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開國之君 強國之君 亡國之君》導言
一孔了說“聽其言，觀其行。”即評判一個人的優劣，不但要聽他怎麼說，尤其要看他怎麼做。然而，也不盡然。行為固然重要，二者又不可偏度，隻有行動，沒有語言，也不可以，極而言之，那差不多就不是人類了。人類有別於他物，因為我們有語言，會思想，能創造。語言既是思想的材料，又是思想的存在形式，還是創造的信息表現，沒有語言的思想與創造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沒有思想與創造的語言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樣。中國曆史長，朝長多，大事件也多。朝代多，開國者既多，亡國者也多，治國者猶多；大事件多，留下的記載固多，話語也多。而這些大事件常常就是與開國、治國、亡國聯係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在，把這些開國者、治國者、亡國者說的話收集起來，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的，怎麼想的，以及怎麼做的，顯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甚至是一件很能吸引人眼球的事。不僅如此，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極其重視曆史的傳統。中國的曆史及其典籍，甚至有些宗教的意味，又帶有經典性質。因此，閱讀曆史，聆聽曆史，尤其是閱讀和聆聽那些在曆史的風暴中升沉起落的代表人物的話語，則不但是一種學習，而且是一種反思，甚至是一種享受。這些話語，未必盡可坐實，但那價值自在。即使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慶典之言，也是一種曆史的裝飾。裝飾不等於曆史，卻也是一咱曆史的存在。其文化含量，亦未可輕估。就中也可以看出古人例如皇帝追求的是什麼，想往的是什麼。這些話語者中，自然以皇帝為最主要的代表。因為一般地講，他們的地位最高，影響也最大。但地位高，不見得見解就高，影響大也未必就是正麵影響。而且雖是帝王一人之言，或許包含著許多他人的觀點在內，有些話語，則幹脆是他人的代筆之言。皇帝之外，還有相應的佐助或反對者在，這些人的語話亦相當重要，甚至更為重要。他們的觀點或者與帝王相合，或者不甚相合，或者幹脆處在水火不容的地位。通過這些話語，也看到那個特定時期的曆史風貌與活動。這些話語中，有詔書，有短文，有評語，有史家的記錄，也有君臣問對，形式不拘一格，內容但求豐富。其目的，隻在通過這些話語，使今天的讀者聽到中華民族存留在曆史深處的千古之音。二開國者中，也有不同的類型，有繼承祖業又充分發揮者，也有提三尺劍起於草莽而乘風雲奪取天下者，有逐鹿中原者，也有逼宮禪讓者。這些不同類型的開國者，曆史功績有大也有小，人品素質有高也有低，但大體說來，既為開國者，絕大多數均為對那曆史時代有為，有見，有功，有力之人。我在《中西文明的曆史對話》中說過，中國自春秋戰國以降，經曆了四次重要的體製變革：一次是建立中央集權下的郡縣製；一次是全麵實行科舉製；一次是初立共和製；一次是確立市場經濟製。這四次變化，有兩次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其餘兩次，正是秦漢時代與隋唐時代走向強大與繁榮的最重要的體製性保證。而炎漢與盛唐，也恰恰是中國曆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自宋代之後，變化也多，但那性質不一樣了。宋代的變化固然也不可小視，但其成就主要是經濟、文化方麵的。而且自宋代之後，中華曆史的發展特征，不免有些奇異，甚至有些乖張。且不論宋、元、明、清哪朝哪代，是經濟一片繁華也好，鐵騎飛馳萬裏也好，是專製別出心裁也好，是疆域空前廊大也好，說到製度層麵的原創性貢獻，沒有能超過秦漢或者隋唐的，多少有些羞答答不好見人。而且民族矛盾此伏彼起，國家安全缺少保證，邊亂邊患成為社會發展的曆史性瓶頸。單以經濟尤其是商業經濟而論，宋代的成就可以說超越了它之前的任何一個王朝，然而不濟事。它留給後人的印象，隻是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且一個屈辱接著一個屈辱；元代的統治時間短些，在市井文學方麵也有傑出的表現，例如元雜劇即是市井文明的產物，然而，也不濟事。它皆給後人的印象，除去民族間的長久未息的緊張與殘暴，就是統治者內部的血腥與野蠻。明代的統治，可說集中國曆代王朝之大成，並且向著專製方向作了無以複加的極端性發揮與努力。明代的商業與市井文化同樣超越漢、唐，不讓宋、元，然而同樣不濟事。直到清代，清的統治者可說繼承了宋、元、明的幾乎所有優點，而淘汰了它們的諸多糟粕。或者應該說，明王朝是宋、元主要政治缺點的繼承者，而清王朝則是它們各自優點的發揮者。清王朝的版圖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清朝的民族關係相對而言，也是處理得最好的；連清朝皇帝的個人文化與道德素質，與曆代王朝尤其是與漢、唐、元、明相比，其整體上的表現，也是最優秀的；其經濟與文化同樣取得空前成績。單一部《紅樓夢》，即可以雄視千古，令後世偉人生中華民族第五大發明之歎。然而，大清王朝既沒有成就漢代的偉業，也沒有成就唐代的繁榮。且早自明中葉始，它已經開始與西方文明拉開距離，不是數量不行，而是質量生變；自清中葉始，與西方的距離更是愈拉愈大，終於淪落為被世人輕賤的東亞病夫。我要說的是，這東亞病夫的病症，並非隻是身體方麵的，尤其是經濟方麵的，科學方麵的，技術方麵的，製度方麵的，文化方麵的。在眾多的開國者中，特別值得關注的代表性人物，我以為有如下五位，即，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與明太祖。秦始皇的曆史功績，終中國整個儒學時代均少有匹者。