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過秦論》、《治安策》寫得都好，鴻篇巨製，振聾發聵，文雖長，沒有半字空談；語雖重，字字切中腠理；至今讀之，猶有一針見血之感，《治安策》開篇即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這等立論，算不算危言聳聽？要知道他所生活與上書的年代，並非秦二世的時代，亦非楚霸王的時代，甚至不是漢初統一，天下未顯的時代，而是生當文、景之治的第一階段，這樣的階段，你又要為之痛哭，又要為之流涕，還要為之太息。“左”爺一見，會質問“安的什麼心？”但我要說，文、景之治的到來，除去種種原因之外，漢文帝、漢景帝能聽取賈誼晁錯等一批批評者的聲音並相應采納之，則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賈誼批評時政，其中一條是批評國家組成結構的尾大不掉，他說：“現在天下形勢，就如同患了腳腫病一樣。小腿腫得和腰一樣粗，腳趾頭腫得和大腿一樣粗，不但平時不能屈伸，一、兩個腳趾一抽搐，全身都產生說不出的痛苦，這樣的病症不趕快醫治，將來縱有良醫，也將無能為力了。”說得多好。可悲的是這種機構雍腫病以及相應的大頭症，幾乎曆代皆有，但能如賈誼一樣的批評者，可就少了，能改變其病症的人就更少了。批評者曆代皆有其人，但那命運卻有霄壤之別。最幸福的批評家，如龐統，如魏征，如趙普，因為他們遇到了明主。但更多的批評者卻因此招來種種禍災，或被廷杖，或被充軍，或被殺頭，或被滿門抄斬。但曆史卻固執地證明著：沒有批評者的王朝，必定成為或者即將成為僵死的王朝，因為它的耳朵聾了，眼睛盲了，什麼不同聲音都聽不到了，即使這批評充其量也不過是王朝內部的一點異聲也罷。再談談改革者。中國古來的改革者，全然成功者少，最終失敗者多，廣為人知的改革者中，隻有商鞅是成功的，雖然他個人的結局也很悲慘。其餘如王叔父，如王安石，如張居正，那結果都是悲劇性的。改革何以難成？因為改革者常常處於兩難的境地。他們所麵對的常常是已經膨脹的官僚隊伍，已經僵化的管理體製，已經獲得既得利益的權力階層，因而他們在“勢”，在“體”，乃至在“人”的方麵，都沒有相應的政治優勢，更沒有根基。他們不改動這“勢”與“體”，則改革失去意義；他們要改變這“勢”與“體”，又很難取得成功。試想一個處在夾縫中的改革者，前有猛虎，後有群狼——不，這比喻不恰當，應該是前有高山壓來，後有巨峰迫至，雖然你左衝右突，雖然你嘔心瀝血，縱然你有孫悟空一樣的神通，要成功，也不能。自然，改革者與改革者也不能一概而論，他們各自改革的目的不一樣，手段不一樣，甚至連改革對象都有區別。有的是為了富國強兵，有的是為了革除弊政，有的首先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故此，一概而論的評價改革，其實也是一個誤區。換句話說，不要以為隻要戴上一頂變革的帽子，就真的成為了曆史的變革者。套一句何清漣的話：現代化也有陷阱。我們現在認識到，改革還是一種利益的再分配，又是一種遊戲規則的重新調整。沒有前者，則後者無動力；沒有後者，則前者無保證。但看舊式思維，常常形成這樣的思維定勢：既有改革者，必有反改革者，——這個沒有錯，但認定二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至少不是你勝，就是我勝，就不見得正確。他們忘記了：最好的改變是需要雙贏的。沒有雙贏的目標，則改革的陣痛，也許難以承受。古來的改革者，常常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在經濟上，他們常常找不到開源升財之路；在政治上又無法走向雙贏的目標，或者幹脆就沒有這樣的目標，結果不免利了東家，傷了西家，雖有一時之效，不能真正成功。但改革與改革者是不能或缺的，自古而然，於今為烈。但要注意，改革的根本目的，在於改善民生，提升民智，優化民力，造福民祉。這樣說都不夠。因為唯有認同和確立公民在一切變革中的主體地位，主人資格，那才是最重要的呢！