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頭的話
倡導“讀經”已經有好幾年了，其實真正認真讀讀儒家經典著作的並不很多，佶屈聱牙的《尚書》，說著好玩，其實玄奧的《易經》，古人盛讚“微言大義”，今人不知就裏的《春秋》，煩瑣細微的《儀禮》《周禮》……沒有多少人硬著頭皮去碰，鬧得特別紅火的也隻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在讀《三字經》，本來古文、文言在大陸已經冷落有半個世紀了，能夠點斷文言的人已經很稀缺了，線裝書隻是作為“文物”“古董”，其價格在不斷飆升，其使用率卻在大幅度下降。我所在研究單位的線裝書庫很少有人光顧，當然這與近些年不斷大量出版各種古籍標點本、校訂本、箋注本、選本也有關。
不過最近“讀經”熱點有從“三、百、千”向《論語》發展的趨勢，《論語》勉強可以算作“經”。這大約與於丹女士在央視的《百家講壇》上大力弘揚有關，她是一位被譽為“《論語》功臣”的女教授。她以自己的語言魅力，讓彷徨於多種苦悶中的民眾發現了原來中國古代還有一本能夠撫慰人們心靈的圖書——《論語》。《論語》本來如“布帛菽粟”凡是讀書人都不能不接觸的，隻是因為近年來人們疏於讀書，它才變得陌生起來。
聽說前兩年出版了一本《男論語.女論語》名字頗怪的書，也沒有怎麼火！可能是炒作不夠的緣故。其實傳統的《論語》本身就是男《論語》，因為這本書就是留給（那時還沒有“寫給誰看”的意識）男人看的，書中很少涉及女性，隻有四五處，除了“太姒周文王的妻子，武王之母”外，幾乎都是負麵的。中國曆史上第一位知名並且留下對後人有影響的著作的才女是2000年前曹大家（音姑）班昭。她是曆史學家班彪的女兒、開拓疆土名將班超的妹妹。她為婦女界寫了《女誡》七條，後來又被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發展為《女論語》，雖然是為女人寫的，但立場卻是男人的，是教給女人如何伺候男人的。這正像中國第一部曆史教科書編纂者、魯迅的上司夏曾佑對魯迅說的“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隸，宋以後男子全為奴隸，而女人乃成物件矣”。《女論語》出現大約就是女人變成“物件”的標誌吧。講《論語》說到這些似乎有些殺風景，不過，意在告訴大家《論語》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就是說它還是有許多局限的，起碼這本書中幾乎沒有討論過人類中另一半。
現在，媒體就希望群眾有關心的話頭，一有話頭，馬上炒作，使紅者更紅，黑者更黑。本來多年不談《論語》，突然於丹女士開講，引起人們關注，媒體因風就勢，三炒兩炒，《論語》“發跡變泰”了，頗有點恢複舊觀的模樣。甚至我所居住的偏僻的小區裏也在數處張貼了“勁鬆街道文明市民學校”編纂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哲理名言》，其中出自《論語》的就占了一大半。《論語》受到如此的關注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這是讀書人共同心理。因此，人們關心《論語》的作者、編者、來曆，以及流傳2000多年的命運，也是極其自然的事。
二、去妖魔化，去神聖化，還原《論語》
李零先生把他注釋和整理《論語》的書命名為《喪家狗》雖然不無聳人聽聞之意，但他在書封麵的眉端上寫下“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說明他的命名不是故意貶損孔子，而是力圖還原《論語》和孔子的本來麵貌。“孔子不是聖，隻是人”，對孔子不僅要“去妖魔化”，也要“去神聖化”。對待《論語》同樣應該如此。“妖魔化”孔子的時間不長，隻集中在30年前的批林批孔運動和20多年前思想解放時反思運動這兩個時段。前者把孔子等同於“現行反革命”；後者則把現存的許多社會問題皆歸咎於傳統，特別是孔子。對孔子和《論語》的神聖化則有2000餘年了，最近又有沉渣泛起的趨勢。李零的書有些超然，用他的話說就是因為經過“文革”，對“熱鬧”抱有警惕。
1.從內容上看：《論語》是本紀念冊
《論語》在過去是“十三經”之一，被視為是記載聖人行跡的經典。其實就《論語》的原始意義而言，它應該是本紀念冊，是孔子去世後弟子（包括再傳弟子）為追念恩師所編纂的恩師言行錄。
孔子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偉大教師，他第一個把官學辦到民間來。在他之前，教育基本上是被貴族壟斷的官學，孔子則是“有教無類”，隻要你交得起一小束幹肉條（朿脩就可以跟孔子讀書。傳說他有3000弟子，72賢人。許多弟子追隨他數十年。那時的教學方式不是老師講、學生聽，滿堂灌；而是師生相對，論道授業，有如朋友，孔子又是一位性情溫和、博學多能、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老師，師生之間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孔子去世後，許多弟子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恰恰弟子有若外貌酷似孔子，“弟子相與公立為師”，同學們請有若扮演孔子，來做他們的老師。這個現在看起來是很搞笑的事情，在先秦卻被視為平常。