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的第二個監獄
①摩托車上間隙
上篇自述寫到我從房山傳訊室出來，以為完事了，要放我回家了。沒想到正從拘留所往外走的時候，從另一間屋子出來一個警察，喊住了我，要我在院子等一會兒，我覺得有點不妙。過了十來分鍾，開來了一輛帶帆布篷子的三輪摩托。那個警察要我上車，我問去哪裏。“市局還找你有點事，咱們一塊去北京吧。”我要上車之前，突然警察拿出一副手銬，“這是幹什麼？”我有些吃驚。他說了一句通俗小說中的公差常說的一句話：“這是公事。”這一天是1975年3月23日。今天2009年12月23日憶述此事，整整過去34年半。
三輪摩托離開了房山縣城，並未一直馳往北京，在向東行駛過程中，進了良鄉鎮。摩托七拐八拐進入一個小胡同突然停了下來。警察下了摩托座位，從車棚子裏拿出半麻袋東西，背到身上就走，剛走出去又回過頭對我說“我給家裏送土豆母子去，你在車上等一會兒，不要亂跑。”他這一去有兩三小時，估計是吃飯喝酒去了。因為從房山分局出來，已經十一點了，可能還沒有吃飯。不過這個警察對我還真的挺信任，相信我不會跑。雖然上車前給我戴七了手銬，但銬子是狗牙形的活銬，可鬆可緊，他給我戴得很鬆，隻要縮一縮手就可以褪出來。另外，稍有經驗的，用硬細棍狀（如火柴棍、頭發卡子、曲別針等）的東西就能把這活手銬捅開。如果我想逃走，轉個彎就到良鄉火車站了，上了火車，在這兩三小時中也到了天津或保定了。此時已經是春分時節，路旁的小草都已經冒出新芽，麻雀在屋頂上唧唧喳喳飛來蹦去，想起莊子《逍遙遊》中所說的“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的“蜩與學鳩”，各得其樂；感到在中國當個老百姓也都不容易，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不虞之災的降臨。所謂“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後來，我的同事中，也有位“文革”中坐過監獄的，常一起聊天。坐監獄之前，他的工作與我的工作卻有天壤之別。那時我在農村中學，他在“中央文革”。當然“伴君如伴虎”，靠近權力中心更危險。最後他也以莫須有的罪名進了監獄。有一次，我對他說起押送這件事。他說，這個警察沒有警惕性。他也說起自己的押送過程。那還是“文革”熱潮中，他被從北京押送回老家貴州遵義，坐的是212吉普。深夜裏，汽車在黑黢黢的十萬大山中穿行。突然車停了，押送人員要他麵對萬丈深淵站立，不許回頭。他說“我望著黢黑的夜和山穀，心想這下子可完了。他們會從後麵送來一槍，我就撲倒在深穀之中，從此消失於人間。不料半天，後麵沒有一點兒動靜。好像有人在撒尿，我也不敢回頭看。過了一會兒，他們要我轉過身來上車。原來是他們要撒尿，怕我跑了。這可比押送你那個警察的警惕性高多了。”
②半步橋邊K字樓
摩托三輪進了北京，開到一個大鐵門跟前，鐵門仿佛大舞台的幕布徐徐開啟，原來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與清朝末年實行新政時蓋的第一模範監獄相鄰，監獄門向自新路開，看守所大門向半步橋開。不過“自新路”是清末蓋了第一模範監獄後，新開辟的一條路（原來這裏都是農田），“自新”是因監獄而得名；而半步橋則是老名字了，據說明朝時就有了，大約是因有此路名而建此設施吧。20世紀80年代，一次與何滿子先生（前不久先生辭世，這裏謹致悼念）聊天，他也數次倒黴，坐過數個監獄。他對我說“很怪，為什麼監獄老臨橋而設呢？上海是提籃橋，南京是老虎橋，杭州是六渡橋”。我補充說“北京是半步橋，聽說武漢是娃娃橋”。“半步橋”，有深意焉，人間、地獄（魯迅曾說，中國的舊式監獄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不但禁錮人犯，而且要給他吃苦的責任），半步而已。
