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形式的限製。須知，在一定條件下，形式也是內容，因為形式的製約，它反過來又限製了內容的發展。中國數學又缺少嚴密的演繹體係。中國古人其實並不弱於推理，但卻不長於演繹。因為中國傳統數學常常隻把具體的數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從而注重了局部而忽略了全局。所以當西方數學走向嚴密的演繹化符號化和定理化的時候，中國數學公主反而下嫁，或說依然故我，將自己的聰明才智一大半用到了丈量土地、發明算盤這類實用性計算方麵去了。中國傳統數學之所以發生這樣的發展結果，歸根到底還在於中國傳統數學的基礎屬於農業自然經濟。它最需要研究的不是天體物理學要求的高等數學體係，而是和農業經濟最有關係的諸如土地丈量一類的具體問題。自然農業社會，它的社會中心題目，不是擴大再生產，而是滿足生活消費；不是人口流動而是人員穩定；不是開拓新的產業領域而是保證農業收成；不是提高生活品位，而是優先解決吃、穿、住、用問題。因為有如上這些特點，所以凡是和中國傳統農業基礎相適應的科學技術大都得到很好的發展。比方與“吃”關係密切的中國古代種植技術、養殖技術、烹調技術和釀造藝術，一般都比西方世界先進許多，特別是在隋唐宋元這一大段曆史時期內，更充分反映出中國傳統農業科技的發展優勢。與“穿”有關的中國古代蠶業、絲綢業發展尤其迅速，成就驚人。中國是蠶的故鄉，也是桑樹的故鄉，又是絲綢的故鄉。中國與西方最有影響的古代交通通道就是以絲綢命名的。可知絲綢的科技地位和文化地位。與“住”有關的製造業和建築技術在中國古代同樣得到充分發展。比如中國古代的磚瓦業，雖然我們現在一看到已經曆2000年歲月依然秦磚漢瓦滿天下的情況就心裏不舒服，但也由此證明，中國古代的磚瓦製造業有多麼了不起。中國的古代建築技術和成就不亞於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中國的長城、大運河、故宮，都是人類建築史上的傑作，而且是無可替代的曆史珍品。此外，在其他許多相類似的領域中，中國古代科技都有自己的豐富創造。有時甚至在幾乎“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情況下，也能取得“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技術成果。但農業經濟對於古代科技的發展，仿佛一把雙刃劍。一方麵，是它栽培了它，另一方麵，它又限製了它，中國古代科技自覺不自覺間竟然成為中國古代農業的奴隸。好像孫悟空遇到了唐三藏，如果孫悟空沒本領三藏法師就不會收他為徒，如果孫悟空不聽話——超出被允許的發展範圍，唐三藏又會大念緊箍咒語。經過數百年的磨合，中國古代科技終於被馴服了，仿佛野生動物被馴化了一樣。然而，家養的雞再也不能疾跑，家養的鵝再也不能高飛，家養的狗已經失去昔日的野性，家養的牛、羊、馬、驢，再也沒有那種無拘無束四海為家的精神。現代人說這個不好，偏偏中國傳統農業反對的就是這種精神。3、中國傳統觀念的束縛中國傳統觀念中，確有值得借鑒的有益的內容，但以其整體結構而言，它本身就是農業自然經濟的產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其不利於近現代科技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雖然顯而易見，卻又當事者迷。其所以然者，至少和中國傳統觀念中盲目自大情緒有很大關係。中國人總以為自己什麼都行，什麼都好，甚至什麼都是名牌老牌，憑你哪般物件，拿來一比，就比你先進幾百年。而且一貫認為中國是天下之中央，別人都是蠻類，隻有自己才是正統。這種盲目自大的情緒，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雅至謙謙君子，俗到市井無賴，大家不約而同地認定，天底下隻有中國最棒，別人離開中國一準活不成。對這種情緒，魯迅先生通過他的小說和雜文，老舍先生通過他的小說和劇本，曾經反反複複予以批評。不是這兩位中國文學巨匠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的同胞，而是他們每每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些缺點，就十分痛心。因為自高自大，又助長了人們在農業自然經濟形態下固有的墮性，而且最愛聽好話，不愛聽批評，動輒便聯係到民族自尊心問題。自大使中國的傳統社會心態趨於固步自封，而固步自封正是科學技術得以騰飛的大敵。中國文化傳統，儒道兩家影響最大，儒家喜歡中庸，不喜歡競爭，道家主張無為，對競爭更沒興趣。而科學技術，其本質特點即是它非經過激烈的競爭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的時代要求。西方近代科技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曆史成就，因為它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而市場經濟要的就是競爭，不但要你追我趕，而且要你死我活。