他其實是個幸運兒，上承祖業，生當其時。若生得早時，不過昭襄王再世，若生得晚時，又追不上這個大時代了。在他之前100年，已有商鞅變法為他的宏基偉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後，又經數代辛勞，多少將士流血犧牲，東征南討，打出了一個秦將吞並六國的天下大趨勢。到他的時代，萬事俱備，隻欠東風，而他就成了這鼓動東風驟起的發動機。他本人的功績自然也是不可輕視的，畢竟他是一位雄才大略者。他眼光高，手段也高，胸懷大，氣魄也大。他知人而且善任，縱有些波折，終不改其英主本色。自公元前230年始，他先後滅亡韓國、魏國，韓、魏滅亡。他準備滅楚國了。但楚國還比較強大，此時的秦王，自是英氣勃發，而他殿下的青年將軍更是豪氣衝天。依既往的功序而論，攻打楚國的首選將領應該是王翦。他問王翦滅楚需要多少軍隊，王翦回答非60萬人不可。他嫌多，內心不認同這個數字。於是有青年將軍李信，說隻有20萬軍隊就行了。他高興了，就用李信。結果這20萬人根本打不勝楚國，反而陷入被動。而此時的王翦業己謝病歸鄉。於是這位不可一世的秦王，便屈尊迂貴，親自登門，請王翦出山。偏王翦這老頭，固執得緊，出山可以，伐楚可以，仍然需要60萬人馬。他縱然內心有些不同意或者不高興，卻不表現出來，而是親到灞上為王翦大軍送行，以示信任，以振軍威。這王翦跪在地上不起來，又向他提出滅楚之後的賞賜問題，他於是笑道：“將軍何必如此怕窮？”話雖如此，還是高高興興送大軍出征。以此觀之，他不僅是一位能知賢能用賢的明主，而且頗有些禮賢下士，屈己從賢的味道。即使大功告成，成為始皇帝之後，他也不曾殺戳功臣。這一點，更是漢高祖、明太祖之輩無論如何不能望其項背的了。秦始皇的最重要的曆史功績，還在於製度方麵。他的時代，對實行郡縣製式的管理體製還是實行分封製的管理體製，是有爭論的。這爭論到了漢代文帝、景帝時期都沒有止息，到了唐代還有柳宗元寫的一篇《封建論》。他的不凡之處，在於一眼便相中了中央集權下的群縣製管理體製，而且生枝加葉，使這體製變得更為成熟。而這種中央集權式的管理體製，在中國一行就是2000多年，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法”。詩意地說，這郡縣製就是秦始皇的一座曆史豐碑。秦始皇的高明之處，不僅在於他確定了這樣一種帶有變革性與原創性的政治管理體製，尤其盛在於他為這體製製訂了一整套相應的社會管理工程。其中最主要的即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等。車同軌即按統一標準修築道路。現代中國人好講，要想富，先修路。這道理你懂，人家秦始皇更懂。當然他不是關心你的貧與富的問題，而是看準了道路乃實現高度統治的命脈之一。書同文更為重要。戰國時代，各國文字不一，文字不一，則信息難通。書同文的意義不僅在於信息而已，回頭看去，這“書同文”政策與中華民族的興亡成敗都大有幹係。度量衡也是如此，以今天的市場看，這不僅是一個生活層麵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管理層麵的問題，還是一個市場層麵的問題。但秦始皇不是沒有重大政治性缺點的人，也不是沒有重大曆史性缺失的人。他的最大功績在於確立中央集權的管理體製，而最大的缺失則是缺乏相應的文化支撐點。曆史經驗證明，任何一種好的體製，都必須有相應的文化作支撐，製度如舟，文化似水。水淺則不能載舟，水涸則不能行船。製度既是名成千古的大製度，舉措也是影響深遠的大舉措，然而，沒“文化”。不但沒文化，還要毀滅文化。秦始皇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焚書坑儒。因為沒有儒學文化作支撐，他的政策雖然是有效的，卻又是暴虛的；他的統治雖然是決斷的，卻又是殘忍的；他的風格雖然是雷厲風行的，卻又是不仁不義的。所以盡管他一心追求長生不老，一心希求將他的皇位一世一世永世傳遞下去。然而，追求長生顯然成為了一段曆史的醜陋與滑稽，而萬世統治雲雲也不過是一場春夢而已，而那現實，僅僅二世的現實，便已然成為一場噩夢。秦始皇的曆史功業，整體上講，是漢武帝完成的。因為正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主張“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終於疏通和發掘到了中國儒學時代所必須的文化資源。再談漢高祖劉邦。如果說：秦始皇是一位曠世雄傑，那麼，劉邦則是一位絕代智者。但他的聰明不僅是本身智商高，而是知人善任。他的過人特點，就是慧眼識真，能分優劣。雖然本人不會發明，哪怕一個最小的發明專利也做不出來，但能在1000件專利中找到那最好的也最實用的專利。而且，一旦找到，馬上采用。所謂“豁達大度，從諫如流”，所謂“隻要你說得對，好，就照你的辦”。比如，他一入鹹陽，進了秦宮，為秦王宮的豪華所傾倒，呆在裏麵，不肯出來。但經人一勸，馬上封閉宮殿，起身離開。又比如他看不起儒生，有時一時興起，還要在儒生的帽子中撒尿，所以酈食其要求見他，他也不見，就算見了，也很沒禮貌。偏那酈食其也是一位狂生，你不禮貌，我更不禮貌，自稱“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酈先生一罵，他馬上頭腦清醒，不但采納了酈食其的建議，還要予以重用。再比如，他原本看不起韓信，說韓信曾受胯下之辱，其實人家韓信的那點“行狀”，與他的“行狀”相比，實在也差不到哪兒去。但經肖何一薦再薦，終於認識到韓信的價值，於是破格提拔，拜為大將，令其地位遠在所有舊臣之上。還比如，他為了解決戰時危局，也曾聽取酈生意見，要分封天下諸侯。但一經張良提醒，馬上醒悟，於是破口大罵酈生，“險些誤了乃老子的大事”，立碼追回成命。這樣的事，在劉邦這裏是太多了，而且其中頗有幾次，事關大漢王朝的麵敗與興亡。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越是在風口浪尖之上，越能顯現出他擇善而從的銳利眼光。但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也許還不在此。