而這一點，在等級社會中，是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想象的。順便說，現在對創新的追求，幾乎成為國人的一個共認。但我想補充一句，唯有變革成為社會常態的時候，則創新的社會基礎才能達到優異的程度。讀《治國者說》，不能要求他們給出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種種答案，但完全可以從他們的話語中，找到某種精神，某種啟迪，或者某些閃光之點。四開國是輝煌的，治國是勤勉的，亡國是慘痛的，大略言之如此。然而亡國者的經驗也許對於後來人有更深刻的價值與意義。杜牧所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什麼人會導致亡國：這似乎不成為一個問題。惡人——壞皇帝必然導致亡國。以現代文明論，因為一個人而亡國的事應該是少見的，但專製者除外。例如希特勒，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亡國者。古代帝國不一樣了，因為它是“家天下”，國家屬朕，朕即國家。國家既聽命於一人，這一個人壞了，就如同大腦或心髒得了不治之症，縱然四肢依然強健，也非死不可。惡人亡國，屬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中國曆史上，如秦二世胡亥，吳末帝孫晧，後趙石虎，隋煬帝楊廣，以及明正德、萬曆、天啟這一類皇帝，由他們治理國家，想不亡國都不可以。雖然那王朝未必直接滅亡在他們手上，但他們個個可以稱為使那王國走向滅亡的大造孽者。惡人亡國，信有由矣。但亡國者未必皆是惡人，這一點才是更值得深思的。而且一個王朝的滅亡，是有過程的，雖然一般地講末代皇帝的責任難於推卸，但一切負麵責任均由他一人負責，似乎也有欠公允。何況說其中頗有些兒童皇帝，他連2+3=5都不明白，你讓他負責，豈不冤哉！從曆史的經驗看：文明落後固然會滅亡，文明並不落後，甚至相對先進，也可能滅亡，這是值得思考的；長期或極端貧困固然會滅亡，不曾貧困，走至於較之敵對政權遠為富足也會滅亡，這同樣是值得思考的。從帝王自身的情況看，胡作非為固然導致滅亡，無為而治也會導致滅亡，這是應該引人深思的；濫行暴政固然導致滅亡，忠厚老實也會導致滅亡，這又是應該引人深思的；荒淫無度固然導致滅亡，一心勤政，甚至一世勤政也會導致滅亡，這更是應該引起後人深思的。忠厚老實的亡國人物，首推劉禪。這劉禪其實有很可愛十分可愛的一麵。他最大的優點，是聽話，首先當然是聽他老爸的話；他老爸死了，就專心聽諸葛亮的話，還聽諸葛亮所托付的那幾位正直大臣的話。他父親臨終時告誡他“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他大體上是做到了；又告誡他“父事丞相（諸葛亮）”，他尤其做到了。因為他給諸葛亮以完全的信任，才成就了後者的曠世之才與特殊的治國方式。他信任諸葛亮，也信任諸葛亮所推薦的人，如費禕、董允、郭攸之、向寵等。這些人輔佐劉禪，掌管蜀國國政。即使孔明死後，也沒有受到什麼大的幹擾。然而，還是亡國了。雖然這劉禪陛下，也沒有什麼亡國之恨，但聯想到劉備一輩人的創業艱難，聯想到孔明的“鞠躬盡癢，死而後己。”不能不令人有痛心疾首之感。勤政，一輩子勤政的亡國人物中，崇楨皇帝朱由檢是一個代表。崇楨皇帝，不但勤政，而且廉政，他一不貪財，二不好色，而且十分好學，學習儒學經典不僅用功而且有效，以致有詩讚揚他說：居然風度是書生，坐處旋聞洛詠聲。提筆若隨鄉貢籍，也應金榜占科名。他死後，也有感慨者說：上英斷天才挺，承神廟、熹廟之後，反前弊，黜邪覺，勵精謀治，勤勤然有中興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內虛，加以饑饉薦至，寇攘橫出，拮據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複，遂死社稷。嗚呼！英睿猷猷，宵衣旰食，曾不一抒其懷，其留憾何極耶！其中的“勤勤然有中興之思。”“英睿猷猷，宵衣旰食”，雖未必字字懇切，其勤政不息的含義是明確的，可信的。