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不屈者言 變革者言 建業者言》導論
我們中國人熱愛曆史，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我們熱愛曆史，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具有無比輝煌的獨特的曆史曆程。中國曆史的輝煌，人所共知，中國曆史的獨特還有待研究。大而言之，我們中國人的曆史，自有其獨立於世界文化之林的三大特征。其一曰：5000年文明，未曾斷層。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中國隻是其中的一個。而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在於，中華文明雖然不是最為古老的，卻沒有出現任何文化斷層。“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華文明依然是中華文明。其二曰：5000年文明，不曾分裂。中國曆史上，也有過列國紛爭，也有過封疆裂土，也有過南北對峙，也有過封建割據。然而，分裂不合中國文化之道，不合中華民族之心，一個羅馬帝國可以分裂成數十個國家而後強，偉大的中華民族隻有走向統一才能強盛。分裂必不長久，統一才有光明。羅貫中所謂“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分是歧途，合為正道，大道在於人心，雖然幾經分治，必定走向統一。其三曰：5000年文明，以世俗為本。雖然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宗教寬容的國家，幾乎任何一種教派都可在中國找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但中國卻從來不是一個宗教性國家，而是世俗性國家。愛教更要愛國，愛國才能興教。所以，在中國曆史上，既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絕少出現過宗教迫害。中國曆史文化主流屬於儒家文化，儒家的鬼神觀念是“敬鬼神而遠之”。信仰隻作信仰，但不讓非人的力量幹擾和破壞人間的生活。但要說明：中國曆史固然輝煌，但並不一味閉關自守；中國曆史固然偉大，但絕不拒絕接受新的文明。相反，中華文明的曆史發展，正是一個不斷地吸收新文化，接納新文明，不斷地進行新的文化融合與民族融合的曆史過程。這個過程，至少自商、周以來，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間斷過的。雖然其融合形態，或者是自覺的，或者是不自覺的；或者是順流而下、水到渠成的；或者是兩相碰撞，終於一蹴而就的；或者是主動的，或者是被動的；或者是和風細雨的，或者是充滿拚殺的；或者是朝氣蓬勃、龍飛鳳舞的，或者是生靈塗炭、以億萬生命作代價的。然無論如何，唯有不斷吸收新鮮血液，民族生命才有無限生機；唯有不斷豐富和深化自己，民族文化才能趕上甚至導引人類文明的曆史潮流。中國文化通過不斷的棄舊從新，使自己成為各種人類文明形態中的一隻不死鳥；中華民族通過不斷的融合，使自己數次成為火中的鳳凰。簡而言之，中國曆史上有過三次極其重要的文化融合，正是這三次極其重要的文化融合，才使得中華文明雖曆數千年而不衰，才構成中華文明獨特的發晨曆程和獨特的曆史風格。這三次文化融合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南北文化大融合；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化與民族大融合；以及自1840年發始，至今仍在進行中的中、西文化大融合。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的南北文化大融合，主要是華夏民族間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而這種融合最終造就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封建大帝國；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化融合，既擴大了地域範圍，又擴大了民族範圍，而且最終使佛學文化在中國這塊滋養豐盛的文化土地上的紮下了根，並因此造就了聞名和領先於世界的盛唐文化。