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即使是年紀再小的徒眾、徒孫前來請法，我也極盡“地主之誼”，招呼他們坐下、喝茶，請他們一起用餐、觀景。有時遇上一些反應遲鈍的徒眾，聽我叫了好幾聲，才“依教奉行”，旁邊其他弟子看不過去，往往說道：“師父！您不要管他！”雖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歡喜”的性格實不易改。徒眾常說我是“倒駕慈航”，我實在愧不敢當，自忖與觀世音菩薩的拔苦予樂、普度眾生相去尚遠，不敢媲美，但願以為模範，常隨效法。
為了四處弘法的方便起見，十餘年前，徒眾建議我以車代步，在購買時，我總是在經濟範圍許可下，盡量選擇容量較大的。近年，在舊車淘汰換新時，我幹脆買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載卡多”，希望給予更多人歡喜與便利。
有一次，我參加佛學院學生的結業旅行，環島巡訪各別分院時，我舍專車不坐，而和同學一起改乘大巴士，從第一車輪流坐到第四車，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談話的機會，好讓師生們“皆大歡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無法休息，往往好心勸阻，我向來不逆人意，但是對於這些違背我個性的諫言，也隻有心領了。每次出國弘法，我總不忘記沿途購買禮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眾，與大家分享旅途種種經曆趣聞，然後舉行摸彩抽獎，讓大家人手一物。雖說各式禮物均非昂貴之品，但是透過輕鬆的聯誼場麵，希望大眾都能從中領會“皆大歡喜”的意義與價值。
早年在北部宜蘭布教時，南部的信徒請我前往說法，雖然路途遙遠，為了讓信徒們都能“皆大歡喜”，我不憚舟車勞頓，來往於南北之間。後來，在高雄開辟佛光山後，又應北部信徒的請求，在當地建立別分院。有一天，曾經幫我設計殿堂，籍屬客家的工程師謝潤德居士向我抗議：“您為什麼隻在閩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沒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因此就在桃園、新竹、苗栗、頭份等地陸續設立道場。不多時，東部的信徒也頻頻邀請我們前往建寺，屏東、潮州、花蓮、台東等地的講堂又於焉興建。當別分院在台灣各地一一成立時，海外僑民又一再陳情，希望我們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饑渴，就這樣，在“皆大歡喜”的理念之下，“無心插柳柳成蔭”，佛光山的標幟竟然在全球樹立起來。
外界人士經常很好奇地問我：“在海內外普建道場，是很花錢的事吧？”的確，我們在硬件建設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經費是應當地信眾的請求，就地籌措而成，為的也是希望滿其所願，讓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歡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並沒有偏廢慈善事業，所以我們不但辦雜誌、編藏經、搞出版、設學校，也同時成立雲水醫院，設置急難救濟專戶，興建老人精舍，辦理育幼院；佛光山雖然以弘法為家務，但是也重視修行的生活，因此我們在遍設道場，講經弘法之餘，也成立修持殿堂，舉辦禪坐、念佛、禮懺、抄經等共修活動。但看弟子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信徒們也找到適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門，那種人間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氣，從每個人的身上散發出來，不就證明了“皆大歡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體現！
曾經有人說：如果要跟一個人過不去，就叫他辦雜誌。也有人說：如果要跟一個人過不去，就叫他辦佛學院。回想多年來辦雜誌與辦學院的經驗，我覺得這些話誠然不虛，但是，辦雜誌或者辦教育的艱辛，比起教養徒弟的困難，可謂萬分不及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