因為周代以來，在祭祀死去的先人時，因為沒有畫像，“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係，立屍而主意焉”。也就是說找一個與死者相似的人做“屍”，祭祀時，“屍”做神主，向他祭拜。“屍”還常常是死者的孫子，也就是說兒子高高端坐在神位上，接受父親的祭拜。後來，神主和畫像流行後，用“屍”的習俗遂廢。僅僅長相像孔子的有若畢竟缺少內在的力量，如果讓他充當一時之“屍”還夠格的話，長期“演”孔子則不行，弟子們把他趕下了老師的座位。從這個故事可見弟子對老師思慕之深。後來他們找到了追念老師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編一本紀念冊，把孔子與他們的談話、對他們的教導記錄下來，想念恩師時就可以看一看。弟子們的記錄、回憶錄編纂在一起，就有了《論語》這本書。
我們讀《論語》感受最深的恐怕是書中所流露出來的感情力量，雖然它不像《孟子》那樣咄咄逼人，但書中的孔子如冬日之陽，其溫煦的光芒烘得人暖洋洋的。為什麼《論語》中的孔子是那麼有人情味、那麼親切，好像在與每一個讀者對話？即使記錄批評孔子的話（如譏諷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之類的話），我們仍然能夠從中感受到孔子人格的力量，因為孔子不僅不反唇相譏，反而帶有敬慕地說罵他的人是“隱者也”。這種記錄方式，反映了記錄人的感情，這種感情必然在左右讀者。
由於“紀念冊”中所記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麵，或說是“菩薩心腸”的一麵，其為政時“霹靂手段”的一麵則付諸闕如如孔子為司寇時“誅少正卯”，齊魯兩國會盟誅“侏儒”等，以及主張“治亂世，用重典”之類因此，《論語》中的孔子不能說是全麵的孔子，隻是弟子們心目中的孔子，而且更多的是作為教師麵目的孔子，而非政治家的孔子。
認為《論語》是紀念冊不僅僅是我的推測，自古以來也這樣看待。《漢書？藝文誌》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子弟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論語》。
從這段話可知《論語》內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問。②孔子回答當時人（魯國國君等）之問。③弟子們互相傳的孔夫子語言。④弟子之間的語言。當時弟子們各有所記。《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子張問孔子出遠門時應該怎樣做，孔子告訴他應該注意的事項。子張馬上“書諸紳”，寫在自己的衣帶上，免得忘了，回家好照著做。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當時，孔子已經是被公認的哲人，是魯國的大老，魯哀公在他悼念孔子的“誄文”中都表現出過度的哀痛。孔子的弟子們的悲慟更可以想見，這種感情我們在讀《論語》可以時時感受到。
當然，我們現在見到的《論語》不是孔子弟子最初編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眾多，“紀念冊”也不一定就是一種。後來經過多次篩選和編纂，現存本留下孔子再傳弟子的痕跡，唐代柳宗元在《〈論語〉辯》中發現了這一點。他說《論語》中對孔子諸弟子皆稱字，唯有說到曾參、有若稱“曾子”、“有子”，有若扮演過孔子，屬於例外，而對曾參的特別尊重，說明它的編纂者有可能是曾子的弟子。
我們從《論語》的字麵上也可以看出這一點。“論”從“侖”，而“侖”上麵的“亼”，讀作“集”，意義相近，下麵的“冊”，就是冊。因此“侖”字就是將許多竹簡集合在一起的意思。每個弟子都把自己的記憶寫在若幹竹簡上，編為一冊，把許多弟子的回憶，也就是許多“冊”竹簡編集在一起就是“侖侖”，也即“論”。
漢代把這類有關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記錄的書都稱《論語》。《漢書.藝文誌》中著錄《論語》流行本子和《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記》（孔子朝見魯哀公）、《孔子徒人圖法》（孔子弟子圖像）之後說“凡《論語》十二家”雲雲。可見當時凡與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生平有關，對孔子有紀念意義的都可稱《論語》。
認識到《論語》是眾弟子、再傳弟子為懷念師尊而編纂的，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孔子說的一些非常淺白的話也記了下來。如《鄉黨》篇中所說的：“飯餿了，魚肉臭了，就不再吃了食餷而愒，魚餒而肉敗”，不食“食物顏色不對了，不吃色惡，不食”；“食物有味了，不吃臭惡，不食”；“飯沒有煮熟，不吃失飪，不食”等。這些都是大白話，幾乎是人所共知的，但記錄者還是不厭其煩地記錄著。《論語》還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話，如一會兒說《詩三百》的特點是“思無邪”；一會兒又說“鄭聲淫”“放鄭聲”。批評鄭詩中有過度柔靡的聲音，應該離它遠點。“鄭風”是《詩三百》的一部分，它到底是“思無邪”還是“淫”？可能是孔子在不同時候針對不同問題說的，弟子各記各的，各有道理。孔子還說過單獨看來不太高明的話。如說“不要與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勿友不如己者”，如果人人如此，世界上就沒有朋友了。孔子談此問題時，必有針對性，沒記錄具體環境，這成了一句傻話。從《論語》這些瑕疵也可見這些記錄不是出於一人之手，也不是為記錄而記錄，其中必有感情的寄托。
