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卻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禁煙不成，吃了敗仗，還要簽訂不平等條約；造反不成，雖然打了多少勝仗，終於全軍覆滅；洋務運動不成，洋槍洋炮到了中國人手上就不能發揮其固有的作用，龐大的也曾獨步於亞洲的大清海軍，轉瞬之間便成了海上的遊魂；改良不成，維新運動不過100餘天的光暈，就成了明日黃花；革命還不成，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製，但國家政權很快落入袁世凱手中；到了1924年，孫中山先生臨終之際，還要留下遺囑，那遺囑上說：“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為什麼？因為中國太腐敗了，中國的問題太嚴重了，中國與西方相比太落後了。凡此種種，既不是靠一時一事的努力可以解決的，也不是靠一代、兩代人的努力可以解決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舊中國的腐敗，不僅是政府的腐敗而已，雖然政府的腐敗顯然處在特別突出的位置。以鴉片戰爭為例，中國軍隊之所以打不贏英國人，原因固然很多，更有一些深層麵的文化原因，但皇帝昏庸顯然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先有道光皇帝，朝三暮四，好像貪吃栗子的猢猻一般；後有鹹豐皇帝平庸乏味，更勝乃翁。我們隻消看一看大戰之際，各位代表人物的一些言談，無須請教戰史，便知勝負如何。鹹豐皇帝這樣說：“英夷背約恃強，先行開畔，並非我中國失信，惟念古來駕馭外夷終議撫，若專意用兵終非了局”。大臣桂良這樣說：“夷人最怕花錢，任其自備資斧；又畏風塵，駐之無益，必將自去。”可英國人並不這麼看問題，義律的觀念是：“迅速而沉重的打擊會使今後許多年內不再發生這類慘劇，必須教訓中國政府，要他懂得對外義務的時機已經來到了。”巴麥尊的觀念是：“凡是能夠作遠征的供應中心與行動基地，並且將來也可以作為不列顛商務之安全根據地的——陛下政府是有意永久占有這樣的地方的。”這樣的皇帝，這樣的大臣，碰上這樣的對手，中國軍隊不敗而何 順便說，為著能更全麵、生動地說明這一段曆史，我們在編選本叢書時，不但選錄了彼時中國代表人物的觀點，而且附錄了相當數量的反麵人物或者其他負麵意見。既收錄了禁煙者的意見，也收錄了販煙者的意見；既收錄了起義軍的意見，也收錄了旁觀者的意見；既收錄了辦洋務的意見，也收錄了清流家的意見；既收錄了革命者的意見，也收錄了保守者的意見；既收錄了愛國者的意見，也收錄了賣國者的意見；兩相對照，是非曲直，愈見分明。然而，中國近代社會的腐敗，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換句話說，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皇帝、幾位大臣或幾屆政府的腐敗而已。它的腐敗尤其表現在整個社會的組織係統和文化結構方麵。實實在在，中國近代社會進入舊有文明的死胡同——它已經全然衰朽，徹底沒落了。對這樣的社會，唯有將其全然摧毀，才有再生之機。然而，談何容易!我在某個地方曾經說過，中國傳統文明，屬於一種超穩定性質的一元化結構體。它首先是一元性質的，所謂一元性質，即專製性質，皇權第一，無可抗衡。而且這種專製，又十分穩固地建立在超穩定的社會組織係統之上。所謂超穩定社會係統，包括家——國同構，即家庭組織形態與國家組織形態的同位性。家庭猶如國家，皇帝仿佛家長。家、國同構，使社會需求皇帝，而皇帝也需要穩定的社會組織與家庭。不但家——國同構，而且禮——法同構，維持社會價值係統的是禮教，而禮教最有利於的乃是皇權、神權、族權與夫權。保證社會強力運轉的是法律，而法律與禮教完全處在同位同構狀態，進而使得中國的禮教取得猶如西方中世紀宗教一般的社會地位。還有俗——神同構，俗、神同構即不但世俗社會以皇權為最高權力，而且神的係統與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與官僚認知係統和官僚體製的同位同構性。還有禮——俗同構，即禮教與民俗的同構性。還有經——史同構，即經典理念與曆史文化選擇的同位同構性。如此等等，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的變革與新生，豈能成為一個革命或者兩個革命便能實現的曆史性目標？更為要命的是，一方麵，是中國封建文明的徹底沒落，另一方麵，則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強勁與拔扈。中國封建文明雖然沒落，但中國人要求變革的努力卻永未止息；西方文明雖然強大而先進，但他們對中國的斥奪與欺侮又絕難容忍。近代中國人和他們的領袖人物們，就處在這樣兩種文明的強烈對比與衝撞之間，從而呈現出如下種種奇異的景觀。中國人要民主，要憲政，要自由，但是麵對帝國主義的欺壓與傾軋，相對於近代中國人而言，最最迫切的問題，不是民主，不是憲政，不是自由，而是獨立。中國人要科學，要文明，要發展，要確立近代乃至現代化的社會體製。然而，中國又是一個小農經濟勢如汪洋大海的國家。不解決農民問題，建立現代化社會體製便沒有基礎。實在說，孫中山先生倡導的民主革命，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是，在近代中國，如果不把農民問題作為最核心最基礎最重要的問題來對待，那麼，一切革命都有可能成為兒戲或者夢幻。中國民主革命幾十年，中心問題，還是農民問題。誰能贏得農民，誰就能贏得戰爭；誰能贏得戰爭，誰就能贏得政權。然而，農民問題不真正解決，縱然有了政權，依然難於發展。