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汪曾祺先生說過一句話：“幸虧劃了右派，要不，我本來就平淡的一生就更加平淡啦。”汪先生生在高郵，經過抗日，輾轉大西南，跑過日本空襲警報，進人了“西南聯大”，受過一些前輩大師的親炙，跟著沈從文先生學寫小說，後來又寫樣板戲《沙家浜》，至今傳唱不衰。他尚如此說，至於像我這類20世紀60年代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受的是馴服工具論的教育，又欣逢不許讀書的年代，用李澤厚先生1979年在《魯迅思想分期》一文中的話說是屬於“長期在外力和內心壓力下，知識少而懺悔多”的一代，與汪曾祺等前輩相比隻能更加平庸，更沒有談談過往的資本。“幸虧”有了這三次挨整，見過了許多世麵，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之事，也見到了一些難得一見之人，也就是“怪人”這還是同輩人中經鴻爪曆中不多見的，有時說起來，如同“進了幾回城”的阿可以誇示於未莊的小0、王胡一樣，也不免墮人“津津樂道的惡趣”。然而，我有一點是真誠的，就是希望後輩別再有這樣的經曆，中國再別發生這一類的故事。
2.第一個“監獄”
這個題目中的“監獄”隻是一般用法，是指政府關人的地方，並非是法律文書中的監獄。一般外人（指沒有進過監獄的，又非公安人員）把政府關人的地方都稱為“監獄”，而在法律文書中這其間區別大了。通常的就有收容站（據說現在已經取消）、拘留所、看守所、監獄，包括監獄工廠、監獄農場。監獄，農場老百姓一般稱之為“勞改場”。
收容站是收容盲流（改革開放前，人口不準私自流動，凡私自流動者就稱之為“盲流”，警察見到就要送往收容站）的，包括許多上訪人員和無業遊民，有時候也關一些找不到理由關他，但又非關不可的人。那時從理論上說這些人大多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北京的收容站設在德勝門外的功德林，人們簡稱為“功德林”。這裏因為是臨時關押、流動性大、經費少、收容量大（特別在節慶或有重要外賓來訪期間夥食特別差。20世紀70年代中，北京看守所、監獄的夥食費已經是每月12.5元，功德林才6元，就這樣有的到北京上訪的也願意去。我遇到過一個從功德林轉來的犯人，他說，有天晚上，快熄燈了，有個三四十歲的胖女人，聽說是通州上訪的，抱著一個孩子，拖著兩個孩子，非要進來，看守攔住，並轟她走去去去，“你怎麼又來了，這兒沒有你的地方了，又跑到這裏吃白飯了！”女人邊闖邊理直氣壯地說：“誰稀罕你們那兩個破窩頭，這麼晚了，我到哪兒睡去？不到你們這裏，到哪去？”說著就拖著孩子往裏走，看守也無可奈何。因為關的人從道理上講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功德林不上鎖，隻是把門從外麵插上。據說功德林是模仿八卦蓋的，關押在這裏，開著門也很難跑出去。
拘留所在20世紀70年代屬於北京公安局治安管理處管，它關押的大多是違反治安條例的輕型犯罪人員。行政拘留的處罰，也在這裏執行。那時行政拘留最長是15天。這些人進了拘留所，大多是幾天十幾天也就放了，少數被公安局判書麵語言是“送”強勞強製勞動，比勞教輕）或“勞教”。一些案情複雜、一時弄不清的嫌犯，那時也采取拘留處理，有以拘代押，以拘代審的。如果被逮捕了（簽署了逮捕證）就要升級到看守所了。北京市拘留所在東城炮局胡同，簡稱炮局。拘留所的人員流動僅次於收容站，這裏夥食也不行，一些常常出人北京市公安局係統的小青年們有順口溜有雲：“富宣武（宣武公安分局監押機構的夥食較好），窮朝陽，炮局窩頭眼（兒）朝上。”