因為許多人都在記，而且人已去，音容不再，記錄保留越多越好。因此這種記錄就會顯得蕪雜，一些沒必要也留了下來；見聞異詞的，兩方的記錄都保存了下來。這些流傳到後世，給後人以“哥德巴赫猜想”機會，絞盡腦汁為孔子打圓場。後學們不知道弟子各個拿出自己的記錄，更多是要從中重溫老師和自己相處日子的溫馨，並非要造神、造聖（這一點我不太同意李零的意見），因此不必盡選“高大全”的語錄，而有什麼就保留什麼。另外，那時由於記載工具的限製，不可能動輒千百言，可以把話語的環境背景說得一清二楚，隻要把老師所言記下來，弟子們就能想象當時的情景，就可以回到當時的氛圍。對後世的讀者來說，由於背景模糊，讀《論語》則不免像盲人摸象一樣地胡猜。現代讀《論語》更多的是要體驗，注釋者責任在於盡量詳盡地提供當時的背景資料，而不是依靠荒誕的、不能反映當時情勢的想象，用於補經文的不足。
2.從裝幀形式上看：《論語》是袖珍本
現在一提到“經”給人們以莊嚴肅穆的感覺，實際上，“經”在紡織上隻是條條豎線，橫線叫“緯”。沒有“經”，“緯”無所依托，因此，漢代被命名為“經”的應是朝廷最重視的文獻。今文學家認為隻有孔子親手所訂之書才能稱做“經”。而古文學派的章太炎先生則認為《詩》《書》《禮》《樂》皆周代官書，《春秋》史官所掌，《易》則太卜所藏也屬於官書，而“官書用二尺四寸之簡書之”，所以稱做“經”經過秦末的戰火，政府所藏之書無幾。漢惠帝時朝廷正式廢除秦始皇三十四年實行的“挾書之律”禁止民間藏書民間違法私自收藏的書籍才逐漸顯露於世。最初出現的還是儒家傳播的《尚書》《詩三百》《周易》等。從漢文帝開始首先把“詩詩經”立為官學，主管的學者稱為“博士”。《困學紀聞》說“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後來不斷有儒家經典被立為官學，如《尚書》《周易》《春秋》《禮》等，這些加上《詩》，遂有“五經博士”之說。因為這些儒家傳統教育用書，仿照周代被立為官學，其書便被稱為“經”了。
漢代凡是重要的文獻、官書用二尺四寸的竹簡書寫，那時大多文獻是寫在木簡和竹簡上，高級一點的寫在絹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中引漢代經師鄭玄《論語序》雲：
《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此則專之簡策，當複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
這裏所說是指漢代儒家經典書寫在竹簡上的長短尺寸。《春秋》屬於“經”簡長二尺四寸（漢尺，合48厘米）。《孝經》為漢人所著，低了一等，短了一半。文中所說的“專”即“傳”，“傳”是指解經文字（如《春秋》的注釋文字的《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都稱“傳”）用六寸的簡來書寫，比《孝經》又短了一半。而《論語》則用八寸的簡書寫。章太炎還說：
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雲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
也就是說，凡是官家所發布的書籍都寫在二尺四寸的竹簡上，“經”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就連馬王堆漢墓所出土的簡策，其規格也是48厘米（二尺四寸）和24厘米兩種。即使是書寫在絹帛上也分為48厘米和24厘米兩種，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橫放直寫。可見，當時書籍雖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寫也要遵從社會上共同遵守的格式。因此，簡單地說“經”“傳”等最明顯的分別還是個“開本”大小問題。這種規範隻是到了漢代才嚴格起來。最近清華大學獲贈的先秦楚簡，據報道說其內容多為《尚書》《竹書紀年》之類，其長度由46厘米到10厘米，對官書的尺寸規定還沒有漢代那樣嚴格呢。
與社會流行的長達二尺四寸的大書比較起來，正像李零所說的《論語》隻是個“袖珍本”的小書（河北定州八角廓村西漢劉脩墓出土的《論語》竹簡更短，僅有16.2厘米，合漢尺七寸），按照皮錫瑞說法是“《論語》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於弟子撰訂，故亦名之為傳”。這是今文學派學者的意見。但東漢的王充在《論衡.正說》中言：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記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記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從這段文字可知，《論語》在最初寫作編纂時就已經是“八寸”本了。當初孔子的弟子共同記錄的孔子的言行，他們受教時間長，需要記錄的文字多，有幾十幾百篇，以八寸為一尺（周尺為漢尺八寸）的竹簡記錄，是為了記錄簡便，懷藏攜帶方便。《論語》不是作為經書留存下來，而是怕忘記而作為傳文記錄下來的，所以隻用八寸為一尺的竹簡來記錄，而不用寫經書用的二尺四寸長的竹簡。漢朝興起時《論語》失傳了，漢武帝參時拆毀孔子舊宅，武帝派人取視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論語》。