朱由檢本人，臨終之際，也曾大發恨聲，所謂“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那麼，為什麼還會亡國，為什麼還要亡國？因為亡國與否，並非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中國曆代王朝的滅亡，或亡之於農民起義，如秦；成亡之於官廷內亂，主要是外戚與宦官之亂，如漢；或亡之於軍閥割據，如唐；或亡之於外強政權的入侵，如宋，如明。這四條是最主要的。簡而言之，或亡之於外患，或亡之於內亂。自宋以降，對於內亂，尤其想方設法，嚴加防範，一套規則不放心，再來一套規則；一百個努力不夠再加一百個努力；然而，有些是防住了，有些則防不勝防。加上別的原因，終於導致宋、元、明、清這樣龐大王朝走向滅亡之路。凡此種種，都屬於“亂”，小亂則國衰，大亂則國亡。因之我們古來的中國人的脾氣，是最怕亂，最恨亂，最不能容忍亂的。但是，深究細論，亂隻是表象，亂的背後，當有更深刻的原因。依理推之，亂雖可以亡國，並非有“亂”即亡國。農民起義固多，造成亡國的可有幾次？外敵入侵更多，造成亡國的機率更小。俗語謂：“雞蛋沒縫，不能下蛆”，唯有這帝國自身出了致命性問題，亂子一來，才如幹柴遇到烈火一般，頃刻之間，大廈頹矣。那麼，“亂”的背後，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此致命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體製——機製出了問題。體製——機製出了問題，也有種種情況，這裏論說三種情況：一種，因體製——機製不全而亂；一種，因體製———機製失調而亂；一種，因體製——機製失時而亂。先說因體製——機製不全而亂。這種情況出在中國古代，主要是失“禮”：因為缺少儒學文化，必定釀成軍事暴政。中國古代的亡國事例中，如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或五代十國，大多亡之於窮兵覿武。他們不習儒學，不信儒學，在他們心目中，忠、仁、義、孝雲雲，全是屁話。他們身為最高統治者，既沒有仁者之心，更沒有仁政之舉，其結果是發跡於兵災禍亂之間，又滅絕於兵災禍亂之間，以殺人越貨起家，又以殺人無度而敗亡。任何一個時代，窮兵覿武都屬於亡國之道。中國儒學時代，大略從秦漢到清代這樣漫長的曆史時期，沒有儒學作文化支撐，則任何人士，不能將國家引向安定。所以“禮”的缺失亦等於魂的缺失。一個人可以沒有靈魂嗎？一個王朝可以沒有文化嗎？沒有魂的生命，便是行屍走肉；沒有文化的王朝，如果它能夠成立的話，也必定禍亂橫行，其結果——多行不義而自斃，非滅亡不可。再說因體製——機製失調而亂。反思中國曆代王朝的滅亡，不論其直接導因為何物，均與舊的態勢已萬難更改有著密切的關係，俗語謂大勢已去。實際上，帝國的運行機製本身就天生具備培養和滋生特權勢力與官僚階層的功能，卻絕對缺少改變和消解這勢力與階層的能力。因為什麼？因為它是帝國。以最受世人矚目的科舉製為例。科舉製原本是一個極好的製度設計。但它最大的弊病在於，它年年月月不斷培養的隻是官吏與官僚後備者。實在一個國家，一個正常的健康的國家，一個有自我調節能力的國家，絕然不需要這許多官僚。但帝國本身卻具有強烈的甚至無限的膨脹性。而後備者如此之多，更加速了官僚隊伍的惡性膨脹，其結果必定是尾大不掉，進而使帝國財政變成吃飯財政，變成赤字財政，最終把一切壓力都轉嫁到最廣大也是最貧窮的農民頭上。且農業自然經濟，原本就十分脆弱，是被研究者形象地稱為馬鈴薯經濟的，到了這般時候，任憑你具有怎樣頑強的生存能力的馬鈴薯，也將被這無限膨脹的官僚隊伍的混凝土生生壓碎。混凝土壓碎了馬鈴薯，該王朝的生命就此完結——亡國了。再說因體製——機製失時而亡。這樣的情況，終中國儒學時代，隻遇到一次，一次也就夠了。所謂失時而亡，即時代變了，這帝國卻依然固我，硬是不變。然而，不變有什麼好處呢？因為這王朝長期滯後於甚至業已脫離於時代的發展，它既不追隨和適應這時代，這時代也顧不得它了，於是山不轉水轉，倒黴的隻是其國家與人民。因為這樣原因亡國的帝國，隻有清朝。