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讓我想起美國詩人奧登的話，奧登讀過譯詩之後，不理解為什麼曼德爾斯塔姆被稱為大詩人，因為他從譯詩中看不出其詩究竟好在哪裏。我也想到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曾被譯為五言、七言的舊體詩和自由體新詩，先後在大陸出版，同時我也讀過台灣詩人所譯的《惡之花》，這三種版本讀來差異甚大，我不知道哪一部更接近原詩，給我的感覺是三個波德萊爾，我無法將其統一在一個詩人的作品之中。我的印象是，一個精通外文的出色的詩人所譯的詩，大抵能讓人領略譯詩的魅力，我相信這樣的譯詩更能體現原詩的品質。
有人曾說過：詩就是被翻譯漏掉的那部分。從這種說法來看，詩是不可譯的。用一種語言替代另一種語言，原文的韻味、發聲，那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微妙之處，無論如何是另一種語言無法替代的。這也讓我想到一位外國詩人的話：“如果一位詩人是在歌唱，而不是在說話，他的詩是不可譯的。”像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用聲音寫作的詩人，恐怕很難用漢語的聲音來替代俄語聲音的迷人之處。一個象形的人很難變成一個拚音的人。或許，漢語中的外國詩隻是一種借屍還魂，借漢字的形體還外國詩的魂魄。詩的形體已經改變，譯得再好，恐怕也無法與原詩等同，最多是一種模糊的近似。原詩的發音和旋律感，一經替代，便失去了其本身的韻味。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將譯詩都看成原詩的仿製品或贗品。我甚至認為，好的澤詩能超過原詩的水準，在另一種語言中生發出原本沒有的新的語詞的魅力，那已是一種再創造。或許絕大多數譯本都難及原作，但極少數的好譯本則會使原作在另一種語言中增輝。竊以為，就詩而言，忠實於原作的直譯是負責任的態度。我傾向於詩之靈魂的直譯，即不僅是詞與詞的相互置換，而且還要盡可能地保留詞的背後、詞與詞的間隙中所生成的意味，所能領略的新的生成性的語言。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詩還是可譯的，因為絕大多數的詩並非僅僅是歌唱。正如埃利蒂斯所言：“世界上所有詩人的共同語言是感覺。”也就是說，詩的通感、直覺、錯覺、情緒這些因素是可譯的，詩之意象、詞語的語義是可譯的，詩的外部以及內在節奏是可譯的，詩之智性、經驗以及詩對生活的理解和發現也是可譯的。我想，譯詩的關鍵是譯者本身的素質。譯者本質上應當是個詩人，不管他寫不寫詩，首先要有詩的敏感，並明了原詩對詩歌而言所具有的獨特貢獻，同時站在兩種不同語言的高峰之上，從鮮活、恰到好處的表現力進行一種形體和靈魂的再造，體現的是神髓，是精妙的神似。
就中國的新詩而言，其誕生便是由外國詩的影響而來，這是共識。冰心受口本和印度小詩的影響郭沫若最初受泰戈爾影響，後轉向惠特曼，馮至受惠於裏爾克，李金發甚至是魏爾侖的弟子，艾青曾鍾情於凡爾哈侖，乃至於普希金、歌德、拜倫、雪萊、海涅等對中國知識界的廣泛影響，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新中國成立之後，蘇俄詩人對賀敬之、郭小川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新時期以來，有影響的外國詩人的作品大批地譯介過來。這些漢語中的外國詩，擴大了中國詩人的眼界，給每一代詩人以不同的精神與詩藝的滋養。同時，我們也會發現，中國一些優秀的詩人，同時也是譯詩的高手。正是這種世詩歌講稿界精神的血液循環，提高了中國新詩的品位。正如艾略特所言：“要是詩沒有外國詩的哺育的話，每一個國家和每一種語言的詩都會衰亡和消失。”影響都是相互的。正如意象派的詩得益於王維和陶潛，龐德對中國的《論語》頂禮膜拜，他的《比薩詩章》引用了多處漢字，卡夫卡則對老子的《道德經胃得五體投地。詩之相互影響的意義是重大的，即便是“誤讀”的影響，也開創了詩的新境界。
依我看，用漢語譯成的外國詩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外國詩，在某種程度上，它已是漢語詩歌的組成部分。對不懂外文或無法精通多種外語的人來說，其影響還是漢語本身帶來的影響。“用漢語寫外國詩”這樣的說法，用在譯詩上是可能的，但對中國詩人寫的詩這樣界定，我就不可理解了。用漢語怎麼能寫出外國詩來呢？漢語本身就有著漢民族幾千年的文化積澱。漢字作為語言符號，每個字的背後都是富有詩意的創造，漢語本身所體現的民族的靈魂和精神，也並不能因為受其他民族的詩歌影響而改變，這就如同我們吃了美國的香蕉不會變成美國人，吃了泰國的芒果不會變成泰國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