半步橋在北京南城西南角，過去北京水多，南城地勢低窪，水聚尤多，故橋也多。再向西南就是北京西南角的右安門和護城河了。公安局預審處（七處）就設在半步橋看守所裏，各個分局履行了逮捕手續的犯人也要到這裏來結案。犯人稱這裏為402（信箱號碼）或K字樓（這裏關押犯人的主建築關於K字樓，詩人聶紺弩有詩雲：
奇書一本阿傳，廣廈千間K字樓。天地古今詩刻畫，乾坤晝夜酒漂浮。燕山易水歌紅日，曲婦詞夫惦楚囚。多謝群公問消息，尚留微命信天遊。
——《歲尾年頭有以詩見惠者賦謝》
本來寒士切盼得到廣廈千間的庇護，而“文革”期間許多有向往的讀書人卻無緣無故被收進了看守所的K字樓，何其荒誕！半步橋看守所關押犯人的處所主要有三處，主建築是K字樓，它監室多，功能齊全，超出其他兩處數倍，乃至十數倍，雖然說不上“廣廈千間”，但“百間”總是有的，可以住上千個“寒士”。
一、K字樓。是鋼筋水泥建築，呈K字形。中間是大廳，四隻腿是筒道，大樓三層，共有12個筒道。20世紀70年代各筒的安排大體是：1筒關押的是重要政治犯。2筒、4筒關押外國人或特殊犯人；以上三個筒大多是單人牢房。3筒關押的是重病犯人，人稱病號筒。5至12筒關押的都是男犯人。我在二層的5筒幾個號待過，聶紺弩先生1966年冬至次年秋住9筒1號。
二、五角樓。俗稱“王八樓”。它是個紅磚建築物，是關押女犯的。共有兩層，每層有5個筒道，共10個筒道，排號接著K字樓，是13筒至22筒。“文革”當中著名導演孫維世和楊憲益先生的夫人戴乃迭女士關押在此。鬱達夫先生的侄女、女畫家鬱風曾著文說戴乃迭女士受楊憲益先生牽連也關在半步橋碰巧我當時也被關在半步橋同一所監獄，同一條甫道的不同監號裏。我當時還不認識她，隻是每天聽到她在有人送飯時說“謝謝”。
三、死刑小號院。這裏有兩個筒，排號為23筒、24筒。為死刑筒，俗稱“槍號”。有的老犯人說，這裏平房原來是關押“高饒事件”中的饒漱石的。一人一個小院，挺清靜的。“文革”起來後，把饒漱石轉移了，這裏才改造為死刑筒，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遇羅克、沈元等都是從這裏拉出槍斃的。張郎郎有《寧靜的地平線》（見三聯書店的《七十年代》）詳記其事。張郎郎是極少的活著走出死刑筒的犯人。這兩個筒在1975年被拆，在這裏建起工作人員的宿舍樓，死刑待決的都被分到“K字樓”“王八樓”相應的各筒，監管人員對他們說，把他們提到大號，有不死的希望了，要好好表現。這些戴著沉重的死鐐、死銬的待決犯分到各筒，在放茅（上廁所）和放風的時候，他們沉重的鐐子在“K字樓”的水泥地板上拖出巨響，仿佛在過坦克車。
看守所本來應該是關押未決犯的地方，也就是實施了逮捕（簽了逮捕證）以後，法院尚未判決的犯人。可是“文革”當中“無法無天”，這兒關押的有巳經判刑的，但當局認為不宜於送到監獄與大量犯人接觸的也押在這裏。聽說反右時期著名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後被判15年，就沒去勞改場，而在看守所服刑。1976年，我被判13年後調到關押已判刑號裏，遇到號稱“蘇修第一特務”的老譚被判20年，也沒去勞改場，就押在這裏。他的妻子（蘇聯人）判15年，關押在“王八樓”。更多的是以拘代判，有的連逮捕手續都沒有履行，甚至沒有拘留手續，就在這裏關押著，有的一押三四年，我見過有押十來年的。粉碎“四人幫”後，批判這種做法時叫“以拘代押”或“以拘代判”，是典型的“封建法西斯專製”。
