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是貨真價實的封邦建國的“封建社會”，這個社會中天子、諸侯是位居“南麵”的為君者大夫士，則是中下層施政者，用現代的話說他們是社會的管理者（官吏）和保衛者（各階層軍官和車戰的軍士他們不僅是各有專職，而且是世襲的。我們說的貴族主要指大夫、士這兩個階層。他們思想行為有什麼特點呢？20世紀40年代的“戰國策派”的代表人物林同濟認為，由於他們長期負責公共事務，而且世祿世卿，養成“世業”和“守職”的觀念，並造就他們的榮譽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獨特的人格。林同濟描繪這種人格說：
以義為基本感覺而發揮為忠、敬、勇、死的四位一體的中心人生觀，來貫徹他們事業的抱負，守職的恒心。他是一副“剛道的人格型”。
一《大夫士與士大夫》
這就是一種“貴族精神”，為什麼會形成這種貴族精神呢？因為那是長久固定分工的社會。“大夫士”世代作為社會管理者和國家的保衛者，養成了負責公共事務和為國作戰的習慣而長期從事於此，必然養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習慣性地愛管一些與他關係不大的公共性的事務。我們翻閱一下《左傳》《國語》常常可以看到具有這種精神狀態的人物，直到《戰國策》中還不乏這類人物。
先秦，那種以天下為己任各種學派的開山人物都是秉承了這種貴族精神的，包括現代研究者稱之“代表手工業者和小生產者利益”，但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他們以天下為己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巳，正是這種習慣於管理公共事務精神的發揚和“忠敬勇死”人生觀的體現。就是為大儒們所不齒的遊士，其中傑出者亦非一些後世區區小儒能望其項背。如魯仲連、唐且、顏斶等人自尊自愛的態度也是不乏貴族色彩的。
秦一統之後，以吏為師，鏟除一切民間思想。各個學派除了服務官府的，全部消失，遊士更受到取締。然而“貴族精神”卻不是一時半會兒可以完全消滅的。民間秘密活動的遊俠就是承繼了這種精神的（如項羽、張良等），秦朝末年，他們也投人了抗暴和複國的鬥爭。最引人矚目的“田橫五百士”所體現的就是先秦的貴族精神。也就是後來遊俠所推崇精神的先聲。
那麼，什麼是遊俠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有很具體的描述：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巳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這包括了：
①勇於幫助他人解決困難，主動去拯救在生死邊緣的人們，不怕死，而且不求回報。也就是非為己，而是為他的。
②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們，不怕觸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觀念，也就是敢於反抗現存的主流社會中的一切。
③說話算話，言而有信，一諾千金，救人要救徹底。
④不逞強，不自我炫耀，作默默無聞的奉獻，為人低調。也就是司馬遷在另一處所說的“其私義廉潔退讓”。
這四條也是後世公認的遊俠和俠客們所應必備的道德品質，直至近代如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在塑造大俠的人物性格時仍然基本遵循這個套路。這些品質的來源就是古之貴族，俠客們愛管與自己不相幹事情，為解救他人的困厄而奔走，這正是古代貴族因為管理公共事務而形成習慣的延長，也就是林同濟所說的“忠”和“敬”。然而，此時巳經不是貴族社會，處理公共事務大權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具體的部門和地方權力也是君主臨時授予的。那些有貴族餘習的人幹預公共事務就是對皇權專製的挑戰，是與主流社會對抗。這種對抗本身就體現了“勇”和“死”。
《史記》中的遊俠魯國人朱家與漢高祖劉邦同時，在戰亂中他救過許多人性命，僅名聲卓著的“豪士”就有上百人，普通人更不用說了。他幫助窮人是從最窮的人開始，花錢無數，而自己家中卻沒有餘財，並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助人不望回報，而且有回報也不接受。經過他的救助的人有位至高官的，朱家終身不去見他。朱家的高風亮節，傳遍天下，函穀關以東的士人沒有不願意與他密切交往的，但朱家卻很低調，很少交遊。另一大俠郭解少年時，盜墓鑄錢，殺人報仇，無所不為，近於無賴，中年以後，改變以前的作風，以德報怨，他也像朱家等幫助處於困厄中的人們，而郭解為人更謙遜，以德服人，並尊重各級官吏權威，不敢乘車進人本縣衙門的庭院，其威望反而更高。
這些俠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朋友遍天下，並受到普通人的愛戴，極具號召力量。漢初吳楚反抗朝廷，周亞夫奉旨討伐，到洛陽後，先拜訪大俠劇孟，把劇孟拉到朝廷一邊。周亞夫對人說“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他把得到劇孟，比作除掉一個敵國，或得到一個友邦。可見俠的力量，他們背後都有民間力量支持，在某種程度上俠客已經是與國家政府相對抗的民間領袖。在皇權專製的統治下，不允許有另外的集團性質的力量存在。漢代最有俠的品格的郭解最後也被滅族，可見統治者對遊俠憎恨之深；然而郭解卻獲得了民間極高的評價——“天下無賢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成為司馬遷為之著墨最多俠客。
為什麼司馬遷如此謳歌遊俠？他說“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人都有可能遇到急難。他還列舉自“虞舜”以來曆代聖賢遇到的種種困厄，聖賢尚且如此，何況我們這些“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此時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如果有朱家、郭解式的人物伸一把手，使之脫離苦海，當事者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對此，司馬遷是有切身體驗的，他因“李陵案”被囚於詔獄，命如懸絲，他企盼有俠來幫一把，司馬遷落空了，但他把這個殷切的企盼留給了後世，成為國人的三大企盼之一實際上漢唐之後，貴族的流風餘韻，早已煙消雲散，土壤沒有了，不會有更多俠出現，遊俠的影響隻存在於文字和傳說之中了。
秦代以前，中國的社會形態有些類似16世紀以前的歐洲，16世紀以後歐洲封建製解體向工商社會發展，由於生產力不夠發展等諸多因素，中國封建製的解體走向了大一統皇權專製社會。中國的皇權社會，組織嚴密，思想控製與行政統治合一，有強大的操控力量，一些俠客以個人之力或為了他人或為了伸張正義與穩居主流地位的勢力和製度相抗衡，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性命、家族。他們像劃破沉沉黑夜、轉瞬即逝的彗星，也是黑暗王國中一線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