當時這類記錄孔子言行的小書當有多種流行，“郭店楚簡”中就發現了許多接近漢尺八寸的短簡，被編成《語叢》四種。第一至第三，皆屬於儒家思想體係，包括不少孔子或其傳人的語錄。它們與《論語》不僅在形式上相似，語句上也有相近之處。
為什麼這裏強調《論語》是袖珍本？作為官方發表的文書和“經”長達48厘米，與現代個人用書桌的寬度差不多了。南北朝以前沒有桌子，看書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長達半米的書隻能放在案子上須要正襟危坐（當時的“坐”接近現代的跪，隻是臀部坐在蜷曲的小腿上）地看，讀書很累。而“袖珍本”則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論語》僅16.2厘米，比現在的小32開的書還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臥，甚至箕踞（伸直兩腿成八字坐著）都可以看，也可“隱幾而坐靠著木幾”舒舒服服地看。雖然其莊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們現代的話說它更“人性化”了，與讀者更接近了。
3.從作用上看：《論語》是小學教科書，但又可終身涵詠
①兒童讀本
楚簡研究者認為《語叢》是語錄的形式教科書，是“東宮之師郭店”一號楚墓的墓主，楚宮太子的老師）對學生講課的話題集，言簡意賅，都是三言兩語述說一個問題。李零認為早期的《論語》與《語叢》是一類書籍。如果說《論語》比《語叢》更富於感情或說文學色彩，就是上麵所說的與它的成書過程有關。
漢代最初級的讀物是《倉頡篇》《急就篇》等，《倉頡篇》是秦代李斯所作，現已逸，這些都是識字課本，《急就篇》是漢元帝時史遊的作品，比較晚出，34章2000餘字，生字密度很大。其內容也較為豐富，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麵，整齊押韻，方便實用，在漢代更流行一些。讀這些書目的比較單純，就是識字。《論語》就不同了，它是可以讀一輩子的書。因為其一，《論語》文字基本上是當時口語，對初學者，文字較為平易，很好懂；其二，《論語》雖然也有一些超越性的道理，但多是常理常情，兒童也易於理解，那些較深入的可以在以後的歲月中慢慢體會；其三，《論語》的文字有文學意味，多有故事，又富感情，老幼鹹宜。它可以作為小學的德育課本和學習經學的入門書，老了仍可以涵詠。
顧頡剛先生說我們讀《論語》便可知道，它的修養的意味極重，政治的意味很少。《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因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陰謀陽謀、攻占殺伐，不利於兒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發展。《論語》中不僅充滿懷念的溫馨，就是在傳播儒家思想觀念（如禮樂、仁孝、忠恕等）時文字也溫厚質樸，很能傳達人性之美，這正適合兒童閱讀學習。
從實際上看，《論語》確實也是兒童教科書。東漢人崔宴（與班固齊名）寫的《四民月令》，講到人們生活安排時說在十一月的時候硯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人小學。言當時農村之中冬閑，小學生上學讀書，《孝經》和《論語》是小學生的入門書。不僅漢代如此，古代社會一直沿用。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遺》中就說“男子六歲，教之放名（辨別東西）；七歲讀《論語》《孝經》，八歲誦《爾雅》《離騷》，十歲出就師傅”。
宋代朱熹把《論語》定為“四書”之一，此後就成為兒童學習的必讀課本了。明清時兒童人學先是三本小書“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然後是《神童詩》《幼學瓊林》《龍文鞭影》《千家詩》一類通俗讀物。如果上學正規，兒童聰明，這些不用兩年就能讀完，跟著就讀“四書”，從《大學》《中庸》開始，接著就是《論語》，學童一般還沒有到10歲，此時兒童讀《論語》已經不像漢代容易了。因為時間過去了1000多年，口語有很大變化，漢代尚不覺古奧的文字，宋代以後則是日漸艱深了。於是便有“鬱鬱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笑話產生。