“文革”中“K字樓”一度非常興隆，迎來了許多專家學者，文人墨客，高官顯宦，連佛教協會副會長巨讚大和尚也在這裏關了8年。獄中關於他的傳說很多。其中有一個是巨讚法師自述“‘文革’開始時，我做夢，夢見我在上山時，突然山上有8塊巨石滾下，我緊躲慢躲，才脫過挨砸的命運，大約我要坐8年監獄吧。”後來果然是8年期滿，趙樸初把他接回佛教協會。和尚沒有家室，被羈押時，都是趙樸初給他送東西。另外如著名的翻譯家楊憲益也在這裏待過幾年。黃苗子有詩雲“十年浩劫風流甚，半步橋邊臥醉囚。”就是指楊憲益博士“忽於半夜大醉之中，被送進半步橋監獄，酒氣熏天，使同牢弟兄，饞羨不已的故事”。其他如王光美女士的母親，葉帥親屬鋼琴家劉詩昆，前宗教局長徐邁進、小提琴演奏家楊秉蓀、男高音演唱家劉秉義、作家詩人聶紺弩，還有前麵提到的鬱風、孫維世等都曾聚集在這裏，可以說是才俊雲集，極一時之盛。聶翁還有一首詩記錄“K字樓”的盛況：
你也來來我也來，一番風雨幾帆歪。劉玄德豈池中物，龐士元非百裏才。天下禍多從口出，號間門偶向人開。雜花生樹群鶯亂，笑倒先春報信梅。
這哪裏像監獄，簡直像開—樣。這首詩是贈給老朋友梅洛的，題為《贈老梅》。梅洛曾是國家物資總局科教局長。這些老一代知識人，口無遮攔。在“天下禍多從口出”的時候，進K字樓就不可避免號間門偶向拳人開是極其自然的。當然字樓不像聶翁寫得那樣美，“雜花生樹群鸞亂，笑倒先春報信梅”。首先這裏的吃，量太少，質太糟。特別是聶翁進K字樓的1960年年末，那時糧食8兩，夥食費6元。又規定不準家裏送來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裏根本不可能吃飽。長期處在饑餓狀態，想吃東西是坐監獄最大的問題，聽說這裏的定量是解放初北京市公安局長的助理製定、局長批準的，“文革”這位“局長助理”也進了K字樓才感到夥食標準太低了。不過聶翁筆下的“雜花生樹”，大約指的是朋友多了，可以互相安慰。“老梅”也應該是這些雜花的一株。
我是1975年到這裏的，那時“文革”之初亂抓的情況已有好轉，老幹部大多被釋放了，也有被判刑的，像聶翁就以七十高齡，被判無期徒刑，被押到山西服刑。用當時看守的一句話說“我們這裏與前幾年不同了，那時大批地來，大批地走。十幾在都已經是神的歸廟，是鬼的歸墳了。”此時，大多是“一打三反”進來的。
③號間門偶向人開
進了K字樓，我從房山分局帶來的東西被一搜而空。身上的幾十元錢，手表，書包，書包裏的侯外廬的《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和王夫之的《莊子解》都被留在儲物間。把我帶進了5筒，進了一道帶鎖的筒道門。
看守打開一個“號”的大鐵門，屋子空空的，一個人沒有。屋子大約有20平方米，門在中間，對著門是通道，寬度約80厘米，通道兩邊是炕箱，即用木板做的矮炕。高度有二三十厘米，不到30厘米。這個炕長約4米，寬約1.80米，可並排睡8人。看守所之所以不做高炕是為了防止自殺，因為炕高，晚上睡覺時，把一個重物做個套兒，套在脖子上，就會有上吊的效果。晚上睡覺時要把腰帶、眼鏡等有可能自殘的物品統統交出，第二天早上在發還。有個老看守說，監獄所有的製度和紀律都是血築成。