而且我認為，如果隻看他的“從諫如流”，不免將這位漢高祖看得“淺”了，甚至把他“機會主義”化了。不錯，他是“豁達大度，從諫如流”，但那後麵，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在，他的特別高明之處，還表現在：其一，他了解民情。劉邦與秦始皇相比，可以說是兩極性皇帝。贏政生於王室，長在王室，他看一切事物，總是由上而下的。他想問題的出發點，首先是自己的統治，打仗是為了統治，治國也是為了統治，進皇帝封號，確立管理體製還是為了統治。所以他雖然對法家學說最為傾心，看到韓非的著作，也曾感歎“寡人得與此人遊，死無憾矣。”但真的得到韓非，並不珍惜，因為李斯從中挑撥離間，最終殺了韓非。劉邦不是這樣，他本人就出生於社會下層，成長於社會下層。他對社會的了解，原本是共在的，後來是自覺的，加上他個性風流，三教九，什麼朋友沒有，對社會的認識，十分深刻。不但他本人，就是他的基本班底，也多為社會下層人士。所謂灌嬰是馬販，樊噲是屠夫，英布是刑徒，彭越是強盜，周勃是賣布出身，韓信是下層武士，陳平偷金盜嫂，蕭何，曹參是低級衙吏。唯張良是韓國公子，也是亡國的貴族。因此故，項羽臨終之前，隻會唱“虞姬虞姬且奈何！”然後泣下數行。而他打勝仗歸來，卻要與家鄉父老共飲，高唱大風之歌。這種平民品性，正是他取得成功的關鍵之一。其二，他本人雖然是無賴出身，年輕時更是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當了漢王，還經常出爾反爾，粗口罵人。對於父親、妻、子，也不見多少真情；又是個好色之徒。這樣的人，居然成了“漢高祖”，鄉人聞之，不覺詫異，發小聞之，難免噴飯。然而，他卻是個好學的人，以致在他臨終之際，還要後悔自己讀書不多，諄諄告誡兒子要用心讀書。他骨子裏其實尊重讀書人，雖然不見得從來如此，但戰爭的經曆顯然警示了他，儒學的禮儀，又大大地幫助了他。他初作皇帝時，開朝議事，還是戰時模樣。多少朝臣站也沒個站相，坐也沒個坐相，酒高了不免大發酒瘋，鬱悶了又要亂舞佩劍。這個皇帝，可其不好當。後來，經叔孫通、陸賈等一班儒生努力，教導文臣武將，習學禮儀，於是朝堂肅穆，赫然有序，朝臣入覲，戰戰競競，他高坐龍位之上，真正感到了作皇帝的威嚴與美妙。於是決定，要祭奠孔子。古人作皇帝，總有些鬼神色彩。所以陳勝起義之時，先要弄神弄怪，項羽將亡之時，還要抱怨上蒼。劉邦也弄這個。因此故，賢明如太史公者，作“史記”時，還要說他是他母親與龍野合而生，說他長著一個“龍鼻子”——龍準。這樣的文化，一直到清王朝，一直到袁世凱，依然流行。劉邦卓然於他人的地方，是他雖然信神信鬼，卻不僅信神信鬼，他開了皇帝尊重，習學儒學的先河。這一點，正是中國古代社會賴以生存、繁榮與強大的三大條件之一。漢之後，舊的組織結構與管理模式不敷時用了，經過三國，兩晉，十六國及南北朝這樣的社會大動蕩，區域大衝撞，民族大融洽的曆史演變，到了隋朝，得以初步統一。進入唐代，成為中華古代文明的第二個輝煌時期，這期間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則是唐太宗李世民。大漢王朝的特征是雄渾厚重，大唐王朝的特征則是盛世繁華。唐王朝輝煌不但表現在強大上，尤其表現在繁榮上。在那個特定的時代，無論以政治論，以經濟論，以文化論，以藝術論，以教育論，唐王朝在整個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它不怒而威，不言而重。它不是以武力，而是以自己的成就賓服於四海，揚威於世界。它既不像先秦時代那樣百家爭鳴，也不像西漢王朝那樣立雄威於東方。它不須百家爭鳴，但要百花齊放；它不追求立雄威於世界，卻自有一種難以企及的優勢與品位在。大唐王朝的貢獻甚多，這和六朝時期的民族文化大融合息息相關，它本身就是這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產物。因此故，唐王朝的胸襟是最為開放的，它骨子裏雖然依舊是儒學一脈，但對道教、佛教等均取不排異態度。換個角度看，正因為那是一個文化多元共盛的時代，它的文化成就才遠遠超越前人，而且為中華民族的後來者，樹立了一個傑出的典範。李世民恰好是這時代的弄潮者與幸運兒。李世民早熟。大約在他十六、七歲的時候，他已經參予他父親的機要大事。年紀輕輕就成為叱吒風雲的一方統帥，整個唐王朝的軍功，幾乎90%以上均與他的名字聯係在一起。更為奇異的是，他不但是一位開國者，還是一位建設者，他主導下的貞觀之治，也是中國曆史少有的治世之一。這一點，是秦始皇比不過的，也是漢高祖比不過的。倒是秦始皇的優點，他具備——他知人善任但絕不枉殺功臣，漢高祖的優點他也是備——他從諫如流而且了解下情。他一生建樹很多，留下的言論也多，其中最為重要的，乃是科舉製與開明的文化政策。科舉製並非唐太宗創立，它在隋朝已備初形。但唐太宗顯然是這製度的知音和極為有力的支持者與發揚者。他非常肯定和重視科舉製，因為在他看來，唯有這製度才可以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科舉製在中國實行一千多年，它的正麵價值非同小可。因為有了科舉製，才真正在製度層麵打破了少數貴族對社會統治權和話語權的壟斷，從而為知識分子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開拓出一條進入社會管理層的直通大道。想當年，曹吾德提出“唯才是舉”的人生方針，那提法固然另類，卻含有重視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意思在內，但無論怎樣，一項政策哪怕是任何一項偉大的政策終究比不過一個合理的製度。一是科舉製，二是開明的文化政策。唐太宗本質上還是儒家，但他對佛學也不排斥，對道家更其喜愛。因為他姓李，道教的名義創始人也姓李，雖然此一李並非彼一李，在他心目中，總是覺得親切不同於他人。唐太宗的這個態度與政策，影響了唐文化的走向，至少，唐文明能夠取得那樣巨大的成就，與他的這種風格與政策有著因果關係。