個奇跡的基礎就在於農業。中國古代農業在曆史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已經接近甚至達到它的發展極限。其中一些曆史性創造，直到今天，仍在發揮其經濟效能。比如中國水利工程中的大運河和四川都江堰，都是世界級的人類文化工程。都江堰建立於公元前3世紀中期，距今已有2200多年曆史，這樣久遠的水利工程，至今依然沒有失去其實用價值，恐怕在人類曆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中國醫學是一門具有獨特療效和文化特色的古代科學。中醫所含內容極其豐富，不但包含醫學理論，還包含哲學思想；不但包含應用技術，而且包含生物科學。中國醫書中的經典作品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等，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不朽文獻。它們所反映的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直到今天依然有十分特殊的理論價值和文化價值。中醫手法奇異，中藥包羅萬象，明代大醫學家李時珍曆經千辛萬苦，寫出《本草綱目》一書，成為中國醫藥學中的千秋巨典，其對世界文明的影響同樣未可限量。可以這樣說，中國自春秋以降，直至宋元時代，都是一個科技強國。宋元之後，中國人自己與自己比，固然未曾退步，但自己和別人比，不免一落千丈，昔日跨騎千裏追風良馬，也曾風流倜儻於世界文明之林，而今遇到汽車、火車乃至飛機的挑戰，不覺英雄末路，泣下數行。西方自文藝複興運動開始，特別是16世紀之後的數百年間，文明創造和科技成果，層出不窮，日新月異，開創了自有人類以來最為輝煌的曆史時代。在此期間，人類的科技創造超過了昔日人類所有創造的總和還大大有餘。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有前無古人的巨大發展。而在這所有領域和所有科技項目中，竟沒有任何一項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發明是由中國人完成的，世界上所有與科技相關的大獎中，也極少出現中國人的名字。前麵提到的美國哈特排列的100位世界名人中，科技人物共計37人，占到全部入選人數的1/3以上，而且絕大多數係世界近代史上的人物，在這個曆史階段 內，一個中國科技人物也沒有，包括我國正在使用的小學、中學、大學乃至更高層次的自然科學類教材、教學輔導材料和重要理論著作，其基本內容，也毫無例外地都是由西方人所創立的。中國本來是一個先進的強大的文明古國，但自15世紀之後的數百年間，已經遠遠落在世界科技發展的後麵，雖然幾經努力，至今與西方發達國家尚有很大一段差距存在。中華民族是最重國家榮譽感的民族，中國人又是最愛麵子的。但在西方近、現代科技成果麵前，中華民族的傳統榮譽感受到劇烈衝擊。中國人愛麵子的心理，也隻能從古代史實中去尋求安慰和滿足。而這種置世界近現代科技輝煌於不顧，卻一味陶醉在想當初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作風，至少是對先人的不敬，對自己的欺騙，對未來的不負責任。好在現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痛切地認識到，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局麵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之所以出現這種始而先進終於落後的局麵，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有其深厚的文化原因，也有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自身的原因。或者換個說法，中國科學技術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曆史命運，是因為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受到四個方麵的限製和壓抑，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四個方麵的消極影響稱為“四大怪圈”。這四個怪圈是：中國古代科技自身模式的局限；中國自然農業經濟的內向拉力；中國傳統觀念的束縛；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製約。1、中國古代科技自身模式的局限中國古代科技原本不曾落後，和西方中世紀相比，還很先進。可是為什麼進入16世紀之後，中國就很快落入後進狀態 難道西方人一夜之間就創造出曆史奇跡。而中國人一夜之間就把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丟掉了嗎 其實中國人並非一夜之間就丟掉了昔日的成績，西方人卻真的一夜之間獲得新的發展。這不是上帝偏愛西方人，而是中國傳統科技本身就有其先天不足之處。早在10多年前。中國學術界就有一些有識之士對中西方科學技術的曆史結構形態作過比較。他們通過對大量曆史資料的統計，證明在構成科技結構的三個基本因素：理論、實驗和技術三者比例方麵，中西方的科技形態有顯著不同，這些不同正是中西方產生不同曆史發展效應的重要內在原因。認真分析和比較雙方科技因素的分布形勢，不難得出這樣幾條基本結論：笫一，技術因素比重過大，可以成為促發科學技術進步的重要原因。比如中國古代科技結構中，其技術比重一直處於絕對優勢狀態，而中國的古代科技也因此得到長足的曆史性發展。西方在13、14、15世紀，科技的比重驟增同樣占到很大比重，也使得他們在那個時代取得科學技術的重大發展，並為以後的科技騰飛準備了條件。第二，當科學技術的發展達到一定曆史水平之後，僅靠技術優勢則這種優勢就不再可能使整個科學發展產生質的飛躍，因為它本身的技術潛能已經得到充分發掘，而新的曆史跨越，則需要改變舊有的科技形態，從而使理論、實踐、技術三者得到和諧發展，產生新的共振式整體效應。而這種新的結構形態，必然會對原有技術提出新的改革要求，甚至要求完全摒棄其舊的技術係統和技術思路，而新的技術同樣需要新的科技理論和科學實踐作指導和支撐。