那麼，現在仍在持續的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大融合，就必定會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作出符合自己曆史身份與民族身份的文明貢獻，從而實現數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從文化品性上看，第一次文化融合，是從奴隸製時代走向封建時代的一次大革命；第二次文化融合，則是從舊的封建文明走向新的封建文明的一次大發展；唯有這第三次文化融合，乃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迎接中國，從而使中國從落後的文明時代走向現代文明的一次生死修關的大衝殺。本書所編選的人物與文章，正是這偉大的中、西文明大融通曆史的“第一時間”。這個“第一時間”，自1840年林則徐廣東禁煙開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換句話說，從1840年1911年這70餘年的曆史，正是中國曆史上發生第三次文化巨變的第一階段。從1840年到1911年，不過短短的71年時間。然而，這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曆史；這是一段披肝瀝膽的曆史；這是一段幽咽哀痛的曆史；這是一段壯麗如虹的曆史。曆史時流並非恒速，波峰波穀涇渭分明。回首往昔，我們分明看到這是一段以血寫成的曆史，以淚寫成的曆史，以恨寫成的曆史。從林則徐赴廣東禁煙，到孫中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先是禁煙運動與鴉片戰爭，又有太平天國起義，再有洋務運動，又有戊戌變法，接下來的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七十年間，五次運動，中國的誌士仁人，可說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心血，探索一切道路，追尋一切可能。從外交談判到兵戎相見；從邈視洋兵器到引進、製造洋兵器；從唯我獨尊到學習夷技；從閉關自守到國門洞開；從隻知辦科舉、習八股，到選派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從隻知給孔聖人磕頭，到翻譯和介紹各種西洋書籍。就這些不同的相互交接的曆史運動而言，它們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水火難容的。林則徐就不能同意太平天國；洪秀全也不能同意曾國藩；曾、李、張、左、既不能同意戊戌變法，而康有為也不能同意孫中山。這些不同曆史運動的對立，導致了領導這些運動的領袖人物之間的對立；而這些領袖人物的對立更反映了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和不同政治力量間的對立。於是相互衝撞，相互辯詰，相互批判，甚至相互仇殺，便成為曆史的必然，但也在這些衝撞、辨詰、批判和仇殺中，廓清了曆史前進的脈絡。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回首望去，這段紛亂的曆史，正是一個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也是一個階升梯進的過程，換個通俗的說法，中國近代史上，沒有林則徐，沒有洪秀全，沒有曾國藩，沒有康有為，或者沒有孫中山，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去考慮問題：沒有鴉片戰爭，怎麼會有洋務運動；沒有洋務運動，怎麼會有戊戌變法；沒有戊戌變法，又怎麼會有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 作為這些曆史人物的繼承者，我們讀這些前人的文獻，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使在你死我活的對壘陣營之中，也有著對於曆史和現實相似或相近的意見與評論。隻消看一看太平天國晚期領袖人物之一的洪仁玕的文章和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等人的主張，就可以知道：太平天國失敗了，固然會掀起一場意義深遠的洋務運動；就是太平天國勝利了，還是會掀起一場影響深遠的洋務運動。可見，智者之心既有相通之處，洋務運動也反映了曆史發展的必然性要求。從林則徐到孫中山，這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可說前赴後斷，代有英賢。雖然他們各自的見解不同，個人的性格不同，所追求的目標不同，所信奉的理念不同。但他們都是些先公後私、當仁不讓的時代俊傑，他們完全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為中國曆史的脊梁。