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號子裏的人》
紀實小說《號子裏的人》描寫了“文革”時期某地勞改場犯人的勞改生活。沒有接觸過監獄和犯人的人們對監獄生活抱有一種神秘感，以為關在其中的都是一夥青麵獠牙的人物。其實，號子裏人與當時的社會上人沒多大差別，除了占百分之幾的極少數的極壞與極好的人之外，絕大多數也就是社會上的芸芸眾生。社會人的物質與精神上的種種需求，平常人喜怒哀樂，愉快、信任、感激、慶幸這些正麵感情和痛苦、鄙視、仇恨、嫉妒等負麵情緒，以及在利害是非麵前的自私自利的謀劃或正義的衝動，在號子裏的人也一樣都不少，而且比社會上表現得更激烈、更狂暴，所引發的後果更嚴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為監獄是濃縮了的社會，無論什麼味道都要更刺激一些，濃縮物因其“濃縮”，較原體更接近原體的本質，那麼認識它就有助於研究者考察其原體；因此認識監獄及號子裏的人也是研究其所處時代生活的重要參考。當年，陳獨秀把監獄和研究室合二而一，大約也是這個意思。
《號子裏的人》具體的描寫年代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之後的五六年間，這個時期是“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統治最為嚴酷時期。社會上“四人幫”把扭曲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推到極端。把它們當做兩根棍子用來打遍天下，弄得眾人緘口，人人自危，冤獄遍於中國，宵小彈冠相慶，嚴重地腐蝕了社會空氣。社會上如此，監獄中隻能更甚。
為什麼監獄更甚？原因很多，重要的有兩點：其一，參與鬥爭的人們身份簡單化了，盡管在“破四舊”“立四新”的“文革”當中，人類文明被掃蕩得已經所剩無幾，人群的精神氣質、文明教養、性格趣味也在日益趨同，因之人的身份自然也在簡單化，但社會畢竟還有許多“鐵掃帚”不能光顧的死角，而監獄就不同了。這裏把五湖四海的人們拘在一起，無論原來在社會上地位多高、教養多好、生活習慣多麼雅致，多麼年高德劭，一進了監獄都是四方框裏一個人——囚，大家一樣，仿佛進了澡堂，赤身裸體。如果說還有點差別的話，就是刑期的長短，很少人表示出對某些犯人既有的文明尊重，特別十年浩劫期間，文化被當做反動與罪惡的標誌。小說中的呂幹事就是典型的一個，他對城市人、學生出自本能地厭惡，正是當時社會風氣的反映。被褫奪了人格、尊嚴、文明的人與禽獸沒有多大差別了，因此號子裏的鬥爭實際上是人性與獸性的鬥爭，這種鬥爭助長獸行，消弭人性。
其二是號子裏的鬥爭目的簡單化、直接化了。犯人為什麼要鬥？當時社會上倡導階級鬥爭，不管倡導者抱有什麼目的，其客觀上都在引發內鬥。社會上的人，大多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許多所謂的階級鬥爭，不過是婦姑勃谿的延伸。監獄就不同了，一個幾十平方米的監號住六十多個犯人，注定互相妨礙，衝突自然難免，何況社會上“階級鬥爭正酣”，監獄中都是階級敵人，在監管人員看來，自然應該“老尺加一”。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監管人員鼓勵犯人互相鬥爭，甚至以減刑為獎勵。這樣鬥爭與生存聯係起來，犯人積極投人鬥爭的目的都是生存，這隻能是最低層次的鬥爭，不管它掛著什麼旗號，借用什麼名目。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積極改造”，“靠攏政府”等，最後都落實在你死我活上，螻蟻尚且貪生，為了生存都要使盡全部力量，作最後一搏，這是一場有血有肉的戰爭。處在這種環境裏，每個求生犯人處於恐懼、不安、焦慮之中，他們像狼，盯住他人，設定鬥爭對象，策劃鬥爭策略，搜尋“罪惡”證據。這種鬥爭的激烈程度使外人很難想象。如作品中的“我”和“大值星犯人頭目”，即組長、大組長之類，因為犯人不能稱“長”，所以稱“值星”“大值星”，也有叫“執行號”的）李如虎之間的明爭暗鬥，互相提防和陷害，最後導致李如虎慘死在飛快旋轉的造紙的“打漿機”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