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鬱鬱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看來劣幣驅逐良幣，自古而然。唐代詩人杜甫嘲笑夔州人好經商，沒有讀書的習慣，有詩雲：“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學商旅。”把隻讀到《論語》看做沒有學問，現今把讀《論語》看做有學問，也是學術變遷，世風推移的反映。實際上近世學童讀“三、百、千”和《幼學瓊林》之類尚不覺難，到《論語》就不行了。我就聽上代讀過私塾的老人說過：“上論下論難死人”。《論語》分上、下卷）
②終身涵詠之書
然而，《論語》又不是單純的兒童讀物，它隻是文字比較淺顯，又有些小故事，與一些枯燥的經書比較起來適於兒童閱讀，實際上，書中多記孔子言行，多是孔子一生讀書向學和閱曆人生的體驗，怎麼能是小孩子能輕易弄懂的呢？讀《論語》不僅需要學曆，更需要閱曆。
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批評《論語》時說，這本書中隻有一些“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更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其實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當時儒家經典沒有介紹到歐洲多少，他對中國的了解多是通過傳道士翻譯的少量的傳統典籍）《論語》不是簡單的格言、箴言的堆積，其中許多簡單話語都是有深刻文化背景的，這是需要通讀“五經”才能理解的。這些經典中所記載的曆史、製度、習俗，以及各類人士的思想、情感、呼聲都是孔子用於教給學生的，這些必然對孔子有深刻影響。孟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所謂“金聲玉振”是指樂曲終結時的高潮，萬籟齊鳴。這是讚美孔子是既往知識的總結者，他汲取了此前各種知識，作為自己言說的文化背景。當然這些絕不是小孩子能懂的，也絕不是隻根據《論語》本身談論《論語》的外國人所能理解的。
這裏再舉一例，以見孔子對既往思想的棄取。孔子是殷人，是所謂“亡國之餘”，其祖先生活在殷人建立的宋國。孔子的六世祖先孔父嘉，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做過大司馬，在宮廷政變中被殺，其子木金父為避滅頂之災逃到魯國的陬邑，從此孔氏在陬邑定居下來，變成了魯國人。孔子的父親叫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是當時魯國有名的武士。魯國國君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周禮”的編訂者，是周初集大成學者。“周禮”是兼製度、習俗、文化多方麵而言的。孔子時刻沒有忘記自己是殷人，直到死之前，還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坐在兩根柱子之間，他對來探望自己的子貢說：“是殷人，殷人死了就停靈於兩楹之間，我快死了吧！”過了7天，老先生就走了。可是在文化和製度的選擇上，他卻全盤接受了周族——這個征服者民族的文化。為什麼會這樣？我看主要是因為周文化中的人文價值觀，周民族對人的生命價值的肯定征服了孔子。殷人重鬼神，漠視生命，動輒以數十數百人殉葬，而周人不讚成殉葬。孔子倡導的“仁學”最重要的就是同類意識的認定，把自己當人，同樣也把別人當人。任何人都有存在的權利。這種意識在當時是破天荒的，連鼓吹“交相利，兼相愛”的墨子家都不把盜賊視為人，認為殺盜不是殺人。孔子反對一切殉葬，有的子女擔心父母在另一個世界裏沒有人伺候，用人不行，遂有人發明改用俑人隨葬，以安孝子之心。《孟子.梁惠王上》記載孔子的話：“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意思是：第一個發明用陶俑替代活人殉葬成為風俗者，他大概不會有後代吧。連用像人的俑，孔子都反對，因為殉“俑人”以其“像人”也是在侵犯著人的尊嚴。可見孔子在文化和製度上選擇有高度的自覺性，是把價值擺在第一位的。
4.《論語》的定名與定本
《論語》這個名稱始見於《禮記.坊記》。其中有“《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坊記》古人認為是子思（孔子之孫孔伋）作品，後人對此表示懷疑，大多認為《禮記》中的文字多數是漢儒的解經之作。可是郭店楚簡中所出現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顯截取於《坊記》，而楚墓是戰國中期偏晚，竹簡文字的作者當然應該更早一些，與子思（孔伋）所在時代大體相合。《坊記》創作時期的認定，從而可知《論語》之名在戰國時代就有了。不過直到漢代《論語》也常被學者簡稱為《傳》或《記》（漢儒把解釋或注釋經典的文字稱做“傳”或“記”），目的是把它們與“經”區別開來。如《史記.封禪書》中有“《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這段文字見《論語.陽貨》。可知“傳”即《論語》。