順便說一句，這種質的改變是上述統計資料無法完全表現的。而西方自16世紀開始，科學理論的比重重新占據相應優勢，科學實驗的比重也相應得到迅速提高，其近代科學技術的基礎體係恰恰便形成於這個時期。中國的情況則不然，直到19世紀末葉，依然一味以技術優勢取勝，結果不免局部未敗而全局已失，全局既失，局部亦失。李約瑟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公式，他認為：蒸汽機=水排+風箱。他的這個公式無疑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從中西科技曆史發展曲線的比較這個角度考慮，則另有可置疑之處。中國科技史界也早就有人對此提出疑義，實際上，蒸汽機並非水排和風箱機械相加的結果。假定隻用二者相加的簡單方式，那麼，我們可以說，即使用10000個水排加上100000台風箱，也依然不過是10000個水排和100000台風箱而已。蒸汽機的發明，不但需要吸收水排與風箱的合理技術內核，更重要的是需要必要的理論和實驗。特別是“真空理論”的發現，對蒸汽機的發明起了關鍵作用。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技術主導型模式，決定了它可以在特定的曆史發展階段取得優異技術成就，但因為它缺乏必要的理論和實驗作基礎，它自身結構的不合理正好限製了它的變異性發展。不幸“年年歲歲壓金線”，到頭來，反“為他人作嫁衣裳。”第三，唯有理論、實驗、技術三者取得大致平衡的狀態，近代科學技術結構才可能達到成熟和最佳運作狀態。應該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極大聰明才智又異常勤勞刻苦的民族。大凡那些直接使用人力技巧的項目，中國人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所以直到今天，一些中國傳統技術如手工刺繡、泥塑、微雕等方麵的工藝表演，仍然令許多西方人驚詫莫名，歎為觀止。但是中國人往往不擅長利用發動機、傳送機、智能機等中介物的作用。說通俗點，就是直接麵對勞動對象時，中國人是傑出的；而在使用間接性工具去麵對勞動對象方麵，中國人往往是落後的。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科技既不以理論思維見長，中國的古代科技工作者又不免缺乏必要的實驗意識。以中國最具曆史生命力的中醫而言，中醫的最權威著作就是《黃帝內經》，但《黃帝內經》缺乏解剖學作基礎，這自然是不能苛求於前人的——在那樣的時代能有這樣傑出的醫學巨著已經非常偉大了。但一部《內經》一直用了近2000年，依然沒有新的醫學理論作替代，那就是落後了。可以說這樣的結果也是《內經》的作者所不願看到的。中國醫學史上也曾有過解剖實例，但卻不能普及，而且處處受到指責。隻好淺嚐輒止，又退回到原先的老路上去。中醫缺少解剖學，就使它和西醫相比，差了一個曆史時代。因為缺少解剖學基礎，中醫對人體生理結構的認識，就不能十分肯切。比如中醫認為人的肝髒生在上腹左側。這就錯了。台灣學者南懷瑾先生雖然為之曲說，也不能服人。中醫的整體診斷、辨證施治固然令人叫絕，但觀察不能肯切入微卻讓人擔驚受怕。同理，因為沒有解剖學作基礎，中醫在細胞學、神經學、心腦血管學以及整個醫學體係上都出現巨大差距。這就是為什麼中醫雖然有奇異療效，依然比不上西醫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科技就其主體性發展而言，屬於經驗性科技體係，它強調的是經驗，重視的也是經驗。在直接經驗不能到達的地方，就表現出它的薄弱、幼稚甚至模糊和荒唐。有些傳統技藝雖然在實際應用上能夠卓有成效，因為理論不明，實驗不力，最終依舊難於達到更高的層次，也難於在更大範圍內普及和推廣。2、中國自然農業經濟的內向拉力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基礎自是中國古代農業自然經濟。受這個基礎的製約，中國傳統科學技術在此基礎所允許的範圍內，它是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而一旦超越這個基礎，它就開始枯萎。仿佛北國的鬆樹，原本可以長成參天巨木的，而一旦把它種植在花盆裏，它就成了盆景。本文前麵提到，中國傳統科技的長項在於天、算、農、醫，其實這隻是概而言之。如果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凡是和中國農業自然經濟關係密切的科技項目，勢必發達；反之，則發展不力。古天文學的本意在於農業，中國古代最為人知的天文學知識，不在天上，而在地上，這就是24節氣的發現。古代中國是最早確定春分等幾個重要節氣的國家，而且很快形成具有很大獨創性的24節氣體係。中國農民在自然經濟狀態下，可以說就是以24節氣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指南的。直到如今，就許多專門從事田間作業的個體農民而言，依然不能離開24節氣的指導，所以，也就不能適應公曆的氣候指示。實際上，凡有公曆常識的人都知道，24節氣在中國農曆的月份分布上反而不是固定的，以最近的例子講，大體相當於93年度的癸酉年就有兩個立春，雞年來臨，還有人專門以此為題，大讚吉利，然而相當於94年的甲戊年可就無春而立了。那些去年大喊吉利的同胞也隻好緘口無言。農曆的節氣表現在公曆上，反而相當固定，最大動差也不過一天時間，所以，幾乎每年的清明節都在4月5日。那麼，為什麼中國按傳統方式種地的農民不接受公曆而又偏偏離不開農曆呢 就是因為24節氣的分法對於農民的傳統作業方式更為方便。中國天文學的這個特點，使它不易與物理學和數學相結合，而更容易和農業活動與占卜活動發生聯係。中國傳統數學也是如此。古代中國數學發達，在曆史上曾屬於一流水平。但中國古代數學始終未能發明或引入符號係統。這是它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缺陷，因為有這個缺陷，中國傳統數學才長於籌算而短於抽象；因為有這個特點，中國傳統數學才稱為算學；但也同樣因為這個特點，才使得中國算學到13世紀，已經發展到它的頂峰時期，再向前發展，就開始受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