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幾乎是被報刊媒體趕著走的一年。談書，談讀書文章寫了一二十篇，還把過去談書的文字編為一集，交出版社出版，整整一年，沒離開書。本來設想要在本年結稿的一本書也有泡湯的危險，年底了《中華讀書報》編輯又來約稿，似乎是要給這一年的與書打交道的生活畫個句號了。這一年盡管忙，也還在網上買了幾次書，也抽空讀了幾本書，寫寫讀書的感受還是有本錢的。
連續好幾年了，通俗史學熱度始終不衰，通俗史書的出版也很火暴。本來我國是個曆史悠久的國家，人們喜歡讀史、講史是件順理成章的好事。“文革”當中，割斷曆史，一提曆史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須用鐵掃帚，把他們從舞台、出版物、一切曆史遺跡，乃至人們的頭腦中掃除得幹幹淨淨。鄧小平曾說，中國曆史那麼長，可以編成曆史劇，一年360天，一天演一本。“四人幫”批他反對“樣板戲”，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重新占領舞台。看了報上的大批判，我曾說：“一年365天，鄧小平主張演360天曆史劇，不是還給樣板戲留了5天嗎？”於是，整我時，這也成了一條反動言論。
現在非曆史的“曆史劇”大有要搞365天的趨勢。這不是說這類書出版過多，也不是說這類戲太多，關鍵是對曆史往往采取了非曆史的態度，放肆惡搞。胡編亂造尚且不說，而且吹捧過度。正像張鳴所說的一些研究者研究什麼愛什麼。不是愛曆史這個事業，而是愛研究對象。研究秦始皇的，就說他是千古一帝；研究雍正的，就說他是皇帝裏的勞動模範。缺少客觀的態度，喪失了史學精神，弄得年輕人也沉迷其中，竟然討論我們到底生活在哪個時代好？年初讀了一本曆史隨筆《中國好人》（作者刀爾登）其中有一段說得很有趣：
曆史愛好者喜歡的一個題目，是“你最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自己在想象中的身份。要是想當皇帝，清朝最適合你；要是做農民，哪個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歡宋朝，士兵懷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當宦官呢？這不太像個好誌願，不過，萬一有人心懷這樣的抱負，我建議他回到明朝。對女性來說呢？不知道。
一《放縱的權利》
這是很實際的。你是個平民百姓，在哪個時代也不會太舒服，特別是作者說的“不知道”的女性，更是人下人。從秦始皇以來，中國進人皇權專製社會，平民百姓是根本無權的，太平時代，有口飯吃，大約問題不大，生存權能夠保障，但不能有獨立自主的精神追求，如有必然碰壁；至於亂世，命賤如螻蟻，連生存權也不要想了。《中國好人》中的文章短而精，有不少精彩的議論。作者比較客觀看待曆史，書中不乏真知灼見。
曆史熱僅限於古代，至於近幾十年曆史似乎在出版領域消失了。承朋友告知《七十年代》出版了，可以看看，此書記錄許多30年前的事，這似乎是個特例。本來打算買一本，可是到院圖書館一看，原來已經上架，一大厚冊。翻開一看，基本上是生於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知青的作品。這一代人，主要是兩個記憶。一個是革命的記憶；一個是被拋棄的記憶。我比這代人大0歲，“七十年代”給我留下的隻是被革命的記憶。比如在70年代初的“一打三反”中，戰戰兢兢，總算逃過一關；但沒有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關，被請進了K字樓。《七十年代》中張郎郎的《寧靜的地平線》中許多場景是我所熟悉的。我與張郎郎曾有兩麵之的《寧靜的地平線》中許多場景是我所熟悉的。我與張郎郎曾有兩麵之緣。還是30年前了，那時他在《美術研究》編輯部做編輯，騎著輛舊自行車四處組稿。在白石橋碰到他一次，聊得比較長的是在京劇院齊治翔家。聽他講遇羅克在半步橋23筒（就是文中所說的“死刑號”“槍號”）的遭遇與表現，在座者無不感慨欷歔。我與遇羅克是高中同學，一起在校文學組共事兩三年，很熟，所以張郎郎對羅克事跡敘述，更使我悲慨莫名；時過30年，這次讀《寧靜的地平線》仍然很震撼，這篇文章使我打破了10點半以前人睡的習慣，過了午夜，仍未成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