清王朝並非不廉，亦非不強，更非沒有圖強之誌，連清王朝的十二個執政者，相比於秦、漢、唐、宋、元、明的帝王而言，在整體上都是最優秀的。但他們卻生不逢時，不是他們不明白，因為這世界變化快。實在也是各國特別是東、西方的發展趨勢已然發生巨變。西方先進了，中國落後了；世界開放了，中國封閉了；烈強迅速強大了，晚清沒落了；那一切在祖先時代都被視為金科玉律，認為萬古不變的法寶，一件件失效了，失靈了。相對於先進的西方文明而言，這些法寶已經成為陳舊腐朽的東西。曾國藩怎麼樣，若生於漢初，便是蕭何加韓信，或生在唐代，便是房、杜加李靖，然而，他不幸生於十九世紀，隻能慘談經營，鬱鬱而亡。李鴻舞怎麼樣？他若生三國，縱非孔明，也不讓司馬。然而，他比曾國藩還要不幸，別人視他為賣國賊，他自嘲為“表糊匠”。世界形勢如此，清王朝雖欲不亡，又能如何？綜上所述，造成帝國滅亡的原因固多，有人的原因，有窮的原固，有亂的原因，最最重要的，還是體製——機製問題。體製——機製好的，一切問題盡可迎刃而解，縱然有些小麻煩，不會影響大成果，反之，縱有小成績，難改大結局。可驚可怪可駭可悲的是，中國曆代王朝的體製演化，卻始終走不出一個怪圈。這個怪圈就是：它無時無刻不在膨脹之中，所區別的，隻是漸性膨脹與惡性膨脹罷了。縱然有些小的“瘦身”行動，也不過是一時興奮而已。實在一個大權獨攬的王朝，要其瘦身是太過勉為其難了。簡直比猴子變人還難，比螞蟻變大象還難，比肉體飛升成仙成聖還難。以此觀之，改變亡國之道，就必須改變那倒行逆施的機製與機理。而這一點，是中國古代哪一個王朝可以辦到的呢？所以，當我“聽”到這些亡國者發出的哀哀之音，恨恨之音或戾戾之音的時候，便不覺有一種莫名的愁悵湧上心頭。五閱讀“三說”，我以為還有以下幾點需要略作說明。1．議論國之興亡，莫忘文化的作用文化是立國的平台。好的文化可以涵養與導向好的國家管理體製，反之，則可能從根本點上即從根兒上出現麻煩。中國傳統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從整體上看，早已不能適應曆史的發展潮流，這一點還需要懷疑嗎？舉凡現代文明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基因，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或者處於蒙昧狀態，或者處於邊緣地位，或者幹脆即告闕如，如平等，如自由，如科學，如民主，如理性，如幸福，莫不如是。對這些近、現代政治文明中重要的不能再重要內容，你硬去向孔丘夫子請教，他老人家能回答你嗎？因之，那種奢談國學甚至認為國學可以具有一切功能與資源能力——萬物緣備於我——的觀念與意圖，不但是愚昧的，尤其是有害的。但這不等於說，可以完全拋棄甚至毀滅傳統。要知道傳統尤其一個偉大的傳統是無法拋棄也不容毀滅的。以西方為例，基督教文化，在文藝複興之後的幾百年間，曾受到多少極其猛烈的批判與衝擊。這裏麵包括人文主義思想的衝擊，世俗權力的衝擊，各種各樣無神論與宗教改改的衝擊，特別是科學的衝擊。以致有偉人預言，科學必進，宗教必退，科學的勝利即是宗教的失敗。但看今天的西方世界，科學固然高歌猛進，宗教並未退出曆史舞台，不但沒有退出曆史舞台，而且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取得了無可低估亦不容低估的重大社會文化作用，它在新的曆史舞台上扮演新的角色，而且演得有聲有色。儒學亦當如此，中國傳統文化亦當如此。它需要改進，需要變化，需要融進新的基因與養分，但它不會毀滅，也不會消亡。實在一個偉大的文化，它必然是經得起各種各樣的批評、諷刺、批判與衝擊的，它也經得起各種各樣的讚揚、推崇、聞釋與發揮。正如一個真理，如果批評幾句，就會像泡沫一樣破滅的話，那它一定不是真理——真理有這麼弱不禁風的嗎？舊的文明需要新的血脈，隻要它不拒絕新的文明，必將在新的曆史火焰中重生，就如同鳳凰涅槃一般。2．確立新的文明，需要開放的心態雖然不止於心態，但心態無疑是很重要的。中國曆代帝王中，那些但凡有些作為的都是比較開明和開放的。