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俠”的定義說起
在過去寫的《話說遊俠》裏對“俠”作了新的闡釋，指出在先秦“俠”與“夾”是一個字，而“夾”的本義是指有人追隨。《尚書.梓材》有句“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夾”《一切經音義》雲：“夾，輔也。”在金文中，“夾”的字形很像中間有一個大人，兩側皆有一個小人夾輔。
過去許多學者解釋“俠”往往受到戰國末年《韓非子.五蠹》篇中的“俠以武犯禁”“廢敬上畏法之民，養遊俠私劍之屬”等話頭的局限。實際上，論者隻看見了“武”和“劍”，而忽略這些話的主旨所在。韓非意在指出一些貴族豪門窩藏“私劍”（屬於個人的武裝力量），不怕法律，敢於“犯禁”，目的在於揭露這些“俠”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而這個“殺生之權”在法家看來隻能專屬於君主，任何“匹夫包括君主的親貴”，不可據而私有。而韓非認為一些人要做俠，招攏“私劍”，其目的在於“肆意陳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約束”而且成為“俠”，還要“棄官寵交”，官員放棄職責去結交朋友這樣才能使自己的武裝力量壯大起來。可見韓非子盡管強調“遊俠”的暴力作用，但他對遊俠的理解還是在於“俠”有一幫子人（私劍）追隨和作為後盾，並非說“俠”本身就是暴力。
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進一步闡釋“俠”：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嚐、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借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標舉的“俠”是春秋時的延陵季子、戰國時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們的共同點在於“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換句話說他們是因為有一幫追隨者（不管這些追隨者抱有什麼目的）力量強大而彰顯於社會的。我們所熟悉“武”並未在司馬遷的考慮之列，雖然先秦貴族都接受過“武”的訓練，戰國四公子也都為自己的發展利用過武力。
2.俠——貴族社會解體的產物
“俠”是春秋戰國社會激變中產生的一個新的社會集團。先秦的“俠”多出身於貴族，因為隻有貴族才有經濟實力和精神實力把人聚攏起來。司馬遷說“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其實不是沒有聽說過，而是沒有，因為布衣不具備把遊士聚攏在一起的經濟條件。
中國古代是垂直組織類型的社會，依靠自然與人為的手段把人們組織在特定的社會網絡之中，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動。統治階級是周天子、諸侯、大夫、士，被統治者包括庶人和奴隸等。貴族社會有幾個特征與後來俠的產生有關。一是世祿世卿製度，階層、階級之間基本沒有流動。二是統治階級負責公共事務，庶人不能染指，甚至連議論的權利也沒有。所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三是人們之間交往自然很少，或說人們之間除了垂直的統治與被統治以外很少有橫向聯係。春秋以前“大夫無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說了。春秋以前的文獻資料，連“友”字都很少見，即用也多指“友邦國國家的朋友”，或指兄長愛護弟弟，曰“友”。很少用於描述個人之間的關係，可見那時人們橫向往來很少，特別是與遠方異國（春秋時國很小，大國也就相當於現在一二十個縣地盤，小的也就兩三個縣）人的交往。這三個特點構成了貴族社會人際關係的簡單與恒定。
這種情況到了春秋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周末年的詩歌就以“高岸為穀，深穀為陵”形容當時的社會變遷。先秦史家許倬雲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指出，春秋時期，統治階級各階層流動顯著增加，總的說來“士”群體開始活躍而且其地位呈上升趨勢，“卿”正相反。戰國時期這種變化更加劇烈，一些古代的貴族逐漸被消滅或被取代。也就是說，前麵說的那些貴族社會特征——世祿世卿、貴族獨攬公共事務和少交流交往——日益消減或消失，貴族社會由鬆動到逐漸解體。
這個變遷使得許多大夫、士從原有的垂直統治的係統中遊離了出來，原有的飯碗打破了，他們要找尋新的飯碗和謀求個人發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國奔走，要廣拉關係，多交朋友，這是一種新產生的社會需求。《論語》一開篇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從“遠方”來的，大約是“外國”。孔子對遠方朋友的期待和熱忱都是過去沒有的，在孔子時代這種交往肯定是新生事物。這種橫向交往是產生“俠”的社會基礎。
誰才能招攏這些遠方士人，把他們聚攏在自己的身邊呢？孔子一類窮士人不行，聚到孔子身邊不僅掙不到錢，還要交學費（束脩），而且孔子隻能教給他們知識，不能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
誰才能招攏那些從原有秩序中遊離出的遊士呢？一是各國君主，追隨君主被納人主流社會，生存不成問題，發展也有可能。然而君主的容納量有限，有些就追隨了貴族豪門，司馬遷所說的“戰國四公子”就是典型。太史公認為他們是典型的貴族之俠。他們養了成千上萬的賓客，還包括“私劍”，成為有實力的集團，甚至掌握著“生殺之權”。這不僅影響著國內政治運作，而且波及國際，如魏國的信陵君竊符救趙，孟嚐君帶著他的門客流動於諸國之間，都是例證。這可以說是最早的俠。
至於那些有武力、有勇氣、有信義、守承諾的刺客，如《史記》中寫到的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5人行刺報恩的事件。司馬遷雖然對他們的獻身、勇武、守信、執著、一往無前的精神深致讚美，甚至說“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誌，名垂後世，豈妄也哉”！然而，他們隻是有貴族派頭的“殺手”，還沒有俠的資格。因為他們還沒有追隨者，而且他們也非主動去幹預世事，他們打殺隻是報恩罷了。
3.俠——貴族精神的遺孑中國曆史上有兩個時代遊俠最多，人們也最愛談論俠，這就是漢、唐。讀漢、唐曆史或詩文都會感受到有俠的影子在遊蕩。為什麼會集中在這兩個朝代呢？因為漢、唐皆屬於後貴族社會。它們的前代先秦和南北朝是貴族社會，到了漢、唐雖然大一統的皇權專製已經形成，但貴族風習、意識並沒有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