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的理念表達式：自由心、求知心、幸福心
1．有值無價自由心
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熱愛自然，熱愛形象，熱愛自由，這一切內容中，自由無疑是最為重要的。自由是“生”的魂，古人不懂自由的價值，也就罷了。現代人不懂自由的珍貴，不免有行屍走肉之嫌。因為什麼，因為我們是現代人，而且是21世紀的現代人。自由可以是一種狀態，它的對立麵是不自由。自由可以是一種境界，達到自由境界，才能領悟真諦，揮灑自如。但這裏說的自由，主要是一種特定的文明類型，一種文明人必須具備的理性精神。有了自由心，方為自由人。自由人不是無法無天的人，不是我行我素的人，不是為了一點私利，可以任意胡為的人，更不是天下之大唯我獨尊的人。凡此種種，皆與自由之二字無關。自由人的內涵，包括自由意誌、獨立人格、理性思維和契約精神。這裏從自由意誌談起。自由意誌，題目也大，簡而論之，計有：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為自己的利益奮爭；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真的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並非易事。尤其中國古代文明，最反對的就是你自有主張，或者自作主張。我們的儒學聖人，雖然自己也曾“入太廟，百事問”的，但對於自己的弟子，常常不滿意。人家不提問或提問多了固然有些不愉快，那提問如果不合自己的意思，還要諷刺人，發脾氣。儒學教育，重在三綱五常，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的就是服從，兒子服從老子，妻子服從丈夫，臣子服從君父，下愚服從上智。你是兒子，凡事不要你想，老子說了，你照著去做就行了。難道老子的話還會錯嗎？甚或難道老子的話你也敢不聽嗎？妻子服從丈夫，女子無才便是德，讓你往東你往東，讓你打狗莫打雞。所謂，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我騎來任我打！臣子服從君父，雖然有時候高興了也講兩句聽信忠言的話，但那都是幌子，不能輕信更不能當真的。否則，一旦入了圈套，便讓你千呼萬喚後悔遲。下愚更不用提了，下愚隻管從命，上智才有思想，此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你本來就是被治的，胡思亂想有什麼意義。何況，一個下愚，就是想破了腦袋，又能想出來什麼東西？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所以人雲吾亦雲。不用自己的頭腦思考，這種現象不勝枚舉。比如，“大躍進”時期，中國人可以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人話嗎？畝產10000斤，畝產幾萬斤。中國人的從眾心理，由來久矣。隻要人人都說煤球是白的，那麼，你別無選擇，隻能跟著大叫，是白的，千真萬確，而且白如漆，白如雪。中國人的怕官心理，同樣由來久矣。隻要有權有勢者說元宵是黑的，那麼，你同樣別無選擇，隻能跟著大叫，是黑的，萬確千真，而且黑如炭，黑似夜。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就是不盲目從眾，也不盲目從官，按照自己的良心說話，按照自己的見解說話。我說的就是我想的，或者我想的，就是我說的。天下人眾口一詞，隻要與我想的一樣，那麼，我也是這觀點，並不考慮是否媚俗，是否流俗。縱然媚俗流俗，本人就這想法，也沒辦法。同樣天下眾口一詞，隻要和我想的不同。那麼，我依然要講我的觀點。你讚許，我也說，你反對，我也說；你暴跳，我還說；你有權力不讓我開口，我的心仍在說：“雖千萬人，吾往矣”！