這麼說絕非誇大之詞。比如，二個人都在研究同一課題，人家先成功了，於是申請專利。人家既已申請專利，你的同類成果大半已經“死”去，除非你死裏逃生，取得比人家更好的市場效果。不斷創造本是現代科學技術充滿生命力的表現，中國文化傳統又偏偏不喜歡創造。不要說創造，連創見都不喜歡。比如古人作詩，隻要出現一個新詞，馬上有人問出處。比如發表一個新論，別人又要問出處。有出處的就理直氣壯，沒出處的就有點彎腰屈背，不敢站直的樣子。其實，所謂出處，當它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就是創見，為什麼前人能有創見，後人就一定要出處。如果每一個學問都該有出處，中國就不會出現漢字，孔子也不能留下《論語》，更不該作《春秋》。但中國傳統文化積習既久，使得每一項創新可能都會遇到加倍的困難。所謂創新不如守舊，秦磚漢瓦能保持2000多年的使用價值，實在與這種文化心理大有瓜葛。因為反對創新，便迷信故典。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隻善注“經”，不敢著“經”。儒家傳統以為經典出於三代。漢代以後，連先秦諸子一樣的大塊文章都很少見到，大家似乎更傾向於對前人學說進行注疏訓詁。許多著名的哲學人物，如程朱理學的幾位代表，他們自己的著述不多而對聖賢經典的注說連篇累牘。《朱子語類》在朱熹的作品中最為有名，然語類也者，並非係統文字，而是語錄體文章，這不是說朱熹的思想沒有體係，而是說他的表達方式是分散式或注釋式的，這種表達方式正好體現了一種缺之獨立精神的文化風格。有人說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缺少“形而上”的作品，這是頗有見地的看法。西方近代史上出現一大批叱吒風雲、藐視一切權威、縱橫古今文理的大思想家，而這些思想界的超一流人物，正是推動西方現代科技發生飛躍的精神導師。中國傳統觀念又不強調實證。古人喜歡講“道”，道是什麼，不能實證。道是無所不在的，卻又很難具體地把握它。所以中國許多傳統理論可以感悟，難於證明。而且越是聖人之徒，對實證還越沒有興趣。孔子主張“君子不器”，就是要求他的學生不要像器物那樣隻有實用本領。這種思維方式，反映在中國古代科技的品位上，就形成中國古代科技長於綜合而短於分析的特點。因為缺少創見，所以理論很難發達；因為缺少實證，所以實驗也不發達；因為缺少分析，所以專門化又不發達。而一個缺少先進理論，缺少科學實驗，又缺少專業分工的科學技術結構，盡管它可能曾經輝煌過，卻無法在原有框架內實現自身的現代化。4、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製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漫長的積澱過程，到宋明理學時代，已經形成嚴謹周密的社會文化結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結構不但有完備的理論，而且有完備的製度；不僅有完備的管理體係，而且有完備的修補機能；不但有完備的經濟係統，而且有完備的文化保護。具體考察起來，則可以概括為如下5個方麵：第一，在社會組織模式上，保證政治主導模式，以官為本，以吏為師。第二，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堅持自給自足，日常生活所需，絕大部分來源於家庭農業收入。第三，在產業導向上，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第四，在價值體係上，主張重義輕利，先義後利，義利一旦發生矛盾，則棄利取義。第五，在個體評價上鼓吹道德優先。凡此種種，都對古代科技發展產生不利影響，而且這種消極影響不是單個因素性的，而是整體結構性的。比如重農抑商即不但是一種政策，而且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表現在製度上就是打擊商人；表現在輿論上又任意貶低商人；表現在利益方麵，又不給商人合法收益以安全保護。如此前堵後截，左殺右斬，使得中國古來很少有巨商大賈，縱然有之，也一定要藏頭藏尾，不敢露富，而且不出三代兩代這些辛苦積累起來的財富也會煙消雲散。然而，商業與現代科技關係最為密切，抑商就等於抑技，沒有市場的科技永遠屬於封閉型科技，而封閉型科技，隻能成為農業自然經濟的附庸，絕難產生驚天動地的能動力量。實現科技進步，應確立經濟與科技的新型關係，經濟越發達，則對科學技術的投入越多，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又可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科技無經濟不興；經濟無科技不富。因而，現代中國科技的根本出路在於中國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