“看守所”本來應該關押逮捕以後待審人員，但“文革”期間以拘代押，以拘代審的人大多也是關在這裏。它在普通百姓中是個陌生的詞，我曾聽一個初次犯罪的中年農民說：“我從看守所門口過，見有當兵的拿槍站崗，以為是看守國家財寶的地方呢！這回才知道是關犯人的監獄。”大多數人稱看守所為監獄，這是不準確的，它也隻是個臨時看押機構。到看守所來的犯人，大多是被逮捕起訴了，在這裏等待正式審判和判決。正常的法治社會，看守所一般關押的是被起訴的，但有可能逃逸、串供、繼續犯罪，或對證人有威脅的嫌疑犯罪人員（如目前陳水扁就是因為有可能“對證人構成威脅”，才被收拘的，否則，在特偵組調查完畢、起訴後就可以在家中靜候法院傳票了如果嫌犯沒有這些可能，一般是在家中靜候法院審判，被法院判有罪，則進監獄。
我們在70年代是公開說不搞“法治”的，不用說被起訴的人員，隻要一被懷疑有罪就有可能被關押。為什麼30年前，平反了那麼多的冤假錯案，甚至可以說是“囹圄為之一空”，主要原因就是沒有一套健全的法律製度，一切都是政策和領導人說了算，不僅打擊麵過寬，而且株連了許多無辜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冤獄遍於國中”。
上麵說的僅僅是北京市一級的情況，市以下的八區九縣，各個區縣都有公安分局，每個分局都有監押機構，但不可能像北京市分得這麼清楚了。
1975年3月4日，我在縣文教局被隔離三四天後，被送人了房山縣公安局，說是“傳訊”。傳訊按說比拘留還輕著一級，現在簡單傳訊，大約都是在派出所問一問，更客氣一點叫到飯館（真是應了“革命從不是請客吃飯，到革命就是請客吃飯”這句民諺）、茶館、咖啡館，聊一聊，警告一下，俗稱“請喝茶”或“請喝咖啡”；時間長的，關到賓館等。這是政府有錢的表征。那時，正經為公家出差還沒有賓館住呢！
我被傳訊時，房山縣公安分局的拘留所、看守所合為一體。這兩所與縣公安局在一個院裏，它們被有電網設施的高牆圈出，四個犄角有炮樓似的建築，上有當兵的守衛。候訊室是在它之外蓋的兩間平房，表示此處與拘留、逮捕有別。這兩間房子不上鎖（從外麵反插著），裏麵還有火爐（因為進去時是3月15日之前，按照北京的取暖規定，此時還有火用以表示這裏是收容和候訊，不同於拘留、看守和監獄，然而，它比前三者更糟。因為是收容，裏麵關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者，如流浪的精神病患者、癡呆者等。又因為在這裏的多是短暫關押，沒有人為之清理、清潔。我一進人這間屋子，第一感覺是一股難以形容的惡味，是臭，是腥，是臊？說不清楚，外麵聞不到氣味交織在一起，我隻感到要嘔吐。我一進屋，對麵幾個小鬼似的人吃驚地從炕上（實際就是半尺高的光板炕箱）爬起來望著我。這就是我進的第一個“監獄”，在此之前雖然也倒過許多黴，但監獄還沒來過，這次又添了新的閱曆。它給我留的印象極深。
最引人矚目的是個坐在室內中心地上的大頭、細脖、消瘦、眼大無神、頭發齊肩、穿著肮髒的青年人。這人對外界反應很小，我一坐定，馬上有些人把他推開瘋子，“你一邊去！”爭著圍在我這個新進來的人身邊。“你什麼事？”這幾乎是千古不變的，新入監的犯人一進入號子，馬上會遭受到的問題。
我感到為難，怎麼說呢？“……就幾句話，大約是政治問題吧？”“嘻……”周圍的老號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笑了。“這屋子還沒來過這樣的人呢！”大家又笑了。“你們倒高興？”我有些生氣了。有個青年工人把臉伸向我說：“師傅（那時的官稱您看看我眼睛還紅著哩，有什麼高興的？大家是看著您新奇。”我說“這有什麼新奇的，現在這類事挺多的。你什麼事呢？”青工馬上一臉愁苦說“我是琉璃河水泥廠的電工（這在當時是很體麵的工作），新結婚，到‘東煉’（東方紅煉油廠的簡稱，即現在的燕山石油化工廠）來換兩身軍服，被‘東煉’保衛處扣了，說我有意詐騙（那時青年人以軍裝為時尚服裝，換來換去的很多我有個本家哥哥就在房山分局。”他大約沒有說謊，整個候訊室就他有床被子，是局裏借的。一般傳訊是不借給被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