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點燃了抗日的炮火。那年我十歲，不久，戰禍延及家鄉揚州，我的外婆劉氏見情勢危急，趕緊召集家人開會磋商，逃避戰火兵難，以決定去留。沒想到一個個都爭著與家園共存亡，在僵持不下時，外婆的一句話令我們茅塞頓開：“大家不可以同歸於盡啊！”
當我們逃離家鄉百裏以外，再度遙望故裏，隻見遠方一片火海，大家在驚惶難過之餘，無不慶幸能逃過此劫，外婆的那句話也就深深地植入了我幼小的心田。
十二歲那年，我將出家的意願告訴母親，她噙著淚水說道：“李家這棵樹上結的三顆果實，就看你這一顆怎麼紅了！”
我俗家姓李，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後來如願出家，及至和母親睽違四十餘載，彼此再度見麵時，她已是白發皤皤、皺紋滿麵的老嫗。兄弟告訴我：數十年來，她每日思我心切，夜夜淚濕衾枕直到天明。我故意問母親：“當初您怎麼舍得答應讓我出家呢？”她說：“家鄉的文化教育落後，留你在家，恐怕會誤了你一生，何必同歸於盡呢？”其實這個答案早已在我心裏，如今隻不過是作個印證罷了！我早就知道：堅強的母親秉承外婆的深明大義，不會要求我們聚守在一起，讓兒女們“同歸於盡”的。
出家後，我曾到各處的名山古刹參學，過去佛學院封閉保守的教育，與青少年天真活潑的思想格格不入。記得我們曾經上書院方，建議設立運動場，糾察老師不但不接受，還要全班罰跪，以為懲誡。為了不希望大家“同歸於盡”，我勇敢地獨往承擔，以免大眾受罰。另外一次，全班同學以交白卷來抗議老師授課不講究方法，教務處追究原因，我自願前去認過，代眾接受處罰，以免大家“同歸於盡”。雖然幾經責罰，乃至一度被師長們視為問題學生，但是想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時，為著不願大家“同歸於盡”，還曾經舍身飼虎，葬身魚腹，我這一點小小的犧牲，實在不算什麼！
離開佛學院的時候，許多同學都爭著去有名的大寺作當家、住持，我卻一個人跑到農村去弘揚佛法，一麵在田莊耕作，一麵在小學教書。因為我覺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線，佛教的僧才種子應該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處“同歸於盡”。
一九四九年，我與同學智勇法師談及未來，彼此都有著“不要同歸於盡”的共識，隨即商議：他留守神州護教，而我則率領“僧侶救護隊”到台灣，大家分頭共為佛教的慧命長存而奮鬥。
我帶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先去棲霞山，向家師誌開上人請示去留。他一聽到我有誌到台灣弘法，立即歡喜答應。臨行的前一天晚上，師父親自辦了一桌上堂齋為我餞行，師徒二人對著豐盛的菜肴，卻無心舉箸，彼此相望默然，熱淚盈眶。我想起曆史上的道安大師，在東晉末年戰亂連連時，不也安排徒眾分散到各地續佛慧命嗎？他們這種“不要同歸於盡”的大無畏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發誓：偉大的師父啊！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聽說上海有一班船要開往台灣，為了使法脈在危急存亡之際能夠分燈無盡，我連夜坐火車趕往常州佛學院，在黑暗中搖醒與我識與不識的同學，邀集有誌的同參共赴寶島，開創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灣以後，我們食宿無著，投靠無門，大家相約各奔前程，以免“同歸於盡”。
當時的同參道友們大都熱衷於經懺佛事，講經說法卻很少有人願意從事，更遑論著書立說的佛教文化事業了。於是，我雖學養不夠，慨然有舍我其誰之懷！我撰文投稿，編印刊物，甚至倒貼車費郵資，義務奉獻。雖然一貧如洗，三餐不繼，我還是一本初衷，不改其樂，我以為文化教育也好，誦經說法也好，殊途同歸，都能達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擠在同一條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