或許可以這麼說，若沒有這樣的政策，或許還會有杜甫這樣的大詩人——詩聖，但若想產生李白那樣的大詩人——詩仙，王維那樣的大詩人——詩佛，就不太可能了。而中國若無李白，那損失豈可估量！唐王朝的禍根是割據。先是安史之亂，然後是軍閥割據，加上宮廷內部的宦官之亂，終於要了大唐王朝的命。所以至遲自中唐開始，尊儒排佛之聲日隆，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即是一位堅定的儒學衛道者。自他之後，獨尊儒學之聲更是此起彼伏，日甚一日。這並非他們的一廂情願，實在中國古代社會，沒有這儒學便不能長治久安，甚至不能達到穩定。這一點，是被越來越多的讀書人認識到了，也被社會所接受了。它的正麵意義是：中國古代文明因之而延綿已久；它的負麵意義是：自宋之後，直到晚清，再也沒有那麼開放的曆史時代了。宋王朝其實也不是一個全然封閉的王朝，但它給人的印象卻是一個很令人懷疑很沒有威信甚至有些可憐巴巴的王朝。從它立朝之日起，它就外“患”不斷。且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元，都是被異族入侵者硬生生血淋淋滅亡掉的。一方麵外患不斷，一方麵屈辱求和，另一方麵又殺害主戰者。且外患不斷到了亡國的嚴重程度，屈辱求和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殺害主戰功臣又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專製時代，本質上乃是血腥時代——哪者專製而不濫殺無辜的，但像宋王朝那樣，公然殺害嶽飛，而且連個正經的罪名都找不到，憑著“莫須有”三個字就把這樣一位德高望重，戰功赫赫，對宗王室忠心不二的傑出統帥殺害了，可說從古以來，聞所未聞。於是這太宋王朝留給後人，特別是留給一般非專業人士的印象，都是很負麵，很可懷疑的。中原的老百姓，雖然是最敬畏官長的民眾，但對於這樣的統治者，也是最少尊敬的，對於彼時的奸佞之徒，也是最多痛恨的。實際上，宋王朝並非一無是處，不但並非一無是處，而且有它獨享的光榮。它的經濟顯然是空前繁榮的，它的商業也是空前發達的。與它的前人比，它的社會生活顯然是與近代生活最為接近的，它的文化尤其是別具特色的。有日本專家甚至稱宋王朝為“東方的文藝複興時代”。與漢、唐相比，漢王朝表現的是雄深厚重，唐王朝表現的是繁盛輝煌，宋王朝表現的則是精美奢華。宋人的風格是華美細致的，宋人的生活是舒緩平和的，宋人的興趣是雅然悠然的，宋人的文學是歌化舞化詞化的，宋人的藝術也是文人畫式的。凡此種種，或多或少都與宋代的開國者們相關。宋代的開國者及其繼承者，對於士人的表現是最為大度的。宋代的文字獄相對而言是最少也是最輕的，宋代士人的處境相對而言也是最為優異的。李白豪放，陳亮狂放。李白豪狂隻是輕視楊貴妃、高力士，陳亮狂放則連皇帝也敢批評。但大唐王朝不會重用李白，隻當他是禦用文人；大宋王朝卻原諒陳亮，而且還要錄用他做官。莫說李白，杜甫是詩中聖人，對皇家最是忠心，但論到仕途，卻是難堪得緊；王安石並非醇儒，卻可以成為中國曆史少有的大改革家。宋代重視士人，重視文化，行政相對文明，不能說都是宋太祖趙匡胤努力的結果，但至少可以說，凡此種種，都與趙匡胤的努力倡導尤其是他對宋王朝的製度設計有關。宋太祖一生行止，在如下兩個方麵有著特殊的表現：一是他重視，重用和大範圍接納士人，一是他想盡各種方式限製軍隊的權力。而這兩點，左看右看，多少帶點西方近、現代政治文明的意味。先說第一方麵，他尊重和重用士人。在這個方麵，他比之唐太祖李世民都有進步，與秦始皇，漢高祖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他本是一介武夫，但有政治頭腦，又有文化眼光。他脾氣很大，但能克製。他和不少文臣尤其是趙普的關係，堪稱一段君臣佳說，頗有些唐太宗與魏征關係的影像，但以私交而論，又比之唐、魏二位更為密切。例如趙普向他推薦人才，他不喜歡，這趙普就沒完沒了，一定要堅持。有時他氣得拂袖而去，趙秀還要跟在後麵，一直追到後宮。宋太祖進宮了，趙普身為外臣，不能入後宮的，就站在門口等著，他也沒有脾氣。有時候，他真的氣急了，要發火說：“佛雖慈悲，憤怒了也會殺人的！”但趙普依然我行我素，該講什麼還講什麼。他雖然發怒，並未殺人。宋太祖敬重士人，是由哀的，發自內心的；重用知識分子，也是真誠的，所謂“宰相還要用讀書人”。據王夫之說，他曾經勒石立約，約法三章，並把這三章鎖在殿中，每有人君繼位都要跪在地上頌讀。這樣重要的文件，究竟寫了些什麼呢？那上麵，赫然寫道：“一、保全柴氏子孫，不得因有罪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三、不加農田之賦。”宋太祖重視士人，其好處，是士人的地位尊貴，不但一般人，即使那些權勢赫赫的武將，與文臣相遇，也要先打招呼，高唱肥諾一聲。這樣的情景，在曆朝曆代都是罕見的。重視士人，延攬人才，宋代科舉製較之唐代更為發達也更為規範。士人入仕的道路很寬，人數很多，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組織結構，難怪柏楊生生要稱宋王朝為士人的樂園。宋代儒學發達，而且自孔子立學1500多年，終於又出現新的儒學，其代表人物即是名聞避邇的濂、洛、關、閩。這些儒學大師，不生於漢，不生於唐，而生於大宋王朝，並且立學授徒，產生極為廣泛與深刻的影響，是有其內在性原因的。一方麵是重視大人，重用士人，廣開門路接納人士，另一方麵則在政治上特別是製度上多重限製武官的權力，防止武官擁兵自重。在這方麵，漢代、唐代都是有大教訓的。它們都亡於割據。五代十國同樣刀兵四起，其亂紛紛。宋太朝重視這些教訓，想方設法，立製改變、拒絕這類事情的發生。他的主要措施有：1．將軍權一分為三，一為調兵權，一為管兵權，一為統兵權。三權各不相屬，統兵權帶有暫時性質，打仗時把權力交給你，戰爭結束，一拍兩散，統帥與部隊各歸其處。2．對軍隊主要長官實行輪調製度，定期輪換，換將而不換兵。從而使帶兵者與士兵之間難於建立起牢固的關係，甚至兵不識將，將不識兵。3．軍隊作戰，要事事請示，大到戰略，小到戰術，一律要皇帝批準。雖然在千裏之外作戰，也要畫戰圖與計劃給皇帝。想戰場之事，千變萬化，前線指揮官竟沒有臨機處置之權，這樣的軍隊，想打勝仗，是太難了。