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有詩雲：“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人生真是如光如電，還沒有盤算一生何以自處，似乎生活還沒有邁開腳步，便巳經兩鬢斑白了。仔細思量，我們這一代所經曆的是“千鈞霹靂開新宇，萬裏東風掃殘雲”的大時代，這樣的時代，個人，特別是普通人簡直如一粒塵沙，可以忽略不計的。個人的生活，或說自己生命的安排是不需要，不必要，也不可能自己盤算的，或者聽從他人擺置，或者任由命運撥弄。我的前半生的沉浮都是由外部力量決定的，如同洶湧波濤中的一葉小舟，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彼岸，漂漂蕩蕩，一晃幾十年。回憶起來，沒有業績，沒有收獲，甚至沒有曆史，沒有痕跡，留下的隻有一些不太清晰的模模糊糊的記憶，真似飛鴻踏雪，那計東西，這裏采擷一些片段，讓人們對那個時代有所了解。
1.“複雜”與“故事”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恢複學術刊物《文學遺產》，通過考試，編輯部讚同我調人文學所。當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務會議上討論時，七位所領導都同意，人事處一位領導卻有不同意見。她說，王學泰曆史太複雜，到社科院來工作不合適。老所長陳荒煤先生說，他連“三青團”都沒參加過，有什麼複雜的？還不是我們把他弄複雜了。陳先生說得對，北京解放那年我才6歲，上二年級。連參加童子軍都不夠格。每天上學，看見童子軍，戴著圓形帽，手執軍棍，腰間皮帶上係著法繩，在學校門口檢査學生風紀，十分神氣，還有點羨慕哩。這是那時最低齡的組織了。
其實，我的曆史真不複雜，可以說7歲以後，不敢說每天，但可以說每個月都能找到證明人。活了六十多年，可以說是從學校門，到單位門，沒有離開過國門。然而，那位人事處領導說得也不是沒有道理，這用得著在鳳凰台《世紀大講堂》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話，她說：“王學泰先生的故事很多。”這是3年前我在該講堂作講座時，她向觀眾介紹我的一句話。我說的確，大故事，或說大事故，有3次。
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我讀高中，下鄉勞動，深翻土地，種小麥高產田，來年要畝產120萬斤。當時我說，一麻袋最多能裝200市斤小麥，120萬斤可裝6000袋。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畝地可平放1000袋小麥，6000袋要碼6層，相當一房多高。我問什麼樣的麥稈能把這6000袋小麥挺起來呢？那時是組織軍事化，這話是我在連隊生活會上提出的疑問。連隊彙報到指揮部，帶隊的是一位留校學生，剛被提拔為教導主任，頗帶點“少共”意味。他勃然大怒，認為這是與黨唱對台戲，竟敢不相信“大躍進”，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政治錯誤，必須嚴加懲處。於是下鄉勞動的全體同學開大會，批判我的“反動言論”，開除回校，不要在這裏給“大躍進”潑涼水了。這是我在眾多人麵前的第一次“亮相”。我低著頭，有時也偷偷看一眼下麵的同學真正的，或故作的氣憤的麵孔，感到很意外。那年我16歲，正是充滿了奇思異想的季節，這是生活給我上的第一課。
第二次是1964年大學畢業之時。從1962年秋天，強調階級鬥爭以來，形勢一天緊似一天。從學校領導、教師到學生都學會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一切，掃描一切，關注周圍同學的一言一行。我所在的班，因為1962年秋選舉班幹部時，沒有完全服從係總支的安排，竟選了一兩個同學擁護的幹部，造成了“選舉事件”。在1963年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階級鬥爭時，把這種“選舉事件”視為資產階級向黨進攻的反映（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個別班級沒有按照組織的意思選舉班幹部，後被定義為嚴重的階級鬥爭）。因此麵臨畢業時，我們這班（我所在的班級有同學近百人）一些不同意總支意見的同學都有些緊張。畢業前要做“思想鑒定”，而“鑒定”前，係總支搞了一個“清理思想運動”。說是每個同學要在畢業前，把上大學幾年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理幹淨，輕裝走向社會，投人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2007年，我在北京檔案館查資料時，看到了當時北京市大學工作部領導吳子牧1964年7月18日的講話原稿，他講這次鑒定目的就是考查學生“政治思想、立場方麵的根本問題”，以供領導掌握。特別要注意清理有關“困難時期”“三麵紅旗”“國際反修鬥爭”等方麵的“錯誤思想”和“反動思想”。要寫進檔案，“可供使用人單位對他了解”。對那些通過“保衛手段”獲得的學生“反動思想內部掌握的材料”，不必找學生談，但要“暗掛，作為人事材料”轉到任用單位去。可見當時目的是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控製。