我一人呆呆坐在炕箱上，思想集中不起來，不知道該想什麼，或不該想什麼，大腦一片空白。突然阿Q老兄來相助，“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難免要”被關起來的。阿Q真是我們的國粹，曆百年而不朽。後來讀到聶翁的“號間門偶向人開”感到非有此經曆者，很難知此句之妙。一個人在家老老實實地讀書，不知什麼原因，就把你揪到宮裏去，監獄的“號間門”，悄然自開，把一個個吞吃進去，無聲無息，一切皆屬偶然。當然後來又偶然出來了。
一會兒號子的鐵門開了，看守拿來一個半窩頭，半碗鹹菜，半桶水，放在炕箱上，說：“這是你的晚飯，你還沒吃飯吧？”此時我才想起，原來早上從房山分局出來，到現在的下午五點多鍾巳經快一天了，還什麼都沒吃呢，但虛火上升，肚子一點兒也不餓。躺在炕上，胡思亂想，一會兒睡去，一會兒醒了。看守所的號子裏，夜間是不關燈的。這是第一次進看守所的人最不習慣的。聽老犯人說，解放前在看守所關押是一天頂兩天的，因為晚上不關燈，人睡不好覺，等於兩個白天。如果你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將來頂一年的刑期。我不知道解放前的監獄製度，不知這是否為真。然而無產階級專政肯定是不講資產階級這一套的。
一進看守所，隻要稍有文化都愛討論為什麼這裏叫“K字樓”這個怪名字？聽老犯人說，“K字樓”國際通行，K是英文監獄的第G一個字字母。“K字樓”是解放初造的，那時抗美援朝還沒完，如果仗打到北京了，今飛機轟炸，不要炸監獄啊，這裏又不是軍事目標。所以一打仗這裏很安全。說完他還很得意，好像買了安全保險似的，一臉洪福齊天的勁頭。實際上英文監獄“P”是第一個字母，俄文監獄第一字母是“T”，都與K字無關。“K字樓”也不是什麼國際通行。我想大約“K”字就是取看守所的“看”字第一個字母。
看守所是一天三頓飯，早上是玉米麵粥一碗、半個窩頭、一小撮鹹菜，我在K字樓期間，早上的食譜沒有變過；中午是窩頭兩個，一碗湯菜；晚上是窩頭一個半，一碗湯菜。星期天、節假日是兩頓飯，即把早飯取消，晚上的窩頭改為兩個。改善夥食也是改善中、晚，早上的幾乎是雷打不動。這裏用“幾乎”是說也有極罕見的例外，據在這裏待過數年的老號說，有一次早飯是油餅和玉米麵粥。這頓“油餅”在K字樓流傳了數年之久，為許多老犯人津津樂道。
“一天放兩次茅放茅”是監獄術語，就是上廁所（北方稱廁所為茅房）。程序是由看守（通稱“隊長”）打開監室們，犯人出來進人廁所，廁所與監室在一個筒道裏，距離很近，10秒鍾就都進入了，此時看守將廁所門從外麵插上，大約五六分鍾，廁所門打開，隊長就要急切地嚷“快點！”“快點！！”“快點！！！”……（“快點”是我在監獄聽得最多的一個詞，乃至出獄之後，對這個詞很敏感。正像張郎郎的父親、大畫家張仃先生經過“文革”之後對紅色敏感一樣），待犯人都回到監號，把監號鎖上，這次放茅就算結束。碰上心眼、脾氣俱好的隊長，能夠按照規定時間放茅，遇到脾氣急，或要拿犯人尋開心的，也許廁所門剛插上不到一分鍾，就又開了，隨之是直著嗓子吆喝“快點！”也有時，筒道就這一個號有犯人，把犯人轟到廁所，隊長插上門走了，也許半個鍾頭、四十分鍾才回來。十幾個犯人在一個六七平方米的小廁所中熏著。
一周兩次或三次放風。放風就要出K字樓，“風場”在K宇樓東側，一排有十幾間。每間“風場”比監室略大，大約有30平方米吧。它與監室的最大區別就是沒有房頂，但在比房頂略高處有一行走的通道，上麵站著幾個背槍的軍人巡邏，看下麵風場中的犯人有沒有不法活動。風場是用紅磚砌的，裏麵也沒有掛灰，放風的犯人常常在紅磚上刻下文字，以表意達情。其中有幾個字至今不忘：“大師兄走了”，不知是什麼意思，但其中表達的惋惜、惆悵、哀怨是在K字樓的人能切實感覺到的。後來聽說，所謂“大師兄”不過是北京兩個流氓頭目中的一個，似乎名字叫陳永安；另一個叫大山子。大山子斃了，大師兄判了20年，用飛機運回新疆服刑，新疆不收，又運回來，趕上1976年“嚴打”，還是給斃了。
