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無教何以立國，有教何以立國
——中國古代教育品性說教育，中國自遠古即有之。所謂“有人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辟則既然矣”。中國最早的學校，大約虞舜時已有之，其主要作用在於養老，其名為庠。進入夏代，開始出現以教為主的學校，始稱為“校”。孟子說：“校者，教也。”又說“夏日校”。應當可信。中國教育的第一次輝煌，始自春秋。春秋以前．學校尚在萌芽。春秋巨變，天下動蕩。孔夫子以為“禮崩樂壞”。天下戰亂不絕，而學術思想空前活躍。於是個中佼佼者如孔子、墨子。首倡私學，各立門戶，成為時代風尚。春秋教育的發達，一是形式上具有首刨性，二是思想上具有開拓性，三是學術上具有獨創性，四是表述上具有係統性。孔子不好著述，一生思想，由他的後輩學生整理成《論語》。孔子雖不好著述，《論語》卻是有體式的著作。春秋戰國時代，大興文章之風。數百年間，百家爭鳴，出現一大批影響極其深遠的理論著作，如《論語》、《墨子》、《道德經》、《孟子》、《莊子》、《荀子》、《商君書》、《公孫龍子》、《孫子兵法》、《韓非子》、《呂氏春秋》種種。這些著述不但影響了古人，而且影響了今人，還會影響到未來。不但影響了中國，已經影響到世界。秦漢以後，漢武帝實行“廢黜百家，獨尊儒學”的國策之後，漢代教育以經學為主，雜以陰陽思想。教育體製得以統一和完備。漢代教育內容既經規範，教育範圍也有擴大，特別是教育與官僚行政體製直接發生聯係，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漢代實行官吏選舉製。其應選科目包括文學、經學、德行、政治、軍事、水利、農事、法令、曆算、醫學等等。但其主旨仍在經學。漢代曆史很長，東漢、西漢其實有別。西漢的經學雖然也雜以道家和陰陽五行觀念，但不像東漢那樣拚命在儒學經典中摻入讖緯思想。如果說，西漢為講天命，儒學理論中已有神學味道。那麼東漢為證明劉氏天下絕不能動搖，則把神學迷信抬到很高的地位。但宏觀兩漢教育，仍以經學為根本。漢人注經，態度嚴整，功夫極大。它的功勞在於，第一，搜集、整理、編複了舊有儒學經典；第二，確立了一絲不苟的治經學風；第三，培養了一大批經學博士。它的缺點在於，因為過份強調經學作用，不免思想禁錮；因為盲目迎合讖緯之學，不免迷信四起。大體說來，漢代教育是中國第一次儒學大普及時期，也為中國傳統文化盛行不衰二千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末天下大亂，漢家天下終於不能複興，經學地位受到嚴重衝擊。於是佛學、道學、玄學之風四起。到了南北朝時代，佛學已經取得重大突破，在大江南北均有舉足輕重的社會影響，道學也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時代可說是儒、道、佛交互成長的時代。但儒學並未衰微，儒學教育依然具有強大的製約力量。表現在維護中原文化，保護農業自然經濟，保持社會相對穩定，支持國家走向統一方麵，依然具有其他任何一種學說不能代替的曆史性作用。但舊的教育體製確實無法繼續下去了。隋朝統一天下，創立科舉製。唐王朝盛況空前。而唐承隋製，進一步肯定和完善科舉製度。在指導思想上允許儒、道、佛共同發展，在教育方麵仍以儒學為本。唐代思想開明，文化興旺，經濟發達，國力強盛，唐時教育貌似漢代，又形成自己的特色。唐代不但重視儒學，對於法學、算學、醫學、律學、書學以及未入科考卻深受人們歡迎的文選學，都給予足夠重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因為經濟發達，工商業十分繁榮。唐王朝專門規定對官府工匠予以一定的學習和訓練時間。那方法，頗有些古代職業教育的味道。而且，因為國力強盛，皇家好武，所以文科之外，還曾經開辦武舉。唐代教育比較典型地體現了盛唐文化特色。宋代教育，科考與書院並興，宋代教育體製繼承隋唐傳統，又有發展。宋代自己的教育特色．則是書院的興起。書院原非宋人發明，但將書院作為傳授知識的學校並獲得巨大社會影響，則始於宋代。北宋有四大書院，即白鹿、石鼓(一說嵩陽)、應天、嶽麓書院，可說名聞四海、意義非凡。宋代書院固以講授儒學為本，但對傳統儒學實有新的補充和創造。朱熹確定的《四書》、《五經》體係，就是這種創造的典型標誌。