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就不屈服於強暴。實在說，強暴可以毀滅一座樓、一座山，不能毀掉一個思想，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用自己的頭腦思想，也不屈從於師長。尊重師長，一日為師，終身是父，這是一個問題。尊重師長，但不屈從師長，這是另一個問題。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用自己的頭腦思想，也不屈從於書本，哪怕這本書是三經五典也罷，是聖經聖教也罷。聖人都可以批評，還有什麼不能批評；上帝都可以懷疑，還有什麼不可以懷疑。對於中國人來說，用自己的頭腦思想，用自己的嘴巴說話，還不是一種易事。因為中國曆史雖久，卻沒有這樣的傳統。個中原因，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有曆史的，也有現實的。此處隻論結果，不談原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這件事難嗎？難。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屬於等級性文化，既是等級性文化，那麼作為低一等的人物，便處於依附狀態，你想為自己的利益奮鬥，等於自找苦吃。一個丫環，她想在小姐那裏爭取自己的利益，其結果，八成是丟了自己的飯碗或者換來頓臭罵。一個兒子，想在老子那裏爭取自己的利益，其結果，雖然不至於讓老子炒了魷魚，等著你的不是訓教，就是板子。下級無權無勢，有點什麼，看似是你的，其實沒保證。比如，你家有一塊玉石，寶貝得了不得，你的上司沒看見，也就罷了。如果看見了，人家說不錯，挺有趣。人家有趣，你就該沒趣了。而且雖然沒趣，你還必須知趣。所謂知趣，就是趕緊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覺地給人家呈上去。否則，就是不知趣。不但沒有畢恭畢敬呈上去是不知趣；就算呈上去了，弄得人人都知道，也是不知趣；雖然送的保密，事後又和別人說了還是不知趣；哪怕呈上的時候那表情不十分情願或不夠自然，都是不知趣。好哇，栽培你半天，還如此不知趣，看怎麼收拾你。等級時代，上麵要收拾下麵，如同貓戲老鼠，又好像長蟲收拾蛤蟆。等級時代，財產名義上是“單位”的。例如，一個家庭的財產自然是家這個單位的，而一個王朝的財產自然是國這個單位的。但能支配這些財產的，不是家庭所有成員，隻是這家的家長，也不是朝廷的上下人等，而是皇帝。所謂“居家千口，主事一人”，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長說開支就開支，說賣地就賣地；皇帝賞你金山銀山，算你走運；要抄誰家，算誰倒黴。現代人應該也有可能理直氣壯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我勞動，我就該獲取勞動報酬。我的合法收益，不是天的，不是地的，不是神的，不是鬼的，不是官的，不是權的，一點一滴，一絲一毫，都是我的。人人都學會為自己的合法利益而堅持的時候，這社會才能走向平等。人人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保護和保證的時候，這社會的公民才有資格談論自由，表現自由，享受自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自己不對自己負責，而要別人對自己負責，這也是有傳統的。前麵提到的傳統京劇中，有一出《姚期》，說東漢姚期的兒子姚剛把太師用石頭打死了。打死人要償命，那麼，姚剛是應該償命的了。但是不，姚剛雖然打死了人，但裏麵的問題複雜了。因為姚期是功臣，皇帝曾經給他發過免死牌的；被打死的太師是奸臣——他是怎麼奸法，戲上也沒說，至少沒什麼有說服力的事實和根據。再加上邊境又有些吃緊，結果七亂八亂，姚家父子帶兵打仗去了。還有一出戲叫作《乾坤帶》，情節大同小異。不過這一回是發生在唐代的故事。