漢惠帝時廢除“挾書之律”後，先秦儒家殘存經典陸續麵世。《論語》先有由齊人傳出的《論語》二十二章（比現存《論語》多出《問王》和《知道》二篇）和魯人傳出的《論語》二十章（與今存《論語》相同簡稱為《齊論》《魯論》，齊、魯二書是用當時流行文字隸書寫成，稱“今文本”。有人認為《齊論》《魯論》出在漢宣帝時期，比《古論》晚了70年。還認為司馬遷所引《論語》文字皆出自《古論》（出於孔壁的古文本）。其實漢文帝時期韓嬰所作《韓詩外傳》引《論語》三條，除一條與今傳《論語》有異外，有兩條全同。是知在漢文帝時期已經有了今文本的《論語》，不管它是《齊論》還是《魯論》，或是其他的傳本，如“河間本”之類。
上麵說的“古論”是指用先秦篆文書寫的《論語》文本。漢景帝末年發生了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經典的出現。當時被封在魯的諸侯王劉餘（死後諡號魯恭王喜建宮殿，其宮與孔子舊宅相鄰，當他擴大自己的宮殿、拆到孔子宅壁時，發現了許多寫著古文字的竹簡，經整理，知道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傳的儒家經典。包括《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數十篇。其中的《論語》二十一章（與現今《論語》相比有兩個《子張》篇稱為古文《論語》，簡稱《古論》。漢代《論語》原本就是“齊”“魯”“古”這三個本子。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言：
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這也可備一說，但引文中的漢武帝時拆毀孔子舊宅，應為景帝時。景帝派人取視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加上齊、魯、河間的九篇，正好三十篇。漢昭帝時讀到的古文《論語》還二十一篇，到漢宣帝時把古文《論語》交給太常博士。有人說它的文字難懂，遂改用隸書抄寫以便於傳授和誦讀。王充說“魯人扶卿”“始曰《論語》”也是錯的。但其中說的“古論”出世僅二十一篇，加上世上原有“齊、魯、河間”九篇，合為三十篇。這些話值得重視，也可見齊、魯、河間等地所傳《論語》是在孔壁出書之前的。不過西漢中葉以後，流行於世的也隻是“二十一篇本”了。
西漢末年漢成帝時安昌侯張禹位高權重，即使退休了，皇帝遇到重大事件都要谘詢他。他又是位經師，漢成帝是太子時，張禹給他講過《論語》。張本學《魯論》，後調和“齊”“魯”，以《魯論》為底本，擇善而從，合為一編，名為《張侯論》。張的地位名望都促成《張侯論》的廣泛流傳。當時就有“欲為論，念張文”謠諺。東漢末年朝廷所刊的《熹平石經》用的是《張侯論》，這是《論語》第一個由官方推出的定本。所謂曆經戰亂劫火，所存無多。清代翁方綱集各家所藏拓本，中有《論語》中《為政》《微子》《堯曰》等篇殘字，不過數百字而已。
《論語》之名大約在東漢逐漸固定了下來。漢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諸儒於洛陽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漢章帝親臨裁決，命班固整理會議記錄，稱《白虎通義》，其中大量引用《論語》中語共58處，都稱《論語》。《論語》的名字基本上固定了下來。東漢應劭的私人著作《風俗通義》也熱衷引《論語》，多達22條。
三、《論語》地位的漲落
1.今文學派統治下的《論語》
①漢代儒學變遷
原始儒學有些迂闊，因此孔子棲棲一生，不為世所用，與其缺少實踐性品格有關。戰國末，七雄紛爭，越演越烈，各個學派要想有出路、為世所用都要加強自己的實踐性，以供統治者采擷。儒學也分離成為對立的兩大派，孟子一派，荀子一派，兩相比較應該說荀子更注重現實政治因素，後來荀子的弟子、繼承者韓非把儒家中的荀學發展成為法家，並成為秦朝的國家意識形態。
漢代的儒生為了加強其學術的實踐性品格走的是與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朝基本上是被楚人滅掉，漢朝製度承秦，文化承楚）及好奇幻的齊文化結合的道路，並演化為妖氣十足的今文學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導天人感應之說，把不談怪力亂神的孔子，打扮為通天教主，把儒學神學化。今文學派爭著運用儒學，把“《詩三百》作諫書”“以《春秋》決獄”。董仲舒之後更是編造“讖言”“緯書”，“讖言”是一些神秘主義的預言，“緯書”相應經書而來，看來似乎是輔助補充經書的，其實不然，其中也多荒誕不經之語。“五經”皆有相應的“緯書”，連平實通俗的《論語》也不例外。《論語緯》中就把孔子說成“素王受命”，顏淵是“素王”的“司徒”，子貢是“司空”。把儒學弄得烏煙癉氣，把儒家經典搞得鬼話連篇（大量的“讖緯”話語進人儒家經典的注本這種“實踐”和“應用”在東漢末徹底破產，從此一蹶不振（鴉片戰爭後有個回光返照今文學派注釋的經典大多散逸失傳。
②今、古文學派
這裏稍說一下經學史中一個重要的掌故，即今古文之爭。自秦朝統一文字後，秦漢流行的文字是隸書。漢朝初年鼓勵民間獻出私藏的書籍，以充實朝廷府庫，提升朝野文化。那時沒有紙張、沒有印刷術，書都寫在或刻在竹簡或木簡上。本來書就難得，再經過秦朝的焚書坑儒和秦末的戰火，民間的書籍不說絕跡也百不存一。但幸而秦朝統一中國很短，隻十二三年（前221—前207），不重視文化的開國皇帝劉邦在位也不過十一二年（前206—前195），一直到漢惠帝廢除“挾書之律”不過30來年。書傳下來雖然少，但戰國時受到過良好教育的人們還沒有死絕，那時人們學習大多都要通過背誦書中的文字來掌握書的宗旨。這些沒有死光的知識人就是通過記憶來複活儒家經典的。此時他們複述下經文（包括正文和注釋）一定都用通行的文字——隸書來記錄，這些用隸書寫出儒家經典叫今文本。不是所有的先秦儒家經典都被這些遺留下的知識人靠記憶複活了，記憶是有所選擇的。那些好記的書才容易被複活。