但想擁兵自重，例如像趙匡胤一樣的玩黃袍加身的把戲，怕還要難。宋太祖的心機沒有白費，終兩宋王朝，宋代軍隊不曾作亂，也沒有擁兵自重的現象發生。連農民起義都不多規模也不大。如聲名遠大的宋江、方臘起義，其規模其實十分有限。宋代官職的這種設計，不僅軍製而已，整個官製設計都從限製臣子的權力出發。官製設計複雜，權力東分西割，南拉北扯，不但局外人找不到此，就是很多官僚本身也如墜雲霧陣中，一時莫辨東西。它的基本特征是官、職、差三個職能分開。官代表的是地位與俸祿，拿錢多少看官位；職代表的是榮譽，具體表現為加官，如龍圖閣大學士兼開封府尹。那大學生便是一種“職”。而且官也好，職也好，均沒有實權。唯有差——差譴，才是實際職務，代表著真正的權力。官、職、差相分離，已然複雜，官的調動頻繁又增加了複雜，再加上後備官員眾多，多到用不勝用，那情形就更複雜了。不唯如此，宋代官的收入很高，與明代官員比，要高上好幾倍。官多，開支更多，顯然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負擔，弄來弄去，真正成為人頭財政，分薪財政。唯其如此，雖然宋代是最為富貴的朝代，雖然宋王朝是最少內亂的王朝，但麵對這樣的局麵，卻也走不出其自設的泥淖。後人研究中國曆史，常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至少在明代已分明存在，或者在宋代已初見端倪。然而，這萌芽雖發生得快，卻生長得遲。以至於幾百年時光流逝，還是個萌芽狀態。看起來在舊的軌道上，是沒有出路了。以固有的結構作基礎，也沒有出路。那出路究竟在哪裏呢？也許宋人思考過這問題，也許他們未曾想過，曆史的事實是，想與不想都不重要了，金人既已滅亡了北宋政權，元人又要滅亡南宋了。或許可以這樣說，宋太祖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文皇帝。他重視士人，尊重知識，雖然兩宋王朝命途多舛，但在他開啟的範式下，兩宋文明確實超越了前人，達到一個新的曆史高度。然而，他又是不幸的，他走出了自身文化的局限，卻沒有走出自我設置的官僚迷宮。體現在士人身上的後果是：宋代出了李若水，出了文天祥，出了陸秀夫，這在唐人那裏是沒有過的；但也出了蔡京，出了秦檜，出了賈似道。宋士人中的貞節之士固然彪炳千秋，其奸佞之徒亦臭名昭著，有過於前朝。這裏還要提一提明代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其實是個奇才。在曆代重要皇帝中，唯有他與劉邦出身於社會下層。但他比劉邦的出身更低，家境更窮，人家劉邦好歹還是一位亭長，而且父母關心，兄嫂疼愛。他是全家死的死，逃的逃，本人窮到走投無路當和尚求生存的地步。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草根皇帝。而且他比之劉邦似乎更有智慧，更多魄力，也更富於“幹勁”。他的謀略是遠大的，生活是儉樸的，且不好財也不好色，他的執政方式尤其是勤奮刻苦的。他疑心特重，最害怕大權旁落，於是找個機會取消了宰相製，一切大權，親自掌管，所以他的負擔又是極為沉重的。他學問不多，但腦子聰明，閱曆非常，又極好學。在他打天下的那一段，對讀書人也還是不錯的，如禮遇宋濂，信任劉基，聽取朱升的建議，都表現出一位開明帝王的不凡氣象。他本人何嚐不想早日做皇帝——怕是做夢都想吧，但審時度勢，還是決定聽從朱升的意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好。他雖然也聽取一些士人的意見，但骨子裏絕不尊重知識分子。實際上，他連亞聖孟軻都不放在眼裏，可見他對儒學也實在知之甚少。如果說劉邦對知識分子隻是一個“用”，李世民對知識分子重在一個“識”，趙匡胤對知識分子才是一個“敬”，在他則最好的理解也隻是一種驅使，他使用知識分子就如同駕鷹驅犬一般。臣子與他見麵，無論是誰，全得跪著，這在曆朝功代是不曾有過的，而且稍有不慎，就要小心腦袋搬家。也因此故，明王朝雖然也算強，也夠大，也曾有過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壯舉，也曾有利瑪竇來華這樣的文化交流，但它既不像大漢王朝那樣的雄威深厚，也不似大唐王朝那樣的繁盛發達，甚至也不如大宋王朝那樣的精美奢華，更不要說成為士人——知識分子的樂園了。它的特點就是集權專製，集權為的是專製，專製還更要集權。朱元璋本人就是一個集權逮，是一個專製魔。舉凡一切王朝的統治術，他幾乎無所不知，無所不通，無所不能，無所不用。遠的要用，近的也要用，不但用，而且還要創造性發揮。他一生最大的暴行，乃是製造冤獄，謀殺功臣。僅胡惟庸、藍玉兩案，被他株連殺害的功臣舊臣就有幾萬人之多，昔日那些隨他出生入死的部下，大凡有點能力，有點爵位和影響的，幾乎被他斬殺殆盡。他留給後人的遺產，一是特務組織錦衣衛，二是以八股文取士，而他贈送給臣子的最大“禮物”，則是廷杖，廷杖成為定製，未知幾時，但創造這方法的，則非他莫屬。終整個儒學時代，被皇帝用這樣殘忍的方式打死打殘的臣子中，明王朝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朱元璋也是獨占鼇頭的。有哲人說過，曆史上的重大事件與人物，一般都出現兩次，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一次是作為笑劇出現。如果這規律成立，那麼，秦始皇與朱元璋，就是這樣一對劇中人。實際上，自明代始，中華文明已開始漸次與西方文明拉開距離，雖然後來還有大清王朝，還有康、乾盛世，但骨子裏經衰敗了。他們的豐功偉績，也終究沒有跳出前人的模式。而敗落的命運，正在潛移然化中如幽靈一般落在帝國的頭上。開國者都是勝利者，雖然這勝利，有長、短、大、小之別，但既能開國，必有些不凡之處。概而言之，在以下幾個基本的方麵，值得注意。其一，得人心者勝。古人重視人心，智慧者重視人心更甚於重視天命。雖然從他們的主觀方麵考慮，人心與天命應該是可以統一的。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這一條經驗，可說千古以降，屢試不爽。