由於上麵抓得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學生一個個痛哭流涕，做檢查，過關。然而奇怪的是我怎麼檢查，也沒有人理，也不說過關了，也不說不讓過，有點晾起來的意思。直到清理思想運動告一段落，8月上旬一個陰雨的下午，係總支召集中文係全體畢業生（近400人）宣布：運動轉人解決敵我矛盾問題，從清理思想到清理“反動學生”。接著，總支書記陳某宣讀中共中央轉發的北京市委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於是，先是全班，後來是全係，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我。其實，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呢？北京有句俗語叫做“撿雞毛湊撣子”，是說把一些日常雞零狗碎的事情湊在一些，有時也很有點規模哩。我平常又愛聊天，言多語失，湊個“撣子”還是很容易的。
這一年全校畢業生總共一千餘人，公開被定為“反動學生”的隻有我一個。平常在學校裏默默無聞，這一次真是臭名遠揚了。建國前30年全國的政治運動有五六十次之多（有興趣的可參見我的《說運動》一文，連載於《社會學茶座》2007年1~5期許多運動中有時也燒到學生，特別是大學生。但專門以大學生為清理目標的隻有從1963年到1965年的清理“反動學生”運動。被清理出來之後，不算合格畢業生，不能畢業分四等處理。①勞動教養3年；②勞動教養2年；③勞動考察3年；④勞動考察2年。我是勞動考察3年，由北京市高教局組織到農場勞動。因為“文革”拖到1969年年初才又回到學校，1971年分配到房山。
第三次最為嚴重，1972到1973年，“文革”雖未結束，但政治環境稍顯寬鬆。因為自1971年9月林彪出事以後，除了極少數人外，人們沒有從流行的革命中得到什麼好處，而是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失。往常的激烈的信仰，日益流失，人們平靜下來後，更加感到往日的荒唐。雖然，每個人到了單位還是粉墨登場，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但私下裏，卻敢於悄悄地說些真話了，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我們這些普通人一天24小時，無論對誰，無論在任何場合，都說瞎話，心理上是承受不了的，真是“一個人說點假話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都說假話，不說真話，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也許隻有大人物才能做到像邵燕祥先生所說的“口吐鉛宇”，永無真情實感，而普通人是絕對做不到的。
大約到了1972年、1973年人們的心理承受度已經到了極限，又沒有正當的發泄渠道，於是以前的道路以目、腹誹變成了現實的言語，有流言，有非議，有小道消息，也有謾罵誹鎊。即使最膽小的人，有時忍不住也要罵一下社會上的極端表現（當時視為革命行動），隻不過最後還要加上一句“這些極‘左’的都是林彪那些人搞的”。好像這就安全了。當然，我也不免俗例外，因為都是普通人，就難免會做一些麵上毫無表情、私下裏唧唧喳喳——不合君子規範的俗事。我最反感的是批林批孔，連震撼千古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都能改成“小醜一去兮不複還”夫複何言！更可笑的是，當時批判什麼都能掛在孔子的賬上。如批“走後門”就聯係“子見南子”；批“男尊女卑”聯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批“英雄史觀”聯係“天生德於予，桓魆其如予何”；批“複辟倒退”聯係“觚不觚，觚哉觚哉”，可笑之至，可恥之至！
1974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中指出“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就是批判修正主義”。然後就是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隻是沒有群眾土壤了，從上麵的極端主義的言語作風看（例如要搞“全麵專政”等好像有點像要重新點燃群眾的革命激情，回到1966年去。然而1972年以來，民間的不滿、各種議論和傳播小道消息卻漸漸形成一種慣性，不能停止。上麵視為這是資產階級全麵進攻，不斷地增加打擊力度，並時時以“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路線鬥爭新動向”告誡下層領導。而且各部門、各地區也在不斷地以各種方式打擊各式各樣的階級敵人，當然北京也不例外。一個純屬偶然機會，我被牽連出來了。這次事故最大，被列為打擊對象，沒有經過群眾運動，一步便到了專政機關。先是被房山縣公安局傳訊，再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覆蓋中國大地。5月10日再次升級，被逮捕，由北京市“中法”提審。於7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13年。平反後，聽我弟弟說，你的案子拿出來交群眾討論了，他的一個在友誼賓館工作的朋友看到過。那時凡是“交給群眾討論”的案子，都有幾分凶多吉少。我的案子經過這樣的討論，應該是眾所周知了。不過除了原先就認識我的人，光憑“討論材料”中的所著錄的“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誰也不會因為這些空洞的罪行記住王某的。因為人們在大批判中，在“清隊”中，在“一打三反”中，乃至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人們聽慣了這種指責，沒有什麼人會認真對待的。我工作所在的房山也驚訝出了一個判處13年的現行反革命，從我判刑的7月26日起就準備召開全縣批鬥大會，不過這個會，命運多舛。先是7月28日大地震，大家抗震，順序後延。後定在9月10日召開，不料，9月9日毛主席逝世，緊跟著“四人幫”倒台，於是，批鬥我的全縣大會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