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勁梅
正義是社會製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體係的最高美德。
正義是靈魂的需要和要求。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
一陪審團與我們羅坎
認識老邵的前一年，我親眼看見我的同事，哲學家布朗教授在辦公室裏被兩個警察帶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鎮法院傳喚他去當陪審員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當陪審員是法律責任，無理拒絕法院傳喚視為犯法，或罰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寫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結構》，寫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間煙火，把罰款的機會又給錯過了。突然間，兩個“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辦公室門口。他認了半天，認出這兩個“存在”原來穿在警察的黑製服裏，隻好氣哼哼地伸出手，戴著銬子，跟著他們坐牢去了。
一年後，當我收到鎮法院傳喚我去當陪審員的通知時，我們全哲學係的人都誠惶誠恐，動不動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報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歡說廢話，他悶頭悶腦走進我的辦公室，要過我的傳喚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後，像對付一個仇敵一樣，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兩片薄嘴咬牙切齒：“不是活成野獸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種情形，既是野獸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學家。陪審團既不管野獸，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間是非，找人去就行，為什麼總是麻煩哲學家！”布朗教授這樣說的時候，自然是帶了情緒，於是就有其他同事過來插話：“還是先活成一個公民吧，戴博士還年輕，美國的監牢畢竟還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學家，我倒情願活成個詩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獸，我就讓脖子以下變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頭腦一定留給上帝，讓他隨便塞進來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許應該連頭也變成美女蛇，我的問題就是保留了頭。這樣的壞處是：讓男人受不了；好處是：在對待法律的問題上，我頭腦清醒。
這天，我一改開會遲到的壞毛病，提前三十分鍾到鎮法院報到。報到不是開庭，報到是讓被告選自己信得過的陪審員。那個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飼養員。
老邵叫邵誌州，英文名字叫戴維邵，黑而矮，一副倒黴相。額頭上有一些老實巴交的皺紋，圓臉圓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麼形狀，藏在變色的眼鏡片後麵，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臉上的膚色很般配。這樣的男人，讓人一看就愛不起來，不過，也恨不起來。老邵對我謹慎地一笑，嘴鼻之間皺起兩道括弧。我也對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個陪審團候選人中選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個陪審員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歲的兒子和他的代理人—鎮政府指派的免費律師。老邵沒請律師，自己給自己辯護。英語馬馬虎虎，能把話說清楚。
他的故事很簡單：兒子不讀書，玩電子遊戲玩昏了頭。他不過是管教兒子。他是單身父親，誰還能比他這個當爹的更疼兒子，更為兒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兒子的光盤，打了兒子一個耳光。可沒想到人高馬大的兒子跳起來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腳把他給狠揍了一頓。老邵不是兒子的對手，瞅著空兒打電話給警察報警。警察一來，二話沒說倒把老邵給抓起來了，說老邵犯了虐待兒童罪。他兒子打他，那叫“自衛還擊”。老邵說的時候委屈得不行，還提到他小時候老爹打他，把他從褲腰帶處吊起，掛在房梁上，掄拳頭揮棍子，想怎麼打就怎麼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順，越打越成材。他至今還感謝他老爹的那幾頓打，因為他逃學、偷鄰居家的雞蛋吃，沒那幾頓打，他邵誌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維邵。說到這裏，老邵要求法庭考慮到他家的文化傳統給予公正判決。
老邵兒子有律師，不用親情、關係、回憶、類比說事兒。人家用證據。證據一：老邵白紙黑字寫給兒子的三條選擇：一，每天寫一百個漢字，每個寫二十遍；二，到大太陽底下曬三個小時，曬到中暑為止；三，自己選一條皮帶，讓老爸打一百鞭子。按這條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兒子那時才八歲。讓一個八歲小孩在這三條道路上選一條走，選哪條都構成兒童虐待罪！證據二：老邵在家請客過春節，給兒子倒了杯酒，兒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麵抽香煙，老邵罵兒子沒規矩，舉起大湯勺打到兒子頭上。那時兒子十三歲，老邵逼兒子喝酒，犯法；用湯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興頭高，春節請客都錄了像，錄像帶就在律師手裏拿著！證據三：老邵和兒子最近的衝突也不盡如老邵所述。老邵從兒子身下翻身出來，不僅打電話報了警，而且直奔廚房，出來的時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兒子用手機拍錄下來。那照片上，老邵齜牙咧嘴，頭發豎立，眼鏡掛在一隻耳朵上，一手高舉菜刀，如同殺人犯一般。
老邵還有什麼可說？要法律幹什麼？不就是同情弱小保護弱小嗎？現在，“弱小”手裏全是被欺負的證據，法律還能不維護這個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