這是一個驚濤駭浪、驚天地泣鬼神的曆史時代；這又是一個英雄輩出，“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的曆史時代；而一個千古難逢的時代，必定造就一批千古風流人物。這些人物中：有民族英雄林則徐；有與林則徐同心同德同榮共辱的鄧廷楨；有遠見卓識，在中國未享大名，而在日本倍受重視的傑出思想家魏源；有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有為太天國立下汗馬功勞，終於死而不得其所的楊秀清；有令清軍將領恨之入骨，終於兵敗被俘，寫下沉痛直千古的自述的忠王李秀成；有洪秀全胞弟，對西方世界有著嶄新認識的洪仁玕；有第一個畢業於美國第一流大學的有膽有識的留學生鼻祖容閎：有被稱為中興名臣，又被譏為“野狐禪”，被尊為清代大儒，又被罵作曾剃頭的曾國藩；有既帶些儒氣又帶些痞氣，能軍事又能政務，終於因為“弱國無外交”而落一個漢奸罪名的李鴻章；有與李鴻章齊名，力主收複新疆且立下不世之功的湘軍大將左宗棠；有原本屬於清流，後來終於成為洋務運動領袖人物的張之洞；有身為幕僚，胸懷天下，號稱時務巨擘的薛福成；有身為買辦，通達貿易，又有新思想新見解，充滿民族危機感，並因而寫下《盛世危言》的鄭觀應；有遊曆歐洲，有才氣且有大誌向，但終於未能一顯政治身手的王韜；有因為抗英而被清朝政府迫害的姚瑩；有懷著一腔愛國心的大書法理論家包世臣；有《馬氏文通》作者，身為大學者又充滿愛國熱忱，不揣冒昧，勇於進言的馬建忠；有小刀會領袖劉麗川；有黑旗軍將領劉永福；有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有湘軍名將劉銘傳；有大翻譯家嚴複；有新文化人物朱執信；有大實業家兼大愛國者張謇；有高張變法旗幟，胸藏大同理想的康有為；有一代變法宗師又是一代文化宗師的梁啟超；有認定變法必定流血，流血不後他人的譚嗣同；有革命軍中馬前卒，少年英才鄒容；有與康、梁大戰，大呼載湉小兒的章太炎；有鑒湖女俠秋謹：有憂國至五內懼焚，決心以自己的生命喚醒國人的陳天華；有立誌君主立憲，不幸成為袁世凱稱帝的幫凶，幾經周折，終於成為共產黨人的楊度；有國民黨元老，宣揚《民報六大主義》的胡漢民；有國民革命的偉大領袖孫中山。一切關心中國近代史的中國人，一切關心中國的未來前途和命運的中國人，對於上述這些曆史人物，縱非心愛，豈無耳聞 近幾十年，特別是近十幾年來，介紹他們的文章、書籍、小說、散文、電影、電視，可謂多矣。然而那終究不過是後人的見解，或者旁人的“取相”。本書不重議論，不多評述，隻將他們那些有代表性或有特色的文章文字，按專題收集排列，讓關心他們也關心中國曆史的人們，看著他們的本來麵貌，聽聽他們自己的現身說法。麵對這些曆史人物，我們切不可把他們文物化了，認為他們不過是一些曆史人物而已。殊不知，這些人物，個個都是叱吒風雲的英雄角色。他們雄姿英發，不讓前賢；品位卓異，何愧後人。想當初，梁啟超見張之洞，張之洞有意煞一煞這位後學的銳氣。彼時張為封疆大吏，官居武漢，武漢古稱江夏。於是張之洞出一上聯，聯曰：“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好個梁啟超，隻管不慌不忙，從容答道：“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後，小子本儒人，豈敢在前，豈敢在後”。麵對這些曆史人物，我們又不該把他們簡單化了。可惜的是，我們常常不能生動而深刻地感知他們——並非他們太過遙遠，而是我們沒有真正進入到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精神世界其實豐富得很。甚至可以這樣說，舉凡我們後來碰到的問題，在他們那裏，均已經初見端倪，或者說他已然碰到過、思考過、也提問過了。例如：國體問題、民主問題、科學問題、軍隊問題、教育問題、工業問題、農業問題、交通問題、人口問題、財產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問題、私人資本問題、政府與企業關係問題、國民素質問題乃至中、西方文化關係與前途問題等等。不是有人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提出問題嗎？那麼，對於中國近代史上，這些第一次麵對西方明的衝擊，首先提出問題的人物，我們不能不給予特別的珍視與尊重——盡管他們並非最後的勝者也罷。中國近代史上的這70餘年，對外，則麵對西方侵略者的強權政治和西方文明的衝擊；對內，則麵對封建末世的無可救藥的腐朽與破敗。西方文明固然大大先進於東方，而帝國主義的掠奪式進入，則無論如何不能容忍；封建末世的腐朽與破敗，固已病入膏肓，但有5000年文明的中華民族又絕不甘心滅亡，也絕不可能就此滅亡。內憂外患，令人窒息，但內憂外患既是災難又是機遇，唯置之死地而後生，唯敢於向命運挑戰者可以獲得新生。從縱的方麵看，中國近代史上的這70餘年，經曆了物器引進，製度引進和思想文化引進三個階段。所謂物器引進，即鴉片戰爭及其以後，出現的“以夷治夷”的文化思潮。