什麼書好記呢？第一，有韻或者有對仗的文學文字。能夠榮膺此評價的當然是“詩三百”。儒家“六經”中“詩”是第一個被複活的。漢文帝期間它是第一個被立為官學，並且有了主管博士的。而且傳播“詩三百”的家數很多，進入官學的就有“齊”“魯”“韓”三家之多。三家的傳人是：齊，轅固生；魯，申培公；韓，韓嬰。三家不僅對詩的解釋有差異，而且“詩”的文本也有不同。皮錫瑞說：
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師法之嚴如此。
為什麼漢代特別注重師法傳授？因為學生沒有書，書在老師的頭腦裏，老師背一句學生接受一句，老師文本無從校正，隻有全麵接受和嚴格傳承。老師與學生之間仿佛是一條單行的知識鏈，如果你失去了師法，等於斷了這條知識鏈。這樣不僅傷了老師的心，學生自己也變得什麼也不是了。
第二，文字比較短，排列有一定規律而又比較有趣的文字。《周易》在這方麵是個很好的例子。《周易》的文字不長，一共64卦，每卦六爻，每爻都有一小段形象、神秘而又有趣的文字解說。而且當時人相信卜卦，雖然對書有禁，但民間卜筮之事日日都在發生，因此它也很快被複原了。《易經》立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也都是今文。它們也各有博士主管其事。
至於難記的就是好記的反麵，那些散文的、冗長的、無趣的、瑣屑的文字都難記，所以複活較晚，或者隻是片段地複活。例如《尚書》傳有百篇，它是散文，文字佶屈聱牙，很難記。到漢文帝時，民間已經沒有能記憶得了的人，隻有位濟南伏生原是秦朝博士，家裏私藏了一部《尚書》。想招他人京，伏生已經90多歲，隻好派朝臣晁錯到濟南留學。但他的私藏的《尚書》損失了一部分，隻剩二十九篇了。自然，這些殘篇斷簡也都是用隸書書寫的。
漢初社會上流行又被官府認可的儒家經典，絕大部分都是隸書（今文）書寫的，後世就稱傳播這些經典的經師為今文學派。由此可見，漢初最早流行、登上官學寶座都是今文學派。這個學派是在國家羽翼下成長壯大的。
上麵說到景帝時魯王從孔壁得到一部分孔子後人私藏儒家經典，這些經典藏自戰國時期，其書寫用的文字自然是古文當時也稱為“蝌料文”），前麵說的這些書包括《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另外，民間也有古文傳本流行，這些大多是文字太多、很難靠記憶保存的書籍，如《春秋左氏傳》。它是漢初就出現了，由張蒼傳給漢文帝時的才子賈誼。《左傳》自然也是用古文書寫的。學習用古文寫就的儒家經典的，就稱做古文學派，由此可知，今古文學派分別最初隻是文字的差別。
古文經典顯露於世後，便遭到巳經高居學官位置的今文學派的激烈反對。漢哀帝時宗室劉歆提出應該為以古文寫就的《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設立學官，漢哀帝下詔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討論，這些博士堅決抵製，使之不得立，而且根本不與劉歆討論。劉歆寫了一封信責備負責此事的太常博士。這是第一次今古文之爭。
今文學多是由口耳相傳再寫諸文字的，而且用劉歆的話說連《詩經》這類相對好記的經典，也是“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是諸人拚湊成的；而古文學派的典籍有實實在在的書本在，這對靠記憶複活的經典是個挑戰，使得今文學者感到威脅。因此，這些博士寧肯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寧肯相信靠記憶背下來的書，而不相信古代傳下來的典籍。當然，這種論爭的實質還是利益、飯碗的問題。古文的儒家經典如果占了上風，今文學官的位置難免受到動搖；另外，古文經典有自古傳下來的書籍在也降低了學生對老師的依附。為了應付古文學派的挑戰，於是今文學者更竭力向“讖緯”；一路發展，並用夾雜了許多奇談怪論偽造經典參與當時的政治鬥爭。所謂“以春秋斷獄”“以三百篇當諫書”等就是當時所謂的“經世致用”。後世有的學者說今文學派傾向政治，說他們是“政治家”就是根據這些表現立論的。與今文相反，古文學派注重經典本身的研究、注重文字和內容背景的解讀，他們不把孔子看做創造經典的人，而是把孔子看成以“刪述”既有典籍以垂教後世的大師，後來的“六經皆史”說即源於此。
今文學派成功地阻擋了古文學派進入官學，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所立五經博士，皆屬今文。直至漢代中葉以後今文學派成功打人官學的十四家博士仍無古文學派的地位。直到西漢末年，《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才立學官，以“網羅逸失，兼而存之”。
③今、古文之爭中的《論語》
儒家在今文學中扮演主角的經典是《春秋》《書經》《詩經》等，《論語》雖然也有讖緯的幹擾，如出現了《論語謂考》《論語摘輔象》《論語摘衰聖》《論語素王受命讖》《論語崇爵讖》《論語糾滑讖》《論語陰嬉讖》《論語讖》《論語比考》等荒誕不經的著作，但都未能傳世，因為《論語》畢竟是平實的著作，可供穿鑿處極少。非要穿鑿加入一些人們難以接受的。
