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
其實，天黑了，天也不黑，呈蟹殼顏色，且蟹殼狀。晚飯時，弟弟還沒有回來。我們先吃了。
並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要準備一副空碗筷擺桌子上防止他突然闖進門。不是，絕對不是。那是電視上的景象。當然，電視還在播新聞，還沒到類似情節的連續劇。母親在廚房洗碗筷的聲音甚至比電視的聲音還大。把電視聲音搞得這麼微弱，是習慣。習慣源於我和弟弟念書的年月，也就是怕影響學習什麼的。其實父母不知道，這樣一來就好像他們在偷偷摸摸享受精彩的電視節目，而把我和弟弟關在各自房間裏搞什麼寒窗苦讀，這是不公平的。當然，這是以前的事，不提了。現在的問題是，電視聲音這麼低，從來沒有高過，總是這麼低，我們就得在沙發上少挪動屁股，盡量不動，動也是細微地動。沙發是人造革的，即便真牛皮的吧，屁股一動，也吱呀吱的。唉，電視裏麵的人總是奄奄一息、氣若遊絲。說實話，父親呼吸的聲音也太大了，有時還打起呼哨，讓人以為他睡著打鼾了。告訴你，不是，你用餘光瞄一下就能發現他的眼睛裏是電視鏡頭。
電視聲音真低。其實我多麼想調高一點，讓電視裏的聲音充滿整個家，遍布每個角落。
然而，我是個聽話的兒子，因此，我幾乎從來沒有看明白過電視內容。父親也一樣，他眼花耳聾，昏昏欲睡，根本就沒在看電視，根本就不在乎電視裏說什麼。電視對我們來說什麼也不是。我有時想，用張畫在放電視的地方代替一下大概也行。但事實是，我們天天要看電視，天天看，一天不落，電視劇也一集不落。所以企圖用張畫代替肯定不行。有天晚上幾棟樓都停電了，我們在昏暗的蠟燭下吃完飯，母親因為沒電，因為沒有客廳裏的電視的微弱的聲音，在廚房裏居然懶得洗碗；父親呢，他焦躁不安，索性從衛生間找出那個斷了一條腿的小板凳到外麵坐著去了。那小板凳是母親專門用來搓洗衣服坐的，她把四條腿的凳子坐成三條腿，可知年月之久。她對三條腿的情況相當習慣，如果突然修好了那斷腿估計她還覺得不對勁，以致衣服洗不幹淨。父親也是知道這凳子的情況的。最早那條腿斷掉的時候，母親叫他修，他忘了修。後來母親習慣了，不再嚷著叫他修，於是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忘個一幹二淨了。但是，即便知道那凳子的情況又怎麼樣呢？我們的父親還是沒坐穩，滑到了地上。後來他又努力了一番，總之因為不習慣而始終坐不穩，隻好把它丟在一邊，坐在小區花壇冰涼的水泥台子上了。對了，那天弟弟也在家吃的晚飯，但因為停電，碗一丟他就出門了，甚至連嘴都沒有擦一下。我還記得他往外麵走的樣子，隻見他邊走邊抬起一隻手擦嘴。我知道，你和他一樣，是用手背擦嘴，然後用另一隻手去搓那個油汙的手背，及至搓出許多條條來，撣一撣，比原來更幹淨了你的手背，不是嗎？
要交代的是，我們住在一樓。我們的陽台（如果它還算的話）下就是用以綠化的花壇和草地。為了進出方便，我們把草地踏出了一條雪白的小路。弟弟如果此時回來，他就應該從這條小路上走。但他還沒有回來。停電那一天，他就是從這條小路跑掉的，父親當時也就坐在這條小路旁邊。還有，那天我們對麵的樓沒停電，燈火通明，光線照過來，從黑暗的家中看父親，他就像坐在一片月光之下。
“你覺得這個外國領導人會不會被判死刑？”父親突然掉過臉來衝著我的方向問。
說實話，我沒想過這個問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既然父親問到，我隻能重複電視裏一些專家的預測。我說：“判死刑很有可能，他幹了那麼多壞事，殺了那麼多人，殺人償命啊。”
“哦，”父親聽了我的話有點不高興地說，“有誰看到他殺人了？”
“這個，當然沒有了，不過，他不點頭誰敢殺人呢。”我說。
“但他確實沒殺人啊，怎麼說殺人償命呢。”
“那，”我隻好說，“那他可能不會被判死刑。”
這是我和父親交談的習慣，他上了年紀，跟他爭什麼爭呢。
“我也覺得他不會判死刑。”他聽了我的話，顯然有點高興起來。他用“也”字就是把我對他的遷就當成我的意見，從而他的意見也便跟我完全一致，說，“你想想，這個人的名字電視上都說十多年了，怎麼能說死就死呢。他死了，以後就沒有這個人了。是不是？”
“是。”
“就是。”
這時候母親終於洗好了碗筷，一邊撩起圍裙擦手，一邊走進客廳，問：“老頭子，你說什麼呢？”同時，母親也看了我一眼。
即將被處死的外國領導人離我們太遠了，他跟我們沒關係，所以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跟母親說。如果說我們在談論他會不會被判死刑，母親肯定嘴一撇，催我們少浪費時間，趕緊洗腳去。既然我們知道自己說了實話後會得到這個結果，那麼我們就不說實話。父親對她說道：“沒啊，沒說什麼啊——他弟弟打電話回來了嗎？”
“我怎麼知道，”母親很不高興地看一眼就在父親身邊的電話，說，“我不一直在廚房嗎？我還要問你呢。”
“沒有，他沒打電話回來。”父親肯定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