表現在社會行為方麵，最為突出的社會大行動就是洋務運動。中國人固然有5000年文明，但中國的冷兵器，絕對打不過西洋人的熱兵器。關雲長的大刀，無論如何抵不住英國人的火槍；中國人的紅衣火炮，也終究抵不住英國人的兵艦。於是開明的中國人，早醒的中國人，有實踐經驗和愛國心的中國人，麵對敵人的快槍巨炮絕不屈服的中國人，就開始倡導以夷人之技戰勝夷人，以夷人之器對付夷人。你是孫悟空，我就取你的鐵棒；你是蠍子精，我就奪你的毒汁。關雲長的大刀既然抵不住洋毛子的快槍，那麼，關雲長就不用大刀好了，也取一把快槍過來，我們再重新較量。“以夷治夷”，堪稱妙法，然而，看那效果，卻令人寒心。物器可以引進中國，但是，製度不對，依然不能戰勝敵人。關雲長終於使不慣洋人的快槍。而且他老人家滿腦子隻有忠義二字，什麼洋槍洋炮，一概油鹽不進。於是，先進的中國人，早醒的中國人，不屈的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國仇家恨的中國人，便開始變革舊體製。於是洋務運動告一段落，變法維新活動漸次走上曆史的前台。變法維新，其內涵亦深矣大矣。但根本之點，在於反對君主專製的舊體製，要求確立君主立憲的新體製。君主立憲，並非不要君主，而是反對皇帝一人大權專攬，主張以立憲方式立國尊王，富強國家。君主立憲，對於有5000年曆史的中國人而言，真是聞所未聞。這件事對年輕有誌但權勢未穩的光緒皇帝而言，固然是聞之大喜；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一幫保皇黨們，卻聽都不要聽的。於是維新不過百日，便大禍臨頭。光緒被囚禁，康、梁出逃，六君子被殺。雖然譚嗣同大義凜然，麵對死亡毫無懼色，且作絕命詩雲：“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爭奈改良已成泡影，唯有革命才有前途，康有為不明此理，很快成為曆史舊物。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繼爾掀起新的驚濤駭浪。然而，製度的改變，需要人心作保證，需要相應的文化作支撐。沒有共和文化哪來共和文明？沒有人文思想哪有人文革命？於是文化製度的引入轉向思想文化的引入。而思想文化引入的高潮，在於1919年前後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不過這已經是下一個曆史階段的事情了。從橫的方向看，中國近代史上的這70餘年，則在三個基本方麵進行了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生死抗爭。將這三個方麵的個人曆史文獻，分編成冊，便是本書的“三言”。反映對西方侵略勢力頑強反抗的，是為《不屈者言》；反映對封建體製不斷否定的，是為《變革者言》；反映對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經濟技術學習借鑒的，是為《建業者言》；“三言”相互聯係，本為一體。以《不屈者言》為例：反抗封建壓迫，固然是不屈；抗擊外國侵略勢力，同樣是不屈。就是沒有真的走上戰場，但在內心深處，抱定一個信念，任你千變萬化，本人就是不屈從於一切有悖於曆史發展的惡勢力，也是不屈。但不屈者最壯烈的表現，不是墨寫的檄文，而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充滿仇恨的文字，而是生命的衝殺。我中華民族，正是以血肉之軀作資產，以寶貴的生命作代價，誓與一切壓迫勢力拚爭到底，才有中國的今天，才有我們民族的希望。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毛澤東主席引用了這名話，而且賦予它革命的含義。因為有千千萬萬不怕死的中國人，近代中國雖屢戰屢敗，受盡屈辱，才終於死而後生，沒有亡國。即使彼時的思想誌士，未以槍炮為友，而以筆墨為文，同樣能夠風馳電掣，意相奔騰，其中最有影響的作品乃是《革命軍》。《革命軍》的作者雖然隻是一位年方19歲的青年人。但那文章卻是大氣磅薄，無可比擬，急浪驚鳳，一氣嗬成。它以它特有的氣氛、氣勢、氣魄、氣概與氣派震驚了中國，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有人說《革命軍》影響雖大，但內容淺顯，沒有多少理論在內。這倒也是的。但受苦受難、多災多難，到了生無其時、死無其地的中國人，第一需要生存，第二需要生存，第三還是需要生存。處在腐朽統治之下，處在死亡邊緣但絕不甘心國敗家亡的中國人，第一需要革命，第二需要革命，第三依然需要革命。為著生存，先要呐喊；高頭講章，且讓後人。殊不知，理論也需要環境。柏林大學固然可以產生如黑格爾一樣的理論家，但在生死存亡一發的戰場上，首先需要的是戰鬥英雄。被逼上梁山的李逵，命且不保，管他鳥的仁義道德，一見仇人，隻管大喊一聲“直娘賊”，便板斧舞得風車一般，向著敵陣排頭砍去。