《四書》非宋人所作，但朱熹慧眼識真，將《大學》、《中庸》特地從《禮記》中擷取出來，配以《論語》、《孟子》，合稱四書。這其實是對傳統儒學體係的一個結構性改造。因為任何一個事物，其內在構因的組合不同，都會使這個事物的性質發生變化。比如電影藝術中的蒙太奇手法，同樣兩張畫麵，一哭一笑，但在剪接上，隻須把兩張畫麵的前後順序顛倒一下，所反映的意思就會截然不同。先哭後笑，即所謂破涕為笑，先笑後哭，則是樂極生悲。宋代書院，以講授學問為主，不以贏利為本。一些倡導書院的大師，甚至指責科舉，也不教授詩詞歌賦。因為有這樣的氣度和要求，宋代確實造就一批大儒。曆史的奇異之處在於，宋代學院本是研究學問的所在，而宋代學院的研究成果，卻成為明清思想專製的文化工具。這也說明宋明儒學自有其先天不足和曆史局限的方麵。宋代另一特別值得一書的教育成果是啟蒙讀物十分發達，其中最為著名的兒童啟蒙書如王應麟的《三字經》，語言淺顯，內容豐富，音節響亮，琅琅上口。一直到民國時期，許多鄉間村塾還將其作為基本教材。其餘如《百家姓》、《兒童識字讀本》也是傳播極廣的啟蒙讀物。所以如此者，因為彼時的大儒，對兒童教育十分關注，朱熹曾親作《小學》，以大手筆作入麵書，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元人輕視儒生，有九儒十丐之說。但它既入中原，終於不避科舉之路，不改尊孔之道。雖然如此，因為它實行種族歧視政策，盡管保存了宋代教育的幾乎所有形式，其曆史成績依然不免大為遜色。但元人重醫學，其醫學流派十分發達，較之宋代更有發展。明清兩代屬於科舉專製時代。雖然明清多有大儒，但從整個科舉教育體係考察，這是一個專製的時代，也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沒落之秋。其科舉教育的最大弊端，是朱元璋欽定的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考製度。八股文本身就是一種僵化不能進行自由創造的文章體式，但它在明清兩代，卻成了知識分子入仕的必修課。以此可知科舉製到了明清時代，已喪失其固有的進步含義。明清科考造就一大批《儒林外史》上的人物。好在自明以後，近代科學已經漸入中華。中國最早的一批啟蒙思想家也在明末清初登上中國文化教育舞台。明清大儒，頗有一些接受西學的人物。而1840年之後，中國固有的教育已經無法守住自己的陣地。外麵由滲入而突入，內部由小變而大變，內外夾擊，首尾生變，終於於1908年由慈禧作主宣布廢除科舉製度。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教育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以北大、清華為代表的中國教育，出現前所未聞的曆史局麵。五四運動前後，清華、北大、名師雲集，聲高振遠。所謂：“故國者，非因有老樹，因有老臣也。大學者，非因有大樓，因有大師也。”諸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大釗、周作人、金嶽霖、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人都在清華、北大任過教席。這些大師級教員中，政治立場或大相徑庭，所習專業或各有所本、各見所長，但論其學識文章，個個都有獨特的發現和建樹。可以這樣說，當時清華、北大的學術水平，特別是它們在文、史、哲等方麵的學識水平，已經接近或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它們在自然科學方麵培養的專業人才，也已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這時是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教育史上的再度輝煌的時期。可惜的是，因為戰亂頻仍，政治鬥爭無比激烈，以北大、清華為代表的中國教育史上的再度輝煌，存在時間十分短暫，不幸成為輝煌的瞬間。中國教育曆史既長，取得的成就也大。中國教育史與西方教育史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從來都是一個世俗性國家。