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以百萬計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轉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各人脾氣性向不一，工作立場也互有差別，融和之道無他，盡在令其“皆大歡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頭人事調動之際，我總是分批約見即將從佛學院畢業及實習期滿的學生，耐心垂詢其理想誌趣、技能所長、學習心得，甚至家中情況，然後給予適當建議。曾經有不少弟子勸我不必這麼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職務即可。然而基於我向來“皆大歡喜”的做事原則，實在不忍見到他們在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檔，一一麵談。
對於弟子們已經作好的決定，我即使不覺滿意，也不輕易說出一句否定的話。弟子有許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爾在無意間知道了，我也不會怪他們不和我說，我以為自己能夠擔當最好。一旦他們出了紕漏，我不但不嚴辭責備，反而體念他們心中的焦急，給予種種指導，並且集合相關單位，共商良策，一起解決問題。徒眾和我應對，言語上偶有不當，我也不太計較他們的無心之過，頂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記，在不傷感情之下，讓他們自己省悟。如此一來，不知杜絕了多少意見紛爭，泯除了多少代溝問題，無形中也帶動了全山徒眾“以和為貴”的風氣。開山近三十年來，不曾有過什麼糾紛，自忖與我“皆大歡喜”的性格應該很有關係。
我不但費心促使全山的徒眾“皆大歡喜”，也盡力讓山下村莊居民同感悅樂。多年來，我出資鋪路修橋，爭取裝設自動電話，設法接通自來水管，製造就業機會，設立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星期學校、民眾補習班，讓莘莘學子可以讀書進修，從多方麵為民謀福建言。每逢年節，我邀請附近村民來山同樂，摸彩抽獎，給予紅包；尋常時日，我也責成有關單位，義診施棺，冬令救濟，尋訪疾苦，總希望做到“皆大歡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轟動了整個台灣，當事人各執其理，僵持不下，頗有一觸即發之勢。為了防止事態嚴重，危及社會安寧，我秉持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時間與昭慧法師、林正傑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談，同時也拜訪市長黃大洲先生與耶穌教靈糧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溝通協調，終獲圓滿解決，佛教徒留下了觀音，耶穌教也充分表現了尊重的美德。事後，衛星電視台的李濤先生就這個事件采訪時，問我如何使結局“皆大歡喜”？我答道：在當初參與時，就希望有“皆大歡喜”的結果。
多年前，台灣勞資衝突時有所見。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約六百名員工開會，詢問他們是否需要示威遊行，搖旗呐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沒有什麼困難？不意大家竟一致說道：“我們不要錢，我們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歡喜，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可貴的了！”我不禁在內心讚歎：誠哉斯言矣！
無奈我雖有“皆大歡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盡如人意。佛光精舍、仁愛之家的老人口味鹹淡不一；經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滿其願；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過多，未能全部錄取；另外，這個世上更多的要求，我無法全部滿足所求，也自感慚愧不安。
人類要達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須要讓大家“皆大歡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歡喜”，則有賴當事者抱持“皆大歡喜”的誠意，多方溝通，費心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