今天我們知道了：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數千年小農經濟基礎，使億萬農民擺脫土地的束縛，自由奔騰，衝天而舞，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實行市場經濟。中國人需要開放，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已然開放，麵對開放的世界，不打開國門就沒有出路，不走向世界就沒有活路。但近代世界的開放，是資本主義用兵艦和大炮作開路石的。西方貿易是聯絡全世界經濟與文化生活的鮮豔的絲帶，而他們的兵艦和大炮則是束住這鮮豔絲帶的紐結。中國人渴望開放，但不能忍受侵略，不能同意強權，不能永遠生活在不平等條約的壓榨之下，不能允許外國人在自己的家園恣意而行。中國人需要接受一切先進的思想文化，但中國又有深厚如海乃至沉重如山的文化傳統。中國不能在全然保留傳統的結構形態下接受新文化；但中國又不能在全然拋棄自己傳統的組織形態下接受新的文明。堅持前者，則使我們欲出而無門；固守後者，又使我們欲生而無地。凡此種種，形成悖論。這個悖論的化解，隻能依據國際文化形態的整體變化——因為自中國近代起我們已然慢慢融入整個世界文明的進程之中——和中國自身文化變革並不斷向更深層次與更廣闊領域的浸潤與拓進。到了本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一些人一時弄不明白，覺得中國人革命幾十年，仿佛走了一個大大的怪圈。在當初，是與帝國主義不共戴天的，到如今卻又要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在當初，是堅決反對一切洋廠洋貨的，到如今卻又要大辦三資企業、外國獨資企業；在當初，是堅決鄙視和反對一切買辦的，到如今卻又將中介人最好是國際中介人看成一個不可缺少的社會行業；在當初，是一定要反對奴化教育、洋化教育的，到如今卻把學習外語、選派留學生、翻譯和介紹西方文化看作富國強民的戰略問題；在當初，是一切為著農民的生存而奮鬥的，最令人企盼的革命莫過於土地革命，到如今卻要實行市場經濟，使中國農民最終走向城鎮，使中國農業最終走向產業化道路。如此等等。我們說，這並作曆史的倒退，並非打倒南霸天又回到北霸天那一邊去了。這是曆史的進步，即所謂否定之否定式的鏍旋式發展。中國的未來，係於現代文明的戰車之上，而現代文明對比於中國的現實而言，至少應包括以下各點：繼續開放，使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全麵接軌；繼續改革，使我們國家真正成為自由、民主、繁榮、強盛的現代化國家。未來的世界，必定是一個全麵開放的世界；必定是一個各種民族文化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共存共榮，共盛共進的世界。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在文化興亡這一點上，都將遵守如下法則：自大者敗，自強者勝；封閉者敗，開放者勝；獨尊者敗，多元者勝；保守者敗，變革者勝。一些學者自西方國家歸來，常常感歎西方資料庫中，有關中國的資料不多，認為人家無論對待我們中國的曆史還是現實，都重視不夠。相比之下，倒是我們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無論是它們的科技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十分重視，而且借鑒惟恐不多，介紹惟恐不全，翻譯惟恐不速，詮解惟恐不確。但我要說，這不是中國人的恥辱，而是中國的希望。想當初，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對中國的情況就萬分重視，信息不厭其多，資料不厭其煩，而當時的中國人，卻一副天朝架式，如大象拉屎一般，並不把日本人放在眼裏。以為無論如何，中國大於日本，高於日本，如果發生戰爭，一定打敗日本。結果呢？日本大勝，中國慘敗。自然，因為我們有著數千年的文明曆史，這既是中國人的驕傲，置措不當也會成為我們精神方麵的一個沉重的負擔。現在看來，要緊的是正確區分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不把傳統文化當作文化傳統。有繼承，更有發展，有發展，還有融通，才是真正可行的現代文明之路。對曆史文化全然否定，是斷乎行不通的。即使你再批判孔夫子10000次，儒學作為一種曆史文化，依然存在。克服傳統的最好辦法是繼承傳統，就如同泡製中草藥一般，隻有熬出它的全部精華，才能化解掉它的種種無用之物。又好比現代人的修水庫，修水庫固然要改變水流的形態，但不是為了枯竭水源。如果因為大江大河曾經泛濫成災就幻想將其從根本上消滅，那麼，吃苦頭的，不是造成水災的河流，而是企圖取消水源的笨伯。唯有將傳統文化中那些有益的內容盡數吸收過來，未來的中國人才可能成古來傳統的真正的舵手。一方麵，要吸收傳統文化中的豐富養份，一方麵，又要借鑒一切外來的文明成就。借鑒外來文明，切忌羞羞答答，縮手縮腳，更不能虛情假意，口是心非，甚至因為飛進來一隻蒼蠅便將國門緊緊關閉。借鑒外來文明，需要新的行為姿態和新的思維方式。實在說：用讀“四書”、“五經”的方式或姿態，是永遠也弄不懂笛卡爾，弄不懂洛克，弄不懂薩特和海德格爾的，更不消說弄懂愛因斯坦和玻爾了。就是用“訓詁”、“義理”和“考據”這等老寶貝，去對待這些外來文明，一定也尋不到入門的路徑。一位現代學人曾截取梁啟超的一副集聯，其聯雲：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情思深矣，憂思重矣。然而還不夠，我更欣賞毛澤東的兩句詩文：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此亦本書編集的初衷。史仲文一九九七年八月二至三日寫於北京廣外蓮花河畔寓所同月六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