需要指明的是，為國捐軀者中，作為主體的還是千千萬萬的普通軍人和老百姓。英堆為國，留名千古；百姓為國，名都不要。所謂“楊三既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但，我們中華民族又是最富於智慧的民族，雖然不怕死，卻不盲目死拚，我們是一要反抗，二要勝利。所以中國近代名人錄上，就不但有林則徐，而且有張之洞；不但有關天培，而且有盛宣懷；不但有鄧廷楨，而且有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李鴻章都是洋務運動的主導人物。洋務運動，過去也曾被譏為“買辦運動”、“賣國運動”，但它在中國近代文明史上的作用與價值確是不能低估的。正是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的經濟文明特別是中國人曆史上最為短缺的工業文明打下了基礎，雖然這個基礎並不十分雄厚，然而長城雖長，但沒有第一塊基石，就沒有這偉大建築的開始。對於中國近代史上的工業成就，連毛澤東主席都是充分肯定的。他曾對天津工商業巨子李燭塵先生談過，有幾位先驅不能忘記：講鋼鐵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紡織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我這裏或者還應補充說，既不要忘記張之洞，就不該忘記胡雪岩。我們中國先人常常認為“創業難，守業更難”。殊不知，守業也是創業。從中國古代的曆史經驗看，不屈難，變革難，建業更難。如果不是建業更難，為什麼直到今天中國大陸還有6000萬以上的人口未能脫離貧困？打倒封建王朝易，使人民過上幸福生活難。洋務運動的主題：先是求強、再是求富。求強則合力發展軍事工業；求富則擴大原有領域，不但發展軍工，而且發展鐵路、航運、紡織、鋼鐵、電訊等等。求強不得，轉向而求富，民富則國強，思路是不錯的。然而，在那樣的社會背景和文化係統中，又不是辦幾個廠、造幾個船隊就能真正解決問題的。甚至不是一個甚至十個洋務運動可以解決問題的。近代中國，不但需要富強，尤其需要革命。然而，革命與革命也有不同。有人說起義也是革命，例如太平天國起義就是革命。但這是泛而言之。確而言之，起義固然可以稱之為革命，最好還是稱之為起義，或者稱之為造反。美國史學家斯塔夫裏亞諾斯在描述中國曆史發展的特點時，曾特別強調，在古老的中華帝國，“隻有造反，沒有革命”。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自秦始皇以來，中國曆史上固然有過大大小小數百次農民起義，有些是改朝換代的大起義。然而，起義的結果，終不過“換湯不換藥”而已，依然是封建文明；依然是皇帝坐龍廷；依然是小農經濟；依然是“三綱”、“五常”，依然是皇權、神權、族權、夫權。所以斯氏評述中國的曆史發展道路，說我們中國“隻有造反，沒有革命”。換成哲學用語，黑格爾老人作如是說：“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好個大膽的黑格爾，竟敢用這等語言談論我中華，真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中國5000年文明，3000年青史，難道什麼進步也沒有，隻會在原地轉圈圈嗎 隻是在事實上，雖然朝朝代代，甚至日日夜夜，中國都有進步，中國的文明成果都有發展，可惜其文明類型和文明形態，確實進展不多。所以中國雖有古代科技的“四大發明”，但這些發明在中國的作用卻是小而又小，而一旦與西方近代文明相聯係，便產生天翻地覆的大作用。這樣看來，造反或者起義，當真不能稱為革命了。革命是要改變舊的文化結構、舊的政治關係、舊的社會形態的。在中國近代史上，可以稱為革命之舉的，不是浴血衝殺的太平天國起義軍，而是從儒學隊伍中脫穎而出的康有為、梁啟超，是他們領導的戊戌變法運動。雖然戊戌變法運動依然忠於皇權，依然效忠皇帝；雖然它所力主的不過是君主立憲而已，然而，君主立憲百代不聞。請問，秦始皇聽說過君主立憲嗎 漢武帝聽說過君主立憲嗎 朱元璋聽說過君主立憲嗎 康熙大帝聽說過君主立憲嗎 沒有，這等好事，他們一個也沒聽說過。但康有為偏能乘時而作，殫慮中華，毅然上書，要求變法。變法是短命的，但革命的作用不以時間而論——曆史的功過原本不是時流均速的。但變法的本質在於改良，而改良近乎妥協，偏偏妥協的藥方醫不好中國封建專製這個頑症。於是，改良失去曆史的根據。孫中山先生後來居上，開始發動國民革命。於是，新的曆史紀元，從茲開始。黑格爾描述的中國曆史的圓圈圈，既被康、梁的改良運動悄悄越過，又被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一舉打破。令中國曆史老人百年而難開顏一笑是：中國70餘年的近代史，可說是殫精竭慮，百藥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