不要說帝王，即以中國文化而論，沒有春秋戰國時代的東、西、南、北文化的大開放與大融合，就不會有傑出的秦漢文明；沒有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代的大開放與大融合，也不會有盛大的隋唐文明；同理，沒有1840年以未漸次曲折出現的中、西文化的大開放與大融合，也不會有現在中國的成就與文明。不但中國如此，古希臘也是如此，古羅馬猶然如此，日本同樣如此。歐洲若不開放，不會有產業革命和英、法社會政治革命；美國若不開放，連美國這個國家都不會誕生。那種認為自己的文化一切皆好，完全可以靠自給自足解決一切問題的想法，完全違背曆史常識，用青年人的慣用話語表達——整個一個沒文化。那種動不動就要和別人比優劣，論高低，講勝負的想法，不過梁山好漢排座次的水平，或者華山論劍的水平，甚至連這水平都不夠。實在梁山好漢雖然英雄，用他們那樣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去實現現代化，怕是不太符合曆史的實際，甚至有些不靠譜，不沾邊，不搭調。開放雲雲，不是誰硬去戰勝誰，而是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共同為人類文明作貢獻。人類文明要走向未來，不但需要經濟雙贏，而且需要政治雙贏，尤其需要文化雙贏。3．國家的根據是法律，國家的首義是民生現代文明國家的存在依據，隻是法律，而法律例如憲法乃是公民的契約形式。毛澤東主席曾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說得很對，人民同意，才有國家。從這個基礎出發，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權力，包括立法權，習法權和行政權，都是有限的，國家管理者對國家的治理，隻能是有限治理。但皇帝的權力例如中國皇帝的權力卻是無所限製的，或者說，限製是相對的，弱勢的，仆人性的。仆人不能限製主人，誰限製，就打擊誰。任何帝國，風來雨去，終於走不出衰亡敗落的宿命，其原因在此。現代政府應該是責任政府，有限政府，民生政府，與服務政府。所謂責任政府，即政府須向法律負責，對公民負責，法律不允許，政府無權去管。這一點與公民與企業的自由概念恰恰相反。在政府，是法律不授權的領域，全是禁區；在公民，是法律不禁止的領域，全是自由。所謂有限政府，包括兩個含義：一個含義是，國家權力要分置，行政權與立法權要分開；立法權與司法權也要分開。你不能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還是行政權力執行者，那道理就如同你不能既作司機也作警察，二者發生矛盾，你又成為法官一樣。一個含義，即行政者不能包攬全部社會責任，所謂大社會，小政府。政府包攬一切的想法。像蛇吞象一樣的荒謬與不可操作。對於政府而言，有些是必管的，有些是不能管的。行政不能越界，卻又不能失職。有所為有所不為。越界即政出無據，別人可以不聽你；失職即不作為，不作為別人可以告你。出現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承擔法律責任。所謂民生政府，即政府的主要與首要職責，是公民生活。民生大於公共事業，公共事業大於經濟活動，這個邏輯才對。政府的主要職責，應該是非經濟性的，絕對是非贏利性的，不能直接組織經濟活動，今天辦一批公司，明於管理一批呆賬，這樣的情況，大約隻有在過渡時期才算有點合理性可言。一個國家有如一個家庭，它的首要任務，是吃、穿、住、用，是安全，是健康，是學習。至於其它種種，有些是該企業管的，有些是該行業管的，有些是該社區管的，有些是該宗教管的，唯有各行其是，才能促成社會的有序、和諧與興達。所謂服務政府，即政府沒有越界的權力，但有服務的義務與職責。政府不但要為公民服務，而且要為企業服務，還要為一切需要政府幫助的社會組織與社會事業服務。一麵是服務，一麵是監管。監管主要是監督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特別是權力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代的吏治文化尤其具有值得借鑒的價值。