得人心，首先是得民心，重要的是得士心，因為士人是民的有智慧有思想有自覺體認的代表。舉凡那些創下豐功偉業的開國者，都曾得到士人階層的擁戴，或者可以說，有民而後有士，得士而後得民。即使是少數民族的統治者，他們入主中原，沒有士人特別是漢族士人的幫助，也是絕難成功的。其二，得人才者勝。開國者無不愛才，但有大愛小愛之別。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曹操、劉備、孫權、唐太宗、宋太祖以至元世祖、明太祖、努爾哈赤、皇太極等，沒有一個不愛惜人才的。用現代語言表達，人才是一切致勝資源中的第一資源，是一切致勝要素中的第一要素。沒有商鞅，秦的曆史可能改寫：沒有李斯、王翦，秦始皇的統一天下之路不會那麼雷厲風行；沒有漢三傑——蕭何、張良、韓信，憑一個無賴劉三，很難想象勝利為何物；沒有諸葛亮，劉備不可能成為照烈皇帝，雖然這皇帝因豁地太小有些名不符實；沒有二十八功臣，就沒有漢光武的中興之業；沒有二十四功臣，也沒有李世民的皇帝之位；以此類推，沒有人才如同沒有羽翼。普天之下，可以有沒有翅膀的鳥嗎？可以有沒有爪牙的猛獸嗎？如果不可以，那麼，違背了人才之道就是違背了生存之道。其三，賞罰得宜者勝。賞罰得宜既是一種公平，也代表了一種遊戲規則，或說一種法治。你不要說，戰爭期間，法治何為？殊不知，越是戰爭年代，沒有一個必要的法治原則，就越不能取得勝利。曹操總結一生經驗，留下一句名言：“吾在軍中執法是也，至於小岔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其言雖短，其理則深。聯想到他一生戎馬，統一三分之二天下，更可以體味到這話的份量。項羽就不同了，若論個人英武，戰場拚殺，中國的開國帝中大約沒有能夠超過項羽的。項羽一怒，“千人皆變”，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威風？然而，不管用。韓信評價他時，說他“喑惡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其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匹夫之勇，縱然可以力抵萬夫，不過萬夫罷了，再來一個，一萬零一個，不行了，完了；婦人之仁，——這個比喻在今天看來有歧視婦女之嫌，不好，——但那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你隻是像古時某些老祖母疼愛孫子一樣的對待軍國大事，就不僅會寵壞了孩子，尤其會毀掉事業。其四，謀略高超者勝。開國者是要有謀略的。先打哪裏，後打哪裏；與誰戰，與誰和；何時可戰，何時須和；乃至於如何行軍，如何籌糧，如何排兵，如何攻城，從何拔寨，幾乎處處皆有學問在。謀略是一種智慧，開國謀略則是一種大智慧。這樣的智慧，是可以傳千古，警世人，常談常新的。但要說明的是，沒有智慧固然不可成功，僅靠智慧亦難以成功。別的都沒了，就剩下智慧了，則智慧與陰謀等。因為陰謀與智慧之間，正如真理與謬誤之間，隻有一步之遙，這一點是學習曆史者，尤其初涉世者不能不引起特別注意的。以上四點，也是一個結構。既是結構，則其效應應該是均衡的，整體的，有機的。均衡則整體大於局部之和，單打一則局部之和小於整體。開國者的成功經驗中，當不適於這些，欲作更多了解者，請聽他們自己“說”。三治國者，如能治得好時，其實是於國家，於民族，於曆史，於人類有大功績的。然而，他們的影響，似乎永遠也比不過開國者。大約人之本性中，總有些喜歡刺激，喜歡激烈，喜歡驚險，喜歡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因素在內。然而，隻須理性地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漢王朝固然值得自豪，造成漢代強大的，不是楚漢相爭，而是文、景之治；唐帝國固然繁盛空前，造成唐代輝煌的，首先不是李氏父子的東擋西殺，而是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遺憾的是，人們寧可賓服殺人者，也不去恭維建設者，難怪魯迅先生要感歎人類對拿破侖的推崇與對隋那的冷漠。然而我要說，文明的人類對故宮古建築群一定會比對白起坑殺四十萬趙兵更感興趣，而對發明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乃至思想家的尊敬情感也應超越對一切戰爭指揮者的情感表達，即使我們這一代人還做不到這一點，未來的人類應該是這樣的，必然是這樣的，因為人的生命固短，文明之流不息。我們尊重治國者，就該傾聽他們治國的聲音。但治國乃是一項動態的無與倫比的大工程，雖然老子也曾說：“治大國若烹小鮮。”那不過是真理兩端性中的一端而已。治國這件事，若說得細時，需要寫十本書，寫十本書都不夠！假定有人能把它寫出來的話。這裏因繁就簡，議論五個方麵的問題。1．治國理念治國需要理念，這理念包括立國之本，包括政治價值係統，以及治國方略等內容。當然也需要行為，相比而言，理念尤其重要。沒有理念的治國者，項羽可以算作經驗類型的治國者，大略如盲人騎馬，如果未曾摔破頭，就該雙手合十高頌佛號一百聲。古代如此，近代猶然。以法國大革命論，那是有理念的，理念就是“人權宣言”。雖然後來的行為與那理念之間有著很大的矛盾，甚至弄成了假“人權”之名，行毀害人權之實，但這不是“人權宣言”的錯。美國獨立遠動，也是有理念的，那理念就是“獨立宣言”。美國人顯然比法國人做得好。“獨立宣言”不僅成為美國獨立戰爭致勝的旗幟，而且成為美國的立國之本。治國理念亦有大小，中國古代社會，自漢以降，立國立朝的最大理念就是尊祟儒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首推漢武帝與董仲舒。其後，曆朝曆代，凡可以達到長治久安與國、民強盛的，莫不與此理念血肉相關。如李世民與魏征，如宋太祖與趙晉，都是名極一時的曆史人物。中國農業文明的最早奠基者，莫過於商鞅，最重要的創製者莫過於秦始皇，最關鍵的文明立義者莫過於董仲舒，最偉大的文化選擇者，莫過於漢武帝。