說秦瓊的兒子出征去了，他孫子秦英，因為釣魚的事與詹太師發生口角，結果把詹太師給打死了。秦英打死人同樣應該償命。但是不行，因為他母親是皇姑，他外祖母是皇後，他爸爸是大帥，他祖父是開國功臣，同樣七亂八亂，秦英同樣帶兵幫他爹打仗去了。而且皇上還格外開恩，贈給他一條“乾坤帶”。又有一出戲叫《二堂舍子》，說清官劉延昌的一個兒子打死了惡少，——這一回總算有點打死人的根據，但那惡少家的勢力大呀，於是兩個兒子跑回來，向父母訴說前情。他一個兒子是前妻所生，一個兒子年紀尚小。禍是大兒子闖的，但小兒子也講情義，要替哥哥承擔罪名。於是夫妻倆發生爭執，這個主張讓大兒子頂罪，那個主張讓小兒子頂罪。又是七亂八亂，結果，吉人天相，禍事了了。可笑的是，雖然當事人對自己的行為並不負責，他們還要口口聲聲直著脖子大叫“好漢做事好漢當”。其實，這不過是一句口號罷了。中國的口號可聽不得。何況說，好漢做事好漢當，天底下又有幾個好漢呢！水泊梁山那麼大的事業，才108個好漢，唉！中國的事，總是該負責任的不負責任，不該負責任的瞎負責任。其結果，是弄不清到底誰該負什麼責任。比如，一位顧客去買東西，結果與售貨員發生衝突了，這顧客的殺手鐧是，你態度不好，不理你了，找你領導說去。這風氣的蔓延，是一切事物自有頭兒——官負責。學校沒搞好，找校長去；企業沒搞好，找廠長去；商店沒搞好，找經理去；黑社會分贓不均，找老大去。學生有了缺點，找家長去。小學生請家長，情有可原；中學生找家長，已經很不得體；都高中生了，甚至大學生了，18歲過去都享有公民權了，還請家長呢！真不明白這是怎麼檔子事。別說學生了。一個單位的職工出了錯了，比如，違反交通規則了，交通隊要讓違規人的單位負責人來領人，或者叫他們負責解決問題。這實際上是不尊重人格，既不尊重當事人的人格，也不尊重單位領導的人格。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是法製社會的體現，又是一種自信的表現。這種自信，應該稱為個體自信。可惜我們中國人常常有集體自信，而個體沒自信。中國人不但有充分的集體自信，而且有充分的集體自大。但是，我們同樣常常缺少個人的自大。魯迅先生對此，早有高見。他說：中國人自來有點自大。——隻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過的原因。“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的宣戰。……見識高在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路上的革命，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人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作個樣子；他們把國家的習慣製度給抬得很高，讚美得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因為不自信，所以隻能“合群的自大”了，而且還是“愛國的自大”。這批評可說一針見血。有時我甚至會想，中國的公民，常常帶有老年性兼兒童性兩種品質，那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常常是老氣橫秋的，但那獨立心態又像兒童未成年的，自己不能自立，不會自主，不敢自主。往壞處說，是非找個靠山不能活著似的。往好裏說，也是兒童心態，不會以公民的身份自己為自己作主，動不動要像孩子一樣撲向母親的懷抱。再來討論獨立人格。等級製追求的是人身依附，而人身依附是獨立人格的死敵。等級製原本就沒人格的。等級製度下，或者是人上人，或者是人下人，就是沒有平等的人。宰相大不大，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然而，不頂事，皇帝一怒，照樣沒戲。劉邦那時候，是動不動就要殺功臣，蕭何雖然沒有被殺，但一天到晚活得戰戰兢兢。