政府管好自己，自是社會之福。然而，權力既具有剛性特質又具有膨脹的本能。剛性特性使它容易成為壓迫性力量，膨脹的本能又使它容易失去控製。西方近代以來，對於國家權力尤其行政權力具有多重限製，其中包括法律限製，程序限製，民意限製，輿論限製，道德限製，行會限製，區域限製與選舉限製。限製雖多，並沒有影響國家權力的效率，隻是強化了它的文明屬性。4．關注弱勢群體，尋求和諧發展和諧發性是一個理想，也應該可以成為一種具操作品質的現實。其中關鍵的一點，是有效縮小貧富差距，關注弱勢人群。但究竟哪些屬於弱勢群體，也有不同見解。有些國企大老板認定自己也是弱勢群體；你看我幹得滿興奮的，人家一個免職令我的位子就沒了，我不是弱勢人群能是個啥？這其實是混淆了弱勢群體的本義。我認為，所謂弱勢群體，首先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你不能說我雖然身為宰相，因為皇帝老官比我大，我就成弱勢人群中的一員了。弱勢群體是有特定內涵的，它首先指的是那些處於相對貧困尤其絕對貧困的人；那些無助的人，包括無錢看病又投告無門的的病人；沒有人身自由的犯人；做了工出了力卻拿不到任何報酬又找不到解決途徑的人；以及老人，兒童和那些邊緣性人群。早些年，我在《中國人走出死胡同》一書中說過，測定一個文明的社會，最好去醫院或者監獄。那些能善待——以文明的方式對待病人與犯人的國家，雖不必特別發達，至少是符合現代文明標準的。5．反對壟斷，保證經濟活動的公平與生機中國企業，喜歡做大。做大沒什麼不好，但以不能形成壟斷為前提。壟斷是市場中最不講道理的怪物，一旦形成壟斷，諸多違背市場規則的事情都會發生。偏偏我們中國既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權的曆史，又有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曆史，可以說，形成壟斷的環境充分，資源豐富，論到競爭自由，公平，正義，則明顯缺乏基礎。對不起，本大人最擅獨斷，對自由二字一竅不通。本文前麵說過治國先須治窮，治窮的根本在於經濟充滿活力。而經濟能否有活力，不能由政府越俎代庖，它的主角隻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唯有形成中、小企業充滿生機的社會生存狀態，其經濟前景才是最有希望也最具有生命力的。政府的職責，就是克盡職守，殫精盡慮，為企業首先是中、小企業的充分發展提供保護，準備條件，營造環境。6．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儒學時代，國家既朕，朕即國家，而且認定：凡做皇帝的都是上膺天命的。你別說孫皓是個混蛋，混蛋怎麼能做皇帝呢？人家天命所衷，混蛋固然混蛋，依舊坐在龍廷之上。你也別說劉禪像個白癡，白癡又怎麼能做皇帝呢？擋不住人家也是天命所衷，雖然腦子笨得如同進水，但想不做皇帝都不可以。由此者來，那掌管天命的人也不免有點“三八”。現代文明絕非如此。現代文明的國家理念是：國家乃是一種特殊的公民契約形式。比如有10個人登上一個無人的小島，他們決心在此生活下去，就可以立個契約，決定在這個島上，建立一個國家。國家既是公民契約的特定形式，就與天命屁不相幹。國家既是公民契約的特定形式，公民就有權建立這契約，有權改變這契約，或確立新的契約。國家既是公民契約的特定形式，顯而易見，公民作為立約人必定是這國家的主人。遺憾的是：中國古來既沒有這樣的理念，也沒有這樣的邏輯。曆朝曆代終究走不出衰敗的命運和衰變周期的怪圈，無不與此有關。好在自1840年以來，我們英雄、智慧的先人們前赴後繼，階升梯進，為實現這一偉大目標而奮力前行，而不懈努力，而英勇獻身，終於終結了帝製，走向了共和，並腳踏實地地踏上了以市場經濟為體製基礎的現代化主路。曆史是一麵鏡子。我希望，通過這鏡子，也可以照出現代人的某種文化根脈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