④預審、逮捕、審判
到K字樓不久就被提審，預審室很簡陋，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犯人坐的凳子的腿兒是鐵的，並牢牢地鑄在水泥地上，大約是防備犯人以凳子為武器襲擊審訊人員的吧。
這兒的人審訊與文教局的幹部迫我交代問題時態度不同。文教局的幹部總愛講一講他們是如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與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的，還裝模作樣地說“你研究《推背圖》，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也研究《推背圖》，而且比你更懂《推背圖》。”我承認我弄不懂《推背圖》的玄機，但我也相信，在他們沒有遇到我這個案子時，可能連《推背圖》這三個字都沒聽說過。因為自宋代以來它就是禁書。誰敢大模大樣地“研究”？這裏預審人員沒有這一套虛話。他很實際，一開始就說：“王學泰，我們兩人沒冤沒仇，你也沒有把我們家的孩子扔到井裏去。今天我審訊你，是因為我掙這56塊錢。”的確如此，在審訊時，他也沒有多開渠道。因為我的事兒就是幾句話，“話”這個東西，說過之後，無影無形，當時也沒有錄音，人的記憶也不那麼可靠。如果他有意擴展，這種事兒是沒完沒了的。
如就以言治罪的時代而言，我有個致命的弱點：我說過的話，不管對錯，哪怕就與一個人說的，人們問起來，如果我還記得，總是情不自禁地承認。“文革”當中有許多人，不僅是食言而肥，而且能夠當下說了，馬上就能不認賬，我真是做不到這一點，因此，連續倒黴，也是勢所必至。
雖然因為言論問題我倒過多次黴，可是愛說的習慣總難徹底改掉。隻能在單位和大庭廣眾下說話謹慎一些，而在朋友，特別是多年的老同學、老夥伴之間真是不能做到一句真話沒有。我的事情就出在一個老同學身上。
一個南口難友（從1964年大學畢業時的思想清理運動中被劃為“反動學生”，被發到南口農場勞動）1971年分配後，在廣西電影製片廠工作，他不願意拍那些“髙大全”的片子，那時有品位的，還允許看的文學作品除了魯迅作品外就是《紅樓夢》了。他想拍《紅樓夢》，要我把其中的韻文（詩詞曲賦）注釋一下。在注釋《紅樓夢》時，我參考了《推背圖》。《推背圖》是古代一本預言未來大事的書籍，類似圖讖。它與《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所看到的命運冊子的格式完全相同。《推背圖》中有個圖，上畫宮裝婦女懷抱琵琶，題詩有雲“惑亂君臣幾千般”，下麵還有一弓一兔。“文革”後期琉璃廠舊書店憑單位介紹信可以在那裏購買解放前後出版的舊書和線裝書，我是在琉璃廠海王村舊書店買書時向人借得此書（後來我因此書出事，也給借給我書的汪先生帶來許多麻煩，至今想起仍感愧疚，這裏謹致歉意），也是在那裏碰到一位久不見的大學老同學的。這位章姓老兄愛看奇書，視《推背圖》如同寶書，與我閑聊，就說起上麵提到的那張圖和圖中所繪婦女。當時社會混亂，江青以其特殊身份亂政，對此有所感慨，就說：“三千年前，中國第一個討伐的文告叫《牧誓》，是討伐殷紂王的。這篇文告中說，‘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母雞沒有天明報曉的責任，如果母雞天明報曉，家非得敗光不可三千年後還是這個老問題。那個女的就跟江青差不多。”另外，我們對當時搞得聲勢極大，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的“批林批孔”運動都認為是“另有所指”。我對章說，這場戲實際是上海派在反周（周總理）。上海《文彙報》整天大批周公、批秦朝丞相李斯，已經是圖窮匕見了。