雖然遠古時代，教育或發端於民間宗教的活動，但自周秦以降，總是以世俗學問特別是儒學為主導。中國曆史上沒有出現西方中世紀那樣的大黑暗，中國傳統教育其有力焉。中國教育曾經取得諸多成就，簡而言之，或可概括為四個基本方麵。從教育主體考慮，中國是一個曆代皆有傑出教育人才的國家。最大的教育名人自然是孔子。但孔子不是孤立存在的，與他同時代，即有墨子與之抗衡。在他身後，荀、孟皆為教育名家，孟子更以謫傳自命，繼承他的“衣缽”。諸子百家，或許可說家家皆有教育，儒、墨、道、法，不過是其中的顯學而已。但孔子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最為特殊也最為顯赫。隨著曆史的演進，他的師名日益提高，遠勝生時；而且終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也沒有人超過他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對當時所有的與教育相關的問題他幾乎無不涉及。他的“因材施教”思想，“有教無類”思想，“誨人不倦”思想，“多聞”與“不恥下問”思想，“學而時習之”思想，學思並重思想，從善棄惡思想等等，特別是他的道德理想和他本人終身好學的不倦的精神，都為儒學後人奉為圭臬，千秋景仰。記述他一生主要言論的《論語》一書，幾乎全部由格言組成，其中許多名言警句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構因。孔子之外，墨、老、莊、孟、荀、韓等人都在先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們的著作同樣是曆兩千年而不朽的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文獻。先秦以降，漢有董仲舒、王充；魏晉南北朝有範縝、傅玄、顏之推；唐有孔顯達、韓愈；宋有程、周、張、朱和陸九淵；元有許衡、吳澄、鄭玉；明有王守仁、李贄、王廷相；清有王夫之、顏元、戴震、康有為、梁啟超，民國有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英華。他們雖然所處時代不同，個性有異，但作為該時代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都對自己的時代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從教育製度方麵考慮，中國在人類教育史上也有自己的獨特創造。中國古代教育思路，自西漢之後，可謂一脈相承，就是宗儒尚仁、重禮讀經。但具體教育體製，則有多次變化。特別值得記述的，是中國古代的私人辦學、人才選舉製和科舉製度。中國曆史上的私人講學辦學，春秋戰國與宋明時代最具特色。而中國古代的教育碩儒也多生於這兩個時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孔孟儒學和宋明理學，不但稱冠中華，而且遠播海外。但比較這兩個時代，它們卻各有特色。春秋是一個思想開放的時代，百家爭鳴，儒家隻是一家之言。雖隻一家之言，孔子的學高識遠，孟子的雄辯通達，荀子的嚴謹精辟，皆為古代文學之翹楚，思想之巨匠。宋明理學則屬於一個再創造時代。春秋戰國時儒學處於開創時期，獨以思想取勝；宋明理學處於總結轉折時期，僅以學問取勝，雖然學識功底深厚，思想不免趨於僵化。中國古代私人辦學給後人的啟迪是：教育乃是一項最需要創造性的事業，雖然它所教授給學生的應該是得到認可的知識，而它的內在精神卻是生氣勃勃、富於挑戰性的。人才選舉製度的產生和完善，是中國教育體製的一次大轉變。先秦時代，教育與政府沒有必然聯係。士人作用固大，但要看你有沒有治國強兵的真才實學。孔門自古多賢人，賢人盡管賢人，不能因此就保證你有官可做，更不能保證你取得為官方承認的特殊身份。管理者一方，並沒有學派遠近之別，但覺有益，便思采納；學派本身，也不以諸侯的政治權力為生存靠山，隻望貨賣識家。雙方都有自由，可以雙向選擇。漢代之後，實行選舉製，即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舉人才。兩漢的選舉製即包括征辟、舉薦、考試、特詔四種形式。四種形式皆以選舉為其主調。