漢武帝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約略相當於西方的君士坦於大帝，是他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身份。但也由此可知，一個好的偉大的治國理念，從它誕生到被認同被尊崇也許需要幾百年的時間。而它給我們中國人的另一個啟示是，確認一個治國理念的優與劣，決非一個簡單的短暫的曆史過程。但缺失這理念絕對不可以；錯位這理念絕對不可以；怠慢這理念絕對不可以；死不承認這理念更其不可以。2．確立順應曆史潮流的國家管理體製沒有相應的治國理念，也可以確立好的或比較好的管理體製，至少在古代社會有此種可能，但從長遠的曆史客觀結構看，二者可以不同步，但不可以偏廢。沒有與體製相應的理念，恰如沒有健康肌體的遊魂，沒有恰當理念的體製，則有如行屍走肉。“刑天舞幹戚，猛誌固長在”，雖然猛誌長在，沒有頭臚畢竟不好。但管理體製十分重要，絕不是九點九分重要。孔夫子固然偉大，但他的學說，在他生前，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在他身後，依然命途多舛。這時的儒學，正是魂不安居，神不守舍。直到有了比較成熟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體製後，它才算有了自己的歸宿。雖然那道路依然曲折，然而，大勢已成，光明已現，二者的關係，恰如美好姻緣的“好事多磨”。雖然好事多磨，畢竟玉成了好事。而且一旦鳳凰於歸，便有了中華民族的新的曆史文明。如今的新人類喜歡輕鬆話題，他們最樂意稱管理體製為遊戲規則。殊不知這規則的得來殊非易事，而且它往往是由多少仁人誌士的血與生命鑄造而成。以我國那些最重要的管理體製而論，中央集權下的郡縣管理體製的確立，經過了數百年時間；中央集權的三省六部製的管理體製的確立，也經過了數百年時間；中國獨具特色的科舉製的確立，或說經過了更長時間的探求、追尋與摸索；而共和製的初步建立，更有多少仁人偉士為之傾身心，拋熱血，可謂千秋偉業，步步崢嶸。這些且不說，隻說我們中國大陸人現在認可的市場經濟管理體製，就不知花費了多少時間，經曆了多少曲折，作出了多少犧牲。對於這段曆史，想來但凡有些曆史感的中國人都是永難忘記的。然而，一個好的係統的管理體製的確立與完善，需要走的路還長著呢；或許永難臻於至境——它根本就沒有至境。別的不說，隻說中國大陸的醫療體製改革，弄了這麼多年，直到今天依然未曾成功。一個好的體製，還必須有相應的應變機製與製衡機製，仿佛一部氣車，不能隻有動力，沒有刹車——那樣豈不危險，太危險了。近代西方出現的“三權分立”製度，就是一種有效的製衡機製。中國古來的政治管理體製中沒有這樣的機製，但並非不講製衡。它的特色是皇權——最高權力之下的製衡，即不是外部均等機會與權力的製衡，而是內部的非均等機會與權力的製衡。各部門之間是相互製約的，官與官之間也是相互製約，連上、下級之間都是相互製約的，而且設有言官，還有專門的監察機構，甚至不止一個監察機構，有了這些製約——製衡，其龐大的管理機器才得以比較正常地運轉。遺憾的是，這種製衡關係，既是由皇權決定的——皇帝欽定的，也是由皇權打破的，不幸的是最高權力者——多數是皇帝本人總不能約束自己，而一且他們改變了念頭或有了什麼新的欲望，那所有看起來極其複雜又該十分有效的製衡機製馬上成為一張廢紙。我們讀中國曆史，知道我們的先人在這方麵下的工夫可謂大矣甚矣，無所不求其極矣。可惜的是，他們沒有解決也根本沒有可能解決這樣一個根本性的製衡問題，即：治國者由誰來治。這一點，雖不當苛求於前人，卻是無可回避的一個根本性問題。3．治國者的勤政、廉政與以身作則勤政、廉政，乃是最起碼的執政標準，亦即最低標準，用時人習慣的表達法，叫作管理的底線。所謂底線，即不可以比這標準更低的了。如果連這標準都達不到，治國雲雲，隻能成為虛名幻影，或者幹脆就是盜名斯世。但人的本性是有欲望的。所謂“食、色，性也”，連聖人都承認它。貴為帝王或者高官顯貴，哪能沒有欲望，——他們之中還沒有一個聖人級的人物哩！因為他們的權力極多，影響也極大，不做任何表示，尚有數不清的察言觀色者，一旦有所表現，哪怕隻是一個眼色，得到的回應就可能如山呼海嘯一般。和珅富可敵國，並非回應他有神仙一般的斂財本領，而是他權高位重。他是乾隆皇帝麵前第一個多寵之人，這種人不開貪汙的口子便罷，但凡開個小口，若不產生黃河決口似的後果，都是沒了邏輯。開明的治國者，很重要的是以身作則，很難得的也是以身作則，他們最重要的優良品質之一，就是不肯隨便自己。而越是那些有自知之明的統治者，越能虛心納諫，聽取臣子的直言。在這方麵，劉邦是做得好的，漢文帝、漢景帝也是做得好的；唐玄宗則前半段還好，後半段就迷失了自己。舉凡那些有所作為的治世皇帝，大體做得不差，就連朱元璋也曾有過上乘的表現。比如朱的兒子被教他讀書的先生打了，龍子被打，那還了得？何況這朱和尚朱萬歲本身就是一個殺人的魔王，平白無故還要弄冤獄出來。但這一次不然，經他妻子一勸，馬上轉怒為安，認同師道尊嚴應當高於他們的龍爹龍子之情。曆來的治國者中，勤政廉政的帝王固然不少，公正廉潔的宰相與官吏還要更多。如蕭何，如董宣，如諸葛亮，如魏征，如包拯，如海瑞，如於成龍，在我們中國差不多都是些家喻戶曉的人物。然而問題的困局在於：沒有清官治國是虛妄的，隻靠清官治國也是虛妄的；依靠好的製度，治國才是現實的，可靠的，長久的。所以勤政、廉政，並非隻是一個道德話題，而且切切不可把它隻作為道德之談。4．治國必須治本當然治術也重要，治勢也重要，治略也重要，治才也重要，而且看中國史書，講才、講勢、講略、講術的故事甚多。然而，它們雖然重要，不是最主要的，更不是最根本的。與最主要最根本的比較起來，那不過是些小聰明小智量罷了。小聰明小智量也可以成就大事件，但它們絕對不能成就大事業。治國必須治本，這裏講的治本，以古論古，一是民生，二是吏治。分而言之，先說民生。治國先須治窮。無論何朝何代，窮是最常見也是最難以醫治的。所謂“窮是萬惡之源”，所謂“人窮誌短”，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所謂“窮則思變”，“窮而後亂”，這些都是很可怕的。