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代特色。造成這種形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近代歐洲城市業已興起。近代歐洲文明是誕生於城市的。但歐洲此時的城市與傳統城市例如中國當時的城市在概念和功能上均有不同。中國的城市，主要是政治與文化中心。經濟即使繁榮，亦處於從屬地位。但歐洲近代城市不一樣。當時歐洲政要的辦公地點都設在他們所居住的城堡裏，而所謂城市主要是由手工業者所居住和建沒的。他們向領主租賃土地，有時甚至幹脆把這城市中的土地買斷下來。這種東、西方城市的區別，對於歐洲迅速走向近代文明起了關鍵性作用。因為有近代城市作基礎，歐洲開始出現具有近代文明內涵的大學。例如、當時的意大利就有18所大學，其他如法、英、葡、西諸國也都有類似的大學。這些大學多半屬於自治性質，即與當時的封建領主沒有直接隸屬關係。同時，歐洲又出現數量眾多的行會或行會學校。這些學校的性質都是直接服務於生產實踐的即經濟實用型的。例如當時頗有影響的基爾特學校，就是由商人辦的職業性學校。這些學校以教授實用性很強的知識和技術為主，其教育方式和教育內容，已經突破傳統教育的藩籬，從而也在客觀上和教會學校劃清了界限。凡此種種，都是中國宋代以後的中國古代教育所無法比擬的，而到17、18世紀，隨著西方近代文明的成熟，西方教育也發達起來，並創造出人類教育史上未曾有過的輝煌業績。中國古代教育自12、13世紀開始落後，到15、16世紀，和西方教育相比，已顯出一派老氣橫秋的景象。憑心而論，宋明理學的各位大師，都是些很有學問，也很善於鑽研學問，又有很高修養的人，但他們的運氣實在太壞。他們生活的時代，正是已露敗亡之跡卻又未到敗亡之時的一個曆史時代。同時，他們的學問和人品常常從小處觀看十分合理，而從曆史的宏觀處著眼，就不那麼合理了，甚至已經很不合理了。中國古代教育的落後有種種原因，其中有社會原因，也有教育本身的原因。社會原因中，包括經濟落後，政治腐敗，文化沒落，社會動蕩。所謂經濟落後，並非社會生產總值的落後，主要是產業結構即組合方式的落後。過去的許多史書，都利用各種數據證明中國的宋代和明代，經濟並不落後，不但農業經濟與歐洲同期相比並不落後，就是城市經濟也同樣繁榮，這其實是一種方法上的錯誤。歐洲自14世紀出現近代城市之後，他們的經濟運行已進入市場經濟軌道。雖然總的產值未必高於中國，但其結構形態是先進的，即不把農業自然經濟作為整個社會經濟的主體力量，而以城市手工業作為經濟運行的主導力量。正是這種手工業加市場的近代經濟形態，蘊育出強大無比的社會生產力。所以盡管哥倫布的船隊不如鄭和的船隊龐大壯觀，但它帶來的後果卻是鄭和的船隊所比不上的。宋明兩代也曾在圍山造田方麵下過大功夫，也曾取得很大成效，但圍山造田盡管圍山造田，農業自然經濟依然故我。可以這樣說，中國宋明以來的經濟是從骨子裏衰敗起來的。它雖然有些早熟，卻不幸患了侏儒症。小時候固然不比健康孩子小很多，可悲之處就在於隻能眼睜睜看著別人猛長，而自己硬是長不大。宋、明、清政治十分腐敗。最典型的表現，則是對外屈辱，對內專製。元代也腐敗，但別是一路。因為對外屈辱所以就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和安定，而且最喜歡關閉，最討厭開放，開放也是假開放，開開關關，羞羞答答；因為對內專製，又因專製而專橫，打擊學術自由，製造文字獄，限製經濟發展，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所以使社會落入惡性循環之中，雖有一時清明，很快墮入腐敗的深淵。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亂自上始，宋明兩代於此尤多典型表現。再說文化沒落。宋明理學其實已經超越他們的前輩。可惜衡量曆史進步的尺度常常是相對的。最苦惱的事情莫過於你跑得快別人比你跑得更快。正如一位能幹的木匠，他做的手推車肯定比他的前輩要好，本來他應該為此而驕傲的，但別人卻已經拋棄了手推車而改為研製汽車了。於是這位能幹的木匠不但沒有因為超越前人而得到獎勵，反而受到為什麼不去研製汽車而抱著傳統不放的嚴厲指責。換句話說，在微觀方麵，宋明理學確實比之他們的前輩更細膩也更有深度，但在宏觀方麵，不但未能超越儒學先人，而且比之西方近代哲學尤其大大地落後了。在後人看來，處在他們的時代，最好的辦法就是另起爐灶，而另起灶爐的條件，在彼時彼地顯然又並未成熟。社會動亂有內因也有外因。造成內因的有自然原因，也有社會原因，造成外因的則主要是異族的入侵。因為你腐敗，所以就內亂；因為你沒落，所以既拿不出根治腐敗的辦法，也拿不住化解內亂的辦法；因為你落後，你就更容易腐敗；因為你落後又腐敗，就益發容易被外力所打破；又因為你抵擋不住外力的攻擊，內亂和腐敗的局麵就更加難以改變。如此等等。令人驚異的倒是古老的中國在這樣的條件下，竟能起起落落，好好歹歹，以至硬撐了好幾百年時間，直到1840年英國的大炮打到中國的門坎上的時候，才確確實實撐不下去了。