漢代興辦官學，也允許私人辦學，一方麵是國家確立人才選舉製度，一方麵又興辦官學，允許私學。二者結合起來，就在中國古代史上出現官吏選撥與教育製度相結合的教育體製。這種教育體製，將教育牢牢地捆在國家行政體係的長車之上。這種教育體製，對於漢代的興旺，起了很大作用。隨著漢代的衰落，也日益顯得力不從心。而且經過近400年的讀經，注經，講經，確實也使經學研究鑽進了死胡同。教育的勃興，隻能另覓他途。選舉製的最後衰變，開始於魏文帝時期的九品中正製。九品中正製的特點就是門第第一，才德第二。第二自然拗不過第一，九品中正製很快成為特權階層腐敗的標誌。曹孟德開基創業，主張唯才是舉，曹丕確立九品中正製，隻看門第，不問人才，可說播下龍種，生出跳蚤，悲夫。人才選舉製蛻變為九品中正製，證明這種製度已到窮途末路。選舉製滅亡，科舉製代之而起。科舉製初創於隋代，成熟於唐代。科舉製的特點，是以科考取士。所謂“學而優則仕”的製度化。這種製度比之以門閥為本的九品中正製，比之以舉薦為特色的選舉製自然是一大進步。它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主要是出身貧寒的知識分子找到進身之門，使他們可以通過科考，達到躋身官場的目的。科舉製以仕途為號召，為唐王朝培養了大批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又對唐代的興旺發達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作為一個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大帝國，之所以沒有出現西方中世紀那種曆史命運，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於中國的科舉製。正是這種製度，將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封建帝同的興衰際遇緊緊聯在一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組織結構基礎與治理安排。科舉製風行約1000年後，到明代朱元璋時發生惡性蛻變。朱元璋保留科舉形式，改變科考方式，決定以八股取士。從此八股文成為一門專門用來考取功名的學問。八股文禁錮人的思想，束縛知識分子的首創精神。八股文和中國古代女人纏小腳，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兩大癇疾。八股文也是一種小腳，使多少中國知識分子變成隻知白首窮經，不知時務，不求真知的精神殘廢人。科舉製經八股一變，同樣證明這種製度也走進了死胡同。從教育的社會地位考慮，中國古有尊師重道的文化傳統。孔子周遊列國，雖然他不曾為自己的學識找到真正的知音，但大抵走到哪裏，就有國君接見。由此可知他的社會地位其實不同凡響。所以如此，和當時社會重視士人尤其重視士人之師的風氣有直接關係。絕不像後來那樣，沒有功名的知識分子哪怕你是特大的知識分子，要見皇帝也絕非易事。尊師重道，自漢取天下以後，仍然有所加強。劉邦馬上得天下，最是輕賤儒生。史傳他見到儒生就有氣，有時竟用儒生的帽子撒尿。當時的一位儒學說客酈食其要求見他。他一聽酈是儒生，馬上說不見，酈生脾氣很大，說老子乃高陽酒徒，不是儒生。他即刻改變態度，與酈食其相見，可見在他心目中，儒生尚且不及酒徒。但劉邦既得天下，便覺出不想點辦法整治朝政真不得了。於是陸賈、叔孫通向他建議，勸他采納儒家禮儀，以正朝風。後來一試，果然靈驗。於是他對儒學改變看法，對孔夫子也表示了尊重。漢武帝時，儒家地位進入獨尊狀態，師倍得敬，道倍得存。所謂“天、地、君、親、師”，雖然不過是儒家學者的一種理想，畢竟為人師長有所不同。師與道，二者其實不可分離。無道即不能為師，無師又何以傳道。唐代衛道者韓愈，對此別有研究。他說：“師者，傳道解惑受業者也。”他主張學以明道，師以傳道，文以載道。雖然他本人對道的理解算不上深刻，但那執著追求以道統自命的精神，確實無愧儒者風範。中國古來尊師重道，從理論上講，縱然貴為皇帝也不能無師。在很多情況下，確實也有些帝王尊師的佳話。光緒皇帝和翁同龢，不但師生情誼很厚，而且政見也頗為相似。就是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的暴虐皇帝，在對待師者的態度上也不能不有所顧忌。