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北京大型圖書館如北圖、首圖對高中生是開放的，這是愛書而沒有能力買書人的好去處。高中我是在北京65中讀的，學校西側的北池子有5路汽車，北行向西拐經北海可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約需15分鍾。每天我4點鍾下學，到北圖約4點半，看書到8點三刻（晚上9點關門偌大二樓大廳，約有200個座位，每個座位上都有一盞台燈。晚上7點以後，一般也就亮著稀稀落落幾盞燈。很長時間裏隻有兩盞燈，一是我頭前那盞，一是一位60多歲的黑瘦的老人，他往往是看線裝的有關戲曲的典籍。而我是雜看，亂看，完全是心血來潮。
北圖環境優美，又有個養得非常好的花圃。初秋的菊花、深秋的桂花、冬天的蠟梅，奇香沁人心脾，使我永難忘懷。然而，這裏也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我這樣好奇而無知的青年學子的思想任意跑野馬的地方。記得1958年，學校裏搞“拔白旗，插紅旗”，“向黨交心”，批判個人主義，互相揭發。我還是抽空兒就跑北圖，不料北圖在樓內也開辟了一間大房子（休息室斜對麵供讀者互相揭發，貼大宇報。恕我孤陋寡聞，大約古今中外，很難找到類似的事情了。讀者都是萍水相逢，即使來得比較勤的讀者之間，也僅僅是臉熟而已。有什麼可揭發的呢？真是給人以“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的感覺。當然立了“大字報室”，就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居然還有些積極分子貼了大字報，揭發讀者中的錯誤言行。其中還有我一張，揭發我說，“學校很少有人看趙樹理的小說”。當時趙樹理小說是文學為工農兵服務的樣板。“不看趙樹理”就有不革命之嫌（1959年之後，趙因為對“大躍進”有看法，才逐漸成為打擊對象）。亂看書也會引起關注，因為常去北圖，與大廳管工具書的服務人員很熟。70年代，一度我老借閱佛學書籍，管工具書的一位大姐警告我說，“別看佛學書了，後麵有‘文保處’的注意你了”。此時這我才知道原來公安局也參與圖書管理。
恐懼也來自自己，因為讀書，就難免說到自己讀到的書，或說作點口頭評論，這往往是禍之始，後來我橫被口禍就與評論書籍有關。可是人長了嘴，這種評論就不可避免，就跟人們吃完飯之後，都不免要說一句食後的感覺一樣。記得1960年夏天，鄰座一團幹部買了一本《胡誌明主席詩集》。胡能寫漢詩，作為外國人不容易。可是那個印本與毛主席詩集的規格一樣。我翻看一遍，不自覺地說了一句“沒有毛主席詩詞寫得好”。那位團幹部的臉馬上晴轉陰，冷不丁甩過一句“你沒有資格評論這個問題！”當時我也年輕氣盛，心想隻要有足夠的知識，本之公義，不私美，不虛譽，任何人都有權評論任何問題。然而，我還是恐懼，沒有說出自己的想法。
讀書，特別是我們這些把讀書視為安身立命的基礎的人，在1980年獲得了解放，知識重新被人尊崇，“讀書無禁區”被社會普遍認可，讀書的恐怖感才與人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