教育內部的原因包括：首先是教育內容陳舊，而內容的陳舊正是一切教育病症中的總病根。認真說來，中國傳統教育，真正偏愛的，隻有儒學經典。宋以前，雖然也有一些諸如天文學、律學、數學等方麵的內容，但大體無關宏旨。元以後，幹脆將算學砍去，隻考《四書》、《五經》；唯有讀通《四五》、《五經》才能得以躋身上層社會。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傳統教育除《四書》、《五經》之外，別無長物。但《四書》、《五經》本身已經陳舊。《四書》、《五經》雖然是儒學經典，作為曆史文獻，具有永存的價值，但無論如何《四書》、《五經》比不過西方近代科學，既比不過培根，也比不過笛卡爾，更比不過牛頓。曆史總在發展中，一代人應有一代人的經典。宋王朝時，孔夫子已經死去差不多15個世紀，還拿他老先生的書作為最基本的教材，顯然是太落後了。如此落後的現象人們居然感覺不到落後，反而還要下死功夫求它們超生，就證明連這個製度本身也一起陳舊了。不但經學本身已經陳舊，教學內容的結構尤其不合理，近代科學知識，幾乎一無所有。經學太盛，壓了科學；科學太少，傷了教育；教育不宜，毀了學生；學生不良，又害了社會。其次是教學方式同樣落後。西方近代教育與科學、哲學貼近人生，貼近社會。最大的特色是實用學科應有盡有。因此，科學實驗，地位崇高，成為西方近現代教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科學上講實驗，理論上重實證，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屬於自由市場經濟，不合乎市場需要的學科，就無法生存下去。實用教育發達是西方近代教育的特點之一。但不輕視理性，也不崇拜權威，敢想敢言，很少顧忌，越是經典，爭論越多。因為自由市場經濟，最喜歡創新，沒有創新精神的學科，同樣無法生存下去。一是科學實驗，二是理性精神，都是中國傳統教育所缺乏所沒有的。中國傳統教育自春秋夫子立學已經曆2000年曆史，基本上仍停留在講經習典、口傳身教的階段。所傳方式，不外乎通文解義作文章，到了明代，幹脆一律作起八股文來了。這就形成鮮明的對照，西方講科學，我們講經學；西方進行專業實驗，我們繼續傳道授業解惑；西方鼓吹理性思維，我們猛練八股文章。中國這些陳舊的教育方式，很容易把學生弄成書箱書袋，好一點的隻會寫字作文章，差一點的除去生吞活剝，別無所長。再次是教育與教育者的地位日見低下。所謂日見低下，不是說明清時教育和先生的地位，還不如秦時漢時；而是說，經過2000年，連山上的石頭都變了顏色，但中國教育的地位，依然故我。本文前麵說過，中國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但中國的尊師重道，大抵是針對學生而言，或擴大一點，是針對平民百姓而言。相對於官府，相對於皇帝，則尊師也可，不尊也可；重道也行，不重也行。朱元璋看孟子不順眼，就可以把孟子亞聖的地位取消；看大學者宋濂不順眼，就可以對其施暴。所以中國的尊師重道，有其兩重性。表現在統治者一麵，常常成為一種點綴，讓你們看看本皇帝可有多麼好!一朝翻臉，師即成囚，道即成邪。你師再尊，能比天子更尊 道再重，能重得過皇權 皇帝在偶然良心發現的時候，也可能叫你一聲老師，但你頭腦切莫發熱，對皇帝的客氣也萬勿當真，一旦錯把恩賜當成尊重，甚至對皇帝也敢批評，腦袋可就有搬家之虞，這樣的尊師重道，終於掩不住其虛偽的本性。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教育體製本身就不合理。中國傳統教育，自秦漢之後，很難與官僚政治分離，官、教不分，以官為本。一切聽命於朝廷法令，一切遵循於禮教原則。教育不能自主，科學不能自立，教育者與官吏之間人格不能平等，士人與官吏製度形成亦步亦趨的統一體係，而這一切皆可歸於中國傳統的教育體製。而這體製正是中國傳統教育日益落後於近代西方的一個不治之症。好像一個毒瘤，食補藥補其實是不管用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其連根割掉。綜上所述，中國教育既有過良好的傳統，又有嚴重的缺陷和不足，正如中國經濟必須現代化一樣，中國教育的根本出路也在於現代化。既要現代化，就應該樹立現代化觀念，采用現代化教育手段，吸收傳統教育中一切有益成份，開拓前人沒有發現過的教育途徑。尊師敬業，安新立用，應該成為中國教育追求的目標。尊師，就是要使中國教育取得獨立的地位，使教育者在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麵取得他們理應得到的社會地位。敬業就是尊重和遵循教育本身的發展規律，特別是現代教育的發展規律。安新，就是要把一切最先進的人類知識、文化和科學技術作為中國教育的教學內容，高等教育，尤當如此。立用，就是按照市場需求，調整教育專業，著力培養應用型，實用型人才。中國是孔夫子的故鄉，中國教育理應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