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還是殺功臣，而且建立東廠與錦衣衛製度，動不動就把大臣拉將出去，在午門之外，來一頓廷杖。台灣的柏楊去美國講學，說到廷杖，聽眾不懂什麼叫廷杖，柏楊告訴他們廷杖就是打屁股。不管你是幾品官，也不問你年齡大小，身體強弱，反正帝王一怒，就要打屁股，立馬把褲子扒下，打將起來。請問廷杖之下，有什麼人格可言。這還不算哩！打完了，被打者還要望詔謝恩哪！我們常說，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不打臉，打屁股就可以保全住麵子或者人格了嗎？何況，大老爺一怒，管你臉還是屁股。這傳統極其不好，它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凡做一件事，必定要找門路，找靠山，找熟人。古代的清官中，最享盛名的人物乃是包拯。然而，包拯之所以厲害，是因為有皇帝給他撐腰，同意他的要求，給了他三口大鍘刀：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遇到壞人，不用請示，可以自行開鍘。設想如果包龍圖沒有這三口鍘，那麼他還能如戲曲中說的那樣威風八麵嗎？現代的清官是不需要大鍘刀了，但是要有批示。有了批示，便理直氣壯，何事不能為？沒有批示，立馬金剛化佛，沒了脾氣。辦事要批示，自己還弄批條，法院辦事，他也寫批條，商人做生意，他又寫批條。批條隻是一張白紙，幾個臭字，然而管事。因為什麼，因為他是官兒，或者自稱父母官，或者被別人稱為“封疆大吏”。例如，成克傑，連封疆大吏的名字都不高興聽，叫作“廣西王”。廣西是廣西人民的天下，要什麼狗屁不通的廣西王！此等風光氣，汙染社會。辦事不憑才幹，做事不憑本領，這個憑他爸，那個憑他娘，這個有一位權勢炙手的三太爺，那個有一位說話算數的表姑夫，這個有一位管印的同鄉，那個有一位神通廣大的同學，這個說認識省長秘書，於是坐在飯桌前便身份高了三尺，那個幹脆認識省長夫人，趾高氣揚好像他就是省長的小舅子。如此等等，令人惡心。然而，此等劣風醜景我們還見得少嗎？獨立人格，全然不是這等醜樣子。不管遇到什麼情況，權勢也好，金錢也好，欺詐也好，引誘也好，人格獨立如山，山不倒，人格不倒；山倒了，人格依然不倒。中國人有句俗話，叫“有山靠山，無山獨立”。這不是獨立人格追求的境界，獨立人格的品性是，山自是山，我自是我；山雖可靠，我不靠山；靠山則於獨立有礙，於獨立有礙則等於損傷了我的人格。然而，真的做到這點，又容易嗎？比如，我們寫書，敢字字句句都講真話嗎？如果連真話都不敢講，還有什麼資格來談獨立人格。比如，我們寫小說，心裏有什麼忌諱沒有呢？如果沒有，就算那小說的質量不高，它是能夠獨立的，否則，就不是小說，而是傳聲筒了。可惜我們的許多作家，頭上頂著作家的帽子，寫這個，也怕，寫那個也怕，寫來寫去，寫成了八股。然而，我們也要看到，說真話可能帶來麻煩，寫真話更可能飛來橫禍。由此觀之，獨立人格又不僅僅是個人格問題，人格後麵還有製度，製度後麵還有文化。關於理性思維。自由心的基礎在於理性思維。自由心不是亂出風頭，一心一意表現自己，更不是大擺派頭，無時無刻不在炫耀自己的財勢，或者自己的權勢。它要表現，表現的也是一種理性精神，不是因為它好虛榮，而是因為它有道理；不是因為它暴富，而是因為他有觀點要說，有真話要講；不是因為他權大可以欺人，勢大可以壓人，而是因為他有理念，並且要為這理念的實現而盡其力。自由心不是執拗，不是故步自封，更不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理性原本與執拗是兩回事，有理性便不執拗，如果非用這個詞，那麼也是理性的執拗。你不能說服我，那麼就是用1000匹馬拉我，也不管事。你不能使我信服，就是10000匹馬拽我，也不濟事。但不故步自封，人可以自命不凡，理性不會自命不凡，一自命不凡，就是非理性了。更不會剛愎自用，剛愎自用，是因為理性無多。更不會自以為是，自以為是是把自己看得比理性更重要，他不明白，理性代表的才是那個“是”，你自以為是，你以為你是誰。自由心不是巧辯，不是狡辯，連雄辯都不是。