他的一位王子，因為學習不用功，讓老師打了一下，就跑到朱元璋那裏去告狀，他一聽，臉變長了。馬皇後勸他說：“先生用聖人的道理管教孩子，怎麼能動怒呢 ”他聽了，便不再計較此事。應該說明的是，中國封建時代對教師的尊重是有限的，對道的理解也往往是實用主義的，這一點，我們稍後再講。從教育的價值追求考慮，中國傳統教育更重視自身修養。儒家學說的本質特征之一，是重視倫理道德教育，且教育者首先應身體力行。對被教者同樣要求嚴格，一絲不苟。西方中世紀的社會精神支柱在於宗教，中國曆史上宗教未曾取得主導地位，但又不能沒有精神作支撐，於是自漢武帝起，儒家的道德學說，在中國就有了宗教性含義。在此後的2000多年間，盡管中途有過起伏漲落，總的趨勢則是愈演愈烈。儒家學說中的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內容，成為古代中國立法的基礎，作人的根本；表現在教育中更是反複強調，百學不離其旨，萬變不離其宗。因此，教育者的以身作則就成為一項勿庸置疑的要求。孔夫子本人就是潔身自好的。因為他看望過南子。南子漂亮，孔子博學，引起某些學生的嘀嘀咕咕，於是夫子發誓說，若是那樣，“天厭之，天厭之”。孔子的學生中，修養最好的，自屬顏回。顏回有舉一返三的德行，言行未曾不合儒學本義。曾參做得也不錯，好像不如顏回那樣自如，但能刻苦努力，“吾一日三省吾身”。儒學教育的這個傳統，代代相傳不止。宋明理學的幾位大師，個個繼承先賢本色。周敦頤曾作《愛蓮說》，讚揚蓮花獨能出於汙泥而不染，這也可以看作是他人格理想和自身行為的寫照。程氏兄弟個性不同，大程謙和，小程嚴整。與大程交，如沐春風；向小程求學，難免程門立雪。小程嚴厲，不怒而威，他曾因黨爭之故被逐他鄉，不想在漢江遭遇惡風，船隻堪堪沉沒，船上乘客驟臨此變，一時哭聲四起，唯程頤正襟危坐，不為所動。所幸未曾翻船，事後一老人問他何以能如此，他回答說：“心存誠敬耳。”宋明幾位理學大師，著述不算很豐，論其文采、詞章亦不十分出色。比起歐陽修、蘇東坡，他們作文的藝術，不免落入二流。仕途亦不算安順，更不似王安石那樣曾經權傾天下，官聲赫赫。但他們的威信和影響力，在當時和其後很長時間內，都高過宋代文壇詩壇詞壇的幾大家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有一種近乎虔誠的衛道精神。有一段寫朱子“行狀”的文字，最能畫出朱熹的風儀神態：“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幾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向。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爾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嚐有須臾之離也。”先生自身如此，教學生同樣嚴格。廣而及之，對一切人的評價都使用這種儒者風範。觀人先觀其德。有德者讚之，無德者誡之。此風愈演愈烈，到了後來，終於弄出“24孝”之類的玩藝來。教育孩子先要老成，三歲也知讓梨，七歲更知孝忠、孝、仁、義。一切行為，禮義當先；寧使人負我，我決不負人。既使絕交，也要保持君子之風——“君子絕交，口不出惡聲”。這種以強調道德和道德修養為第一要義的教育價值追求，對於鞏固中國封建帝國的秩序自然起過很大作用；對於保持農業自然經濟的正常運轉，確也功不可沒。但它的種種弊端，愈到封建末世，愈讓人無法忍受。至於一些為著強調道德重要性而產生的極端說法。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類的，則無論何時，都於情理不通。道德雖好但須有度，一旦超過某種界線，往往走向反麵，變真誠為虛偽。此事於程朱聖賢，也在所不免。中國教育史和西方教育史相比較，雙方所走的道路多有不同。但以春秋戰國時期與古希臘的教育相比。雖然模式有別，很難說誰優誰劣。但自公元12世紀起，西方教育開始出現新的苗頭。到了公元14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明代，歐洲教育形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