造成窮的原因也多，有災亂，也有禍亂，天災人禍皆成亂源。有的亂自外始——如外族的侵入；有的亂自內始——如統治階層內部生變；有的亂自下始——如農民起義；有的亂自上始——如官府的倒行逆施。但無論如何，假使沒有“窮”這個因，就難以有“亂”這個果。所謂天下大亂，十有八九因為窮而釀成。至少在小農經濟時代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所以治國必先治窮、治國必須治窮。開國者們對此理解深了，可以得民心，得民力，得民助；治國者們對此理解深了，又有相應的新辦法與之配套，就有可能道就一代“盛世繁華。”回首中國曆史，民窮總與國弱聯係在一起。比較二者，是窮更為可怕。治弱而不治窮，難免窮兵黷武，天下大亂；治窮而後治弱，才是一條人間正道。治國先須治窮。但如何治窮卻又是一個疑難問題，有人以為，窮的原因就是壓迫，最喜歡聽劫富濟貧的話，認定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不能富，而是富人不讓他們富。所以每每起義、造反，打擊的首先是富人，劫富翁，吃大戶，闖豪宅，睡牙床，好酒好肉一通兒猛造，好不快活人也。然而，這不是一付萬全良藥。實在說，雖然孔夫子也曾講過“不患貧而患不均”的話，但夫子所說的“均”，是有條件的，或者特指的，起碼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均貧固然不好，均富又不可能。所謂殺富濟貧雲雲，實在是江湖人物的追求，如果錯把它作為一項國策，是會引出社會動亂來的。治窮的根本在於致富。而中國儒學時代，首先考慮的是保護小農利益，而不是發展經濟。以小農經濟作基礎，談財論富何曾容易，非但不容易，幾乎無可能。於是問題來了：一方麵需要富足，不富足不足以言治；另一方麵，要富足又基礎不夠，致富如同上青天。所以古來的中國人，勤勞的中國人，善良的中國人，知書達禮的中國人，不屈不撓的中國人，與發展經濟，發展科學、技術相比，他們更強調的是勤儉、節約；他們更習慣於也更傾向於向自己的生活方麵控掘潛力，而不是追求更多的收益。所以一個傳統家長，如果屋子髒了，他人怪家人懶惰；如果衣服破了，又是怪穿衣服的人不小心。有人開說笑話，美國人嫌擦皮鞋麻煩，先發明擦鞋機，嫌洗碗麻煩，又發明洗碗機，中國人嫌鞋子髒，就會要求多擦幾遍；為看碗具幹淨，又會要求家人更賣力更仔細地去洗刷它們。表現在帝國政策方麵，則古來的一貫政策，總是重農抑商，重農輕商。而且在骨子裏對富人也是鄙視的，所謂“為富不仁”；在內心深處對商人又是輕賤的，所謂“無商不奸”。鄙視富人，輕賤商人，妖化經濟人，對一切有經濟頭腦經濟追求的人幾乎均持否定態度，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對於一些帶有中介性質的人氏，一方麵缺你不得，一方麵又看你不著。比如媒婆，中國的媒婆沒有幾個好形象，然而沒有她們又不可以，但很多正人君子認定“三姑六婆乃”壞家之由。這樣的立國之策與文化心態，對了中國人的致富之路顯然是一個極大的障礙。再說治國必須治吏。這個傳統，古己有之，習慣上稱之為“吏治”。現代人比較中、西文化，好講“法治”與“人治”之別。其實中國古代社會，多是“禮治”，最好的狀態則是“吏治”，如同西方雖有古羅馬法律文化傳統，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卻奉行“神治”——宗教之治一樣。吏治關乎國興國衰國運國策。換句話說，治民還是治吏，從來都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大問題。中國儒學時代，其基礎屬於農業自然經濟，而農業自然經濟——小農經濟最為怕“亂”。天災也會亂，人禍也會亂，無災無禍，還能維持正常生活，一旦發生動亂，小農經濟的脆弱性馬上暴露無遺。怕亂必然求安，求安的關鍵，在於吏治。吏治做好，往往可以達到不治而治的境界，要亂都難；反之，如果隻是一門心思去治民，今日抓個小賊，明日捕個強盜；抓個小賊，也要痛打一番，捕個強盜更要興師動眾，對於貪官汙吏則一眼睜開一眼閉，甚至無動於衷曲意保存，那麼這個王朝就離天下大亂沒有多遠了。治國先須治吏，治吏而後治安，這縱然不是一條鐵的定律，至少在中國曆史上是屢試不爽的。5．治國者需要必要的社會和諧與強力。治國首先是管理者的事，但曆史的經驗表明，一個王朝管理得好，不但需要建設者，尤其需要批評者，而是需要改革者。當然這裏說的建設者、批評者與改革者，在那樣特定的時代，都屬於統治階層內部範圍，平民百姓，莫與聞焉。以我的感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對於批評者與改革者，總是興趣更多些，也更容易產生好感。對於建設者，則關心不足，興趣無多。其實管理者中的建設者是最為辛勞，其至是更為重要的。建設者容易默默無聞，缺風少采，然而它擔當的乃是社會發展的主流性責任。微建設，何以有產，何以有家，何以有國？雖然建設者容易默默無聞，但他們做的乃是最基礎的工作。所以楚漢相爭中，蕭何固然未曾親手斬殺過一兵一卒，他在興漢的功勞依然排在第一位的。《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丞相，給人的印象，主要是一位大智者，甚至有些半人半神的味道，但他在蜀國的真正貢獻，不在戰爭而在建設方麵。他其實沒有多少戰功，打的勝仗不大也不多。雖然作者寫得熱鬧，天花亂墜，但真正決區三國走向與成敗的三次大戰役，他或者沒有參加或者並非主角。但蜀國以區區邊遠貧脊之地，人口既少，資源又薄，卻能與魏國相抗衡而取攻勢，實在和他對蜀國的有效治理情理相關。批評者自然也是不可若缺的。以漢代為例，賈誼就是一位傑出的政治批評家，至於他的實際管理才能如何，未有實證不可妄議。但即使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經驗，能對時政作出中肯的批評，也很了不起。就算做不出中肯的批評，能反映出某種需要，某種聲音，某種諷刺或某種不滿也是好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