巧辯隻是一種說話的技能，同是一事，別人說得出，他能說得好。然而說得好並非就代表了理性，頂多是更善於對這理性的表達。理性不反對雄辯，從本質上說，理性本身就是雄辯的，然而，雄辯不是理性的因，而是理性的果。實際上，雄辯的理性家，固然更其光芒四射。不雄辯，甚至不善言談的理性家，同樣光芒內斂，自有威儀。但絕不狡辯，理性與狡辯，無論如何，二者不搭界。既有理性便無須狡辯，既要狡辯必缺乏理性，二者必居其一。自由心不是拉幫結派，動不動就講老鄉，講親情。“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或者“上陣親兄弟，打仗父子兵”。不問是非如何，先看親疏遠近。這就沒有理性了。理性是個準則，親者不可犯疏者不能離。魯迅先生講了錯話，也要批評，阿Q大叔講得在理，也得讚成。你就是林黛玉小姐，雖然美麗無比，又一心一意隻愛賈寶玉，如果不合理，對不起，賈某人不能從命。抑或你是賈瑞，缺德行，少操守，還愛照個風月寶鑒什麼的，但你說的合情合理，那麼，沒有二話，便照你的辦。自由心不是情緒化，既不慷慨陳詞，也不淩駕於人；既不喜歡煽情，更不喜歡用特殊手段表達自己的情緒。一個理性主義者，不會說“真理總掌握在少數人手裏”，這樣的話，也不打反潮流的旗號，又不做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怪物，更不會“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嚇唬別人”。理性走的是實驗之路，你正確，你要證明給我看，否則，你是孫悟空，我也不讚成你，你是如來佛，我也不讚成你。豬八戒言之成理，我投他一票，蠍子精實事求是，便請她講解經文。自由心不是見利忘義，不是“王婆子推磨，無利不行”，不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不是“為著一碗綠豆湯出賣自己的長子權”，更不是貪得無厭，唯利是圖。10萬元就敢賣肉體10萬元就敢賣良心，百萬之錢就敢賣靈魂。這類毛病，就是沾染上一丁點，都與理性相衝突。理性的品性在於分辨是非，是其是，非其非，它是自由的，但不是自虐的，不是自閉的，不是自肆的，因為有理性在，本該是他的利益少一分也要追求，不是它的，就是金山銀山，也不過是金山銀山罷了。當然，理性並不排除情感，有道是“無情未必真豪傑”。在某種意義上說，情也是理性的某種基礎，理也是情的某種歸宿。大丈夫何患無情，當笑便笑，該哭就哭。自由心尊崇理性，理性代表平等待人。伏爾泰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絕對保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就是說，我有表達權，你也有表達權；我有批評權，你也有批評權；我有諷刺權，你也有諷刺權；我有申訴權，你也有申訴權。而不是我說你聽，甚至我說你必須聽，你不聽，看我怎麼治你！或者隻許我說，不許你說。中國人的老習慣，是兩個人吵架到最後，沒了勁了，但並不停止，兩個人都希望說最後一句話的是自己，對方不吭聲了，就證明我勝了。其實，這不過是一種虛榮心罷了，阿Q大叔深明此道，而且玩起精神勝利法來，比這還要精彩。兩個人或兩萬人，或者兩億人，發生爭論，爭的是一個理，論的也是一個理，而不是比誰的嗓門大，誰的權勢大，誰的陰招多，誰的手段黑。權勢與理性有關，但權勢與是否合乎理性無涉。你權大，做你的官去。你勢大，管你的事去，——那也要理性的，否則，怕是官也坐不久，勢也待不長。以權欺人，以勢壓人，不過暴露自己的無知而已。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猴子爬樹，爬得越高，那紅屁股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理性也不是使陰招，使損招，使壞招。好像兩個拳師比武，打不過你了，放一支毒鏢過來；又好像黃鼠狼遇敵，沒轍了，放一個臭屁出來。黃鼠狼本是畜生，想來人際交往，雖爭論得麵紅耳赤，也必不同意使用此等下流手段的。