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和辜鴻銘到京後的第三日，光緒便在玉瀾堂召見了兩人。準確的說，是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在內心深處對這一時代最傑出的兩位學者表達敬意。
說起來，嚴複和辜鴻銘都受過西方的教育，但是兩人身上卻有著迥然不同的差別。
嚴複致力於翻譯西方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主張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就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就是廢除****統治，實行君主立憲。他強烈反對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主張“體用一致”，從政治製度上進行改革，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的方針，對中國近代思想啟蒙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而出生於南洋的辜鴻銘，雖然受過嚴格和完整的西方教育，精通9國語言，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他那篇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的《春秋大義》，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當時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
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曾梳著辮子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他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雖然有著如此強烈的反差，但是光緒知道，正是這兩人身上的複雜和矛盾，深刻的體現了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麵對三千年未有的變局時的掙紮和努力。正像辜鴻銘所說的那樣，乃至於光緒穿越前的那個時代，仍然有很多人提到中國近代這段曆史的時候，隻是看到了頭上的那根辮子，蒼白而膚淺的高喊打倒滿清的口號，卻看不到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不能構建文化價值體係，不能重塑國民精神，這個國家就永遠走不出無知和蒙昧。
而這兩人，正是黑暗中的先行者，隻不過兩人選擇的方式有所不同。
麵對他們，光緒拘謹的像一個小學生一樣，恭恭敬敬的請教著開辦京師大學堂的相關事宜。他的態度，甚至讓坐在一旁的孫家鼐也大為驚詫。
“說到學問，你們都是朕的老師，是這個國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我們的這個國家，閉塞的太久了，也落後的太遠了，最讓朕憂慮萬分的是，這個國家中還有太多太多的人看不到，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所以朕特意請兩位擔任京師大學堂的正副總教習，不僅是要為國家培養人才，更重要的是引領風氣之先，以微末的星火，驅散國人心中的無知和愚昧。當然，開辦京師大學堂必定會困難重重，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在短期內未必就會有成效，你們兩位也要有心理準備，但是朕始終堅信一點，隻要堅韌不拔，星星之火，亦可以燎原。”
對於光緒的一番話，嚴複和辜鴻銘都非常明白，也深知開辦京師大學堂的艱辛，絕非一朝一夕可以見到成效的。沉默了一會兒後，辜鴻銘說道，“湯生有一事不明，京師大學堂是以西學為主，還是以國學為主啊？”
“朕考慮還是要以西學為主，國人和先生不一樣啊，先生精通9國語言，獲得過13個博士，對西學的研究讓洋人都驚歎不已。但是國人對西學的認識就像一張白紙，需要好好的補上這一課啊。所以朕特意從張之洞身邊把先生請來，就是想請先生多多翻譯西方的著作，為國人打開一扇窗口，隻有中西貫通，方才有資格比較優劣。”光緒懇切而坦誠的說道。
說到這裏，光緒又轉頭對嚴複說道，“像赫胥黎的《天演論》，對於打開民智，救亡圖存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朕盼望先生及早翻譯過來，給學子和國人以啟迪。總之，朕希望京師大學堂的辦學方針是兼容並包，需要請哪些教員，開設什麼課程，你們商量斟酌辦理，朕一律照準。”
《天演論》是嚴複在甲午過後翻譯的，光緒剛剛差點一不留神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話說了出來，但是他再狂妄大膽，也不敢把這句話放在自己頭上，貪天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