②周予同先生把今、古文學派之別羅列了13條之多，也多是清人演繹，與原始的今古文學派之爭關係不大。見《經今古文學》，中華書局，1955。
③見《漢書.儒林傳》
言亂語也不會受到關注。何況漢代的《論語》或做兒童學習的初級課本，或做閑書來讀，與政治相關處少，因此今文學派的荒誕的學風在《論語》領域掀不起太大風浪。
統治者所重視的學科都設立了博士，前麵已經說到。朝廷為了表示對不同傳承的尊重，《詩》《書》《易》《禮》《春秋》等不同傳本往往各立博士。西漢末，已經立有十四博士。《詩經》三家；《書經》分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三家；《禮》分戴德、戴聖二家；《春秋》分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兩漢始終沒有給《論語》立博士。可見《論語》在官方學術體係中是地位不高的。
東漢末，貫通今、古文學的經學大師鄭玄依據《張侯論》，參考《齊論》《古論》著有《論語注》。但此書五代以後失傳，從此三家差別也泯滅了。20世紀初從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發現過幾件唐寫本“鄭注”殘卷，1969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墓中發現了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寫的《鄭注論語》長卷，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王素整理的《唐寫本論語鄭氏注》，使我們對鄭玄校注的《論語》有一個大概的了解。
1973年河北發掘定州八角廓村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時，出土的竹簡中有《論語》，經整理，錄成的釋文7576字，不及《論語》的二分之一。屬於《魯論》係統的。它與傳本《論語》也有一些不同，可以用作校訂。例如，我們常引用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解釋分歧很大；可是“定州本”作“功乎異端，斯害也已”。如果“攻”作“功”，那麼，如何理解這兩句歧義就會少了很多。
2.談論、清議、清談風中的《論語》
①學風和社會風氣變化
東漢末年以後，隨著社會動亂，統治力量薄弱，個體意識逐漸覺醒，儒學的統治地位受到了挑戰，有些人公開打出“非堯舜而薄周孔”的旗號。而且，漢代的帶有妖氣的今文經學越來越荒誕，越來越被人們厭惡，古文學派隻從重視名物章句的角度也很難救其弊，於是學術變遷也就不可避免了。學術也開始轉型，說明白點就是由經術到玄學的轉變。正如前輩學者湯用彤所說：
漢人所習曰章句，魏晉所尚者曰“通”。
魏晉士人不拘於經典文字注釋與典章製度疏證，著重打通經義，而且往往是用玄學理論去解讀儒家經典，借此“大暢玄風”。然而“清談”的風氣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在正經八百傳承經學之後就是清談玄學，其間還有個士人熱衷“談論”的時期。
自東漢中葉以來，文人學士之間有股風氣，叫“談論”。過去學者隻重視了“清談”，而忽略其源頭——“談論”。能“談論”、善於“談論”是當時名士的特點之一。搜檢史籍，能夠找出許多例子。例如大名士郭泰，《後漢書》記載說他“善談論，美音製”。不僅口若懸河，而且音色很美，鏗鏘動人。又如曹操的重要謀士荀或的叔伯兄弟史學家荀悅也以“善談論”聞名於世。他常常與荀或、孔融等名士做徹夜談。陳留的名士邊讓常常與謝甄“談論，俱有盛名”。後來邊讓就因為好品評人物，言論侵犯了曹操而被殺和滅族。三國時蜀漢的馬謖也是聊天的好手。劉備曾警告過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終無大用”，說馬謖隻會聊天，不會幹事。而諸葛亮卻另有想法“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談論，自晝達旦”諸葛亮與馬謖談起來很投機，最終委以大任，錯誤使用了馬謖才有了“失街亭”“斬馬謖”等節目。本來儒家推崇的是不善於說話的人，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表情剛毅，說起話來囁囁嚅嚅，在孔子看來就接近“仁”了，而誇誇其談者則不免近於佞幸便僻，因此即使孔子本人也很會說話，但他倡導要“慎言語”，所謂百言百當，不如一默。當然，這種風氣到了戰國時就有一變，各國君主爭相聘用士人，士人也爭相遊說各國，不用說專憑口舌勝人的縱橫家，就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諸子百家的領袖人物，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哪個不能言善辯？進人漢朝以後，先是以黃老治國，蕭規曹隨；後是外儒內法，統治者都是喜歡用那些“敏於事而慎於言”的，至少也要像萬石君石奮那樣惟恭惟謹，不多說不少道的，社會風氣隨之收斂。但到了漢末這種觀念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