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百轉千回係儒門(3 / 3)

這位夫人於1935年去世,梁漱溟為此寫了一首詩以紀念她:

我和她結婚十多年,

我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我。

正因為我不認識她,她不認識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時間思索,

多一些時間工作。

現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處在這樣的國家,

這樣的社會,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時間思索,

更多一些時間工作。

言辭之中並無沉痛,隻有斯人已逝的哀婉和無奈。

1944年,他與比自己年輕6歲的桂林教員陳淑芬結成伉儷,相伴一生。

金庸在《神雕俠侶》裏評論說:一個人從生到死、從死到生地走一遭,無論求死之意有多堅決,也再難自尋短見了。對於由佛堂回歸世俗的梁漱溟來說也是如此,他已經做好足夠準備去正視慘淡的現實,此後無論他對中國的現況有多麼失望,都不曾絕望和背離。 弦外聽音儒 黃遠生

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創辦和主編了《少年中國》周刊,他以自創的“遠生通訊”對當時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道。因其出身進士,能夠和當時的政界要員接觸,采訪到一般記者難以得知的消息,觀點新穎且深刻,時人讚譽他的文章為“洞朗軒辟,幽隱畢達”。 鳳凰涅槃

涅槃是佛語,指的是超脫生死或入於不生不滅境界。神話中說,鳳凰每次死後,會周身燃起大火,然後在烈火中獲得重生,並獲得較之以前更強大的生命力,如此周而複始,鳳凰獲得了永生。 尚情無我,匹夫安可奪誌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

——孔子

美國學者艾愷這樣評價梁漱溟:“梁漱溟是一個文化守成主義者,他的思想在當下不易為人們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後回顧20世紀中國的思想家,或許隻有他和少數幾個人才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曆史所記住。”正如儒家文化在數次沉寂後又逐漸為世界所認同一樣,梁漱溟在當時雖然沒有能夠使得中國按照他所理想的方向走去,但是今天人們所感受到的光芒,正是來自他那滿腔報國之情,以及他對中國出路的獨特思考。

西學在中國狂飆突進之際,激進的青年們信奉“不破不立”,把傳統文化視若仇讎,以之為敵,窮追猛打。梁漱溟並沒有盲目地隨波逐流,而是冷靜地對中國的曆史文化進行了思考。思考後的結論是:“返本開新”、援西學入儒,由此來複興中國文化。他也由此被譽為中國新儒學的創始者。梁漱溟除了新儒學思想為世人所銘記外,另一個就是他的鄉村建設理論。

有句俗話如此評價中國的知識分子:百無一用是書生。在國家動蕩的時候,太多的文人隻懂得紙上談兵,甚至有儒生誤國的言論,因此漢代班超的投筆從戎才顯得如此意氣風發,唐代的楊炯才有“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詩句。梁漱溟並不是空談性命者,而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實踐自己的理想。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其實就是新儒家理論的具體化。當時中國的政界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名義的大小戰爭接連不斷。梁漱溟認為戰爭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把鄉村建設作為中國的唯一解救之道,說:“鄉村是中國社會的主要構成部分,隻有農村興盛了國家才能興盛。”

當時還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授課的同時就在思索如何建設一個新的社會、這個社會應當是怎樣的這些問題。從1922年起,他的身邊聚攏了許多朋友,過著一種集體生活,大家一起讀書,一起講學問,一同生活。這成了他以後所實驗的鄉村建設的雛形。

梁漱溟和毛澤東一樣,都對中國農村的現實進行過認真的調查並且把農村擺到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地位上,但是提出了不同的出路。他們的分歧在於:梁漱溟始終不承認在中國有階級的存在,因此也否認階級鬥爭。毛澤東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梁漱溟寄希望於從農村到城市的教育救國之路。他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不是誰對誰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的問題,因為這麼多年的大小戰爭並沒有把中國推向更好的道路。他說,“中國革命必出於知識分子”,要實現教育救國這一目標,應該讓革命的知識分子下到鄉間去,與鄉間人由接近到交融。不同的是,毛澤東是讓知識青年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改造自己;而梁漱溟則是“要鄉間人磨礪變化革命知識分子,使革命知識分子轉移變化鄉間人;最後二者沒有分別了,中國問題也就解決了”。

梁漱溟是一位身體力行的社會活動家,他不僅提出了理論,還親自實踐。20世紀30年代初,梁漱溟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試驗區的時候,長期在農村生活,隻有過年才回家住幾天。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就對他說:“梁先生從前在山東、河南農村搞過鄉村建設,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後有何變化。”毛澤東對他的救國精神是極為敬重的。

這種實驗在當時戰火紛飛的時代更顯得獨樹一幟,如同世外桃源,但是烏托邦的美夢一次次地被火所驚醒。梁漱溟輾轉廣東、河南、山東各地,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不得不放棄。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必須正視家國傾覆之憂了,淪陷之國無文化複興可言。於是他毅然於1937年結束了山東的鄉村建設工作,全力以赴為抗戰而奔走。

兵臨城下,國人自當同仇敵愾。他為此數次麵見蔣介石,甚至隻身赴延安去見共產黨,希望中國從此能夠團結統一,這樣不僅外患可定,日後內憂亦隨之可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共合作麵臨破裂,梁漱溟再次從中積極周旋,頻頻奔波於兩黨之間,希望能夠組織一個聯合委員會,來牽製國民黨的一黨專製,但他的行動在國民黨的一再推諉搪塞之後無果而終。盡管如此,他一直沒有放棄用最小的代價換來國家安定的信念,直到新中國成立。在這一點上,他充分展示了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毅力和風範。

梁漱溟的身上有著太多的書生意氣,畢竟國共兩黨之爭確實並非他所能夠左右,但是梁漱溟化身鑄劍的勇氣、膽識和魄力我們無論如何無法漠視。對他來說,這就是他所崇仰的尚情無我的境界——將自己完全融入家國的命脈之中,不為自己之喜怒而喜怒。 弦外聽音儒 烏托邦

英文中,這個詞來自兩個希臘語的詞根,“ou”是“沒有”的意思(一說“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outopos就是指“沒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最早出自於托馬斯·莫爾出版於16世紀初的《烏托邦》,它寄托了人類美好的但是卻遙不可及的憧憬和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