章把《推背圖》拿走了，後又借給一個文化館的幹部顧某。顧某把《推背圖》放大複製（當時複印機極少）了。這位顧某曾當著樣板團的麵罵江青，讓“樣板團”的人給告發了。此時正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什麼批“黑畫”、追繳“手抄本”、追査“謠言”和“小道消息”、批“文藝黑線回潮”都出在這個時候。顧某的言論和他的高幹子弟的身份引起高層的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圖》複製件出現了。那是個草木皆兵的時代，這自然是個了不得的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了。於是由他追到章姓同學，由老同學牽扯到我。丨975年春節過後的一天，他慌裏慌張地到我家，對我說《推背圖》出事了，公安局找了他，他頂不住了，隻得把老兄交代出來了。他對不起我了，以後再補報吧。於是匆匆而去。還算好，他給我一個信，我把一些對“評法批儒”不滿的文字處理了。不久又有一位搞業餘創作的老同學找我，說北京文聯召開的“業餘作家創作會”上，市裏負責文教宣傳領導黃某去講話了，他說“北京有幾個反革命分子攻擊和咒罵江青同誌”。我想他指的就是我們這檔子事。
本來隻是私下的議論，不管對不對，影響也就在二人之間，當時我不覺得這是嚴重的罪行。就是在古代皇權專製的法律中，有“指斥乘輿”罪，也就是說，臣民不許非議皇帝，如被發現，視言論的輕重有被殺頭的危險。然而沒有法律規定不許臣民非議皇後、嬪妃與大臣。古往今來也沒有臣民因為議論嬪妃而入罪（宮廷內部爭鬥除外）的，法律上更沒有“指斥鳳輦”罪。預審員不這樣認為，他說，你以為這是小事，這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反革命活動！是進行反革命宣傳！製造反革命輿論！我問，如果與別人說話就是行動，那麼言論與行動怎麼區分呢？他回答：“你自己與自己說，別人沒聽到，才是言論。”
有一次我問預審員，憲法中也有保護“言論自由”的條款啊，現在憲法並未廢止啊。審訊員回答“憲法是保護人民的言論自由的。你是階級敵人，當然不保護你的自由。”我說“我本來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論。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樣說的嗎？從言論來看就證明你是敵人！”這真是“互為因果”的怪圈。因為你是“敵人”，所以不給你言論自由；而“敵人”的定性又是有“言論”。
不過預審員不太在意我如何認識這些問題，隻要我認賬，他的任務便完成了。我的印象裏，他隻提審了我兩次，認了，也就完了，最後他讓我在交代上簽了名，捺了手印。此後一直被拘留著。到了1976年，形勢日漸緊張，年初周總理逝世，批林批孔逐漸變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再變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終於許多人耐受不住了，爆發了轟動一時的、長存青史的天安門“四五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