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本無所待，何須身外求
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實無待找。
佛家說，苦海無涯，回頭是岸。人世之苦是因“執著”太多，貪嗔癡等諸惑皆是執。本來無一物，向前一步便是“執”。梁先生最初也認為自己的痛苦來源於貪。他說十三四歲的自己“仿佛是個野心家……野心者，是一個太貪的心……這種太貪的心，真是厲害，人若是不想名利，無所要求，就沒有碰釘子的時候。但有了欲求，就會碰釘子。欲求愈大，所碰的釘子愈甚，我欲達到很大的要求，遭到層層挫折，弄得神經衰弱，心中苦痛”。佛學在這點上正好和他當時的心情相契合，他便認為“苦樂是因欲求而有”，“苦樂實起於貪欲；貪欲實起於分別執著——內執著乎我，外執著乎物”。
王國維先生就在《紅樓夢評論》中提出寶玉的“玉”乃“欲”之象征，悲歡離合皆由它起。當時正在研讀佛經的梁漱溟應是讚成此說的，他說：“可見苦樂是因欲求而有……生命根本上便是欲求，故人有求生之欲而拒絕痛苦。此種欲求不是在念慮上，乃在生命裏便有。”他還立了四條根據：
一是欲念無已時。人容易飽暖思淫欲，隻要生命存在就會有欲望的存在。
二是世間苦多於樂。人難以滿足，所以生活中覺有所短缺的時候居多，這時就會覺得痛苦，快樂是極為短暫的。
三是富貴者的苦樂與拉車者之苦樂相等。無論地位高低都會有苦樂，而且差別不大，即苦樂與境遇無關，而在於境遇是否為其欲求之所在，也就是說對於當前的境遇自己所持的心態如何，是否有不滿而且想著要去改變。
四是欲求愈進必愈苦。人之苦在於欲望難以得到滿足，一旦滿足便是“樂”，但是欲望得遂後新的欲望又起，而新的欲望比原來的更難得到滿足。所以梁先生說，人類愈進化則愈聰明，愈聰明則愈多苦。
這四點都是從佛家看待世人的角度推出的觀點，特別是從第四點出發，把整個人類的發展進步都進行了否認，無疑是很消極的。這些論點的前提就是“欲”之難以消除，而且人把苦樂都寄予欲的滿足與否上。
智德禪師在院子裏種了一棵菊花。轉眼三年過去了，這年秋天，院子裏長滿了菊花，香味隨風飄到了山下的鄉村。
到禪院來的信徒們都對菊花讚不絕口：“好美的花兒呀！”
有一天，有人開口，想向智德禪師要幾棵菊花種到自家的院子裏，智德禪師答應了，他親自動手挑了幾株開得最盛、枝葉最粗的，挖出根須送給那人。消息傳開了，前來要花的人絡繹不絕，接踵而至。智德禪師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不久，禪院中的菊花就都被送出去了。
弟子們看到滿園的淒涼，忍不住說：“真可惜，這裏本來應該是滿院飄香的呀！”
智德禪師微笑著說：“可是，你們想想，這樣不是更好嗎？因為三年之後，就會是滿村菊香四溢了！”
“滿村菊香。”弟子們聽師父這麼一說，臉上的笑容立刻就像盛開的菊花一樣燦爛起來。
弟子們看到的是菊花已空，心中的淒涼來自對菊花的留戀，這就是欲念，也是執，因此有不滿，落入了苦海。智德禪師心中明了，菊花在此在彼其實並無不同，隨緣即好，因此他並沒有想要給自己挽留住菊花，菊花不過是一個意味，一個與天地同塵之物。他的一席話其實正是在破弟子之執。
而孔子“他不從改造局麵去救人，不是看樂事有所依待，而是走無所依待之路”。梁先生在接觸了儒家之後，便由此對前麵的四條做了調整。從儒家的觀點出發，境遇無苦樂、大家苦樂相似都沒錯，但欲念無已和人生苦多於樂兩點錯了。這兩點成立的前提是人的苦樂寄於欲念，欲念無已，故人生常苦。因此，梁先生說：“我當時因不知有不找之可能，故有此說，若不找時，此說便不能成立了，於此可知欲求實有已時……而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實無待找。你找的時候便缺短。若時時待找，便時時苦多於樂，但是若把生活重心放在生活裏麵，實在時時都是不成問題，時時是滿足，時時是暢達溢洋。”所謂的“找”便是欲求，把自己的苦樂寄托在外在的東西上，而忘記了自己的本心。這個時候就會生出苦來。如果專注於內而非外，就不會有苦的存在了。
佛家和儒家都認為苦在人的身上存在，不同之處在於：佛家認為苦是人世間的常態，因為凡人既然常被執所束縛，自然難免被欲所困擾，由此便產生了苦。而儒家則不然，它把樂作為生活的本源。生活中雖然存在苦，但那是生活的非常態，完全可以通過自己得以解脫。 弦外聽音儒 君子三樂
孟子說君子有三樂，這三樂與治理天下沒有關係。父母俱在，兄弟安好，一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得到天下的好學生，然後教育他們，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