理性更不是比誰的手段黑，誰的手段狠。殺敵應該手黑，捉賊才要手狠。亂黑亂狠，便有與公眾為敵之嫌。而與公眾為敵，必定寡不敵眾，就是高壓之下，人家暫不開口，人心是丟失了的。而且我相信凡獨夫民賊，覺都睡不香的。因為他們天天在做虧心事，夜半叫門心必驚。自由心推崇的是理性，講究的是寬容，而且有操守。不但我講話，也讓你講話，且無論什麼情況，都有自己的理性邏輯。理性主義者，既相信專製不對，就不會自己出來搞專製；既相信權勢者不該無故把別人整下去，那麼，到了自己掌權的一天，也不會濫用職權。理性主義者，既厭惡暴力，就不會使用暴力。即使他無力製別人的施暴，自己也絕不會一找到機會便趁火打劫。理性主義者，既反對特殊化，自己就不會為特殊化引誘。一邊給別人講理想，講精神，一邊又縱容自己的兒子去做違法亂紀的事。理性主義者，既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但要檢驗別人的真理，而且要檢驗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別人的真理要反複檢驗，雞蛋裏挑骨頭；自己的原則就如同帝國的皇上，海邊的螃蟹，隻顧橫行無忌。理性主義者，既反對種族歧視，就不會貶損他族且自誇自樂。有意無意之間，便流露出自己民族高人一等的意思。理性主義者，既反對偷盜，就不會偷雞摸狗。即使50年都評不上職稱，也不會情急之下便去偷人家的一行字。然而，理性邏輯的文化認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比如，我在某報上看到一個例子，一個外國人，對我們中國人大講“黑眼睛黃皮膚黑頭發”有點不解。他說，如果在美國，白種人宣揚“藍眼睛，白皮膚，黃頭發”，那就有歧視有色人種的嫌疑，別人如果追究你是要負責任的。在中國，大講“黑眼睛、黃皮膚、黑頭發”自然不會被人追究，因為我們這裏黃種人多。但沒有人追究並不見得你有理性。我們是喜歡高唱“我們的大中華”的，這也無可厚非，中華本就不小。但我們聽到過或者也同樣喜歡唱“我們的大俄羅斯”或者“我們的大美利堅”嗎？或者唱“我們的大歐羅巴”嗎？本人孤陋寡聞，至少到今天還沒聽到過呢！看起來，大與不大、小與不小、強與不強、弱與不弱，不是重要的，要害還在於你采取或者說你喜歡采取一種什麼樣的表達方式。願理性在中國生根，以使我們變得更文明，更時代。接下來，談談契約精神。契約精神的本質還是理性精神。凡真正的契約都要雙方或多方同意，才能成立。我同意，所以我簽約。我簽約，所以我承擔義務。這邏輯無可非議。這就是說，契約精神首先表示的是自覺自願，沒有自覺自願，雖然有契約形式，但不能有契約精神。黃世仁逼迫楊白勞，要他賣女兒抵賬。楊白勞不同意，不同意就不簽約。但是不行，你不簽，非讓你簽，喝酒也要讓你簽，強迫也要讓你簽，軟硬兼施，胡蘿卜加大棒，鬧到最後，幹脆把你手指頭抓過來硬給按上手印了。然後宣布說，滾吧，就這樣了。這種行徑與契約兩字，屁不相幹。真的契約，其必要條件，是要簽約者完全自願。比如，1620年“五月花號”大帆船載著102名歐洲乘客在北美登陸，大家共同協商，簽下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五月花號公約”。“五月花號”公約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基礎之一，所以，雖然此後將近150年，美國才真正立國，但後來人編選《美國讀本》時，這個公約便成為首選。我同意，我才簽約，這是自主原則。我簽約，我就有了相應的義務，這是法理原則。在西方近代國家學說中，國家也是契約的產物，法律也是一種契約形式。公民通過自己的代表立法，這表示了自主意願；公民的行為必須遵紀守法，這代表了契約約定的責任。所以，凡法製國家沒有契約精神作支持，至少它的文化基礎難於牢固。契約精神體現的是自主的精神，而自主精神，正是理性精神——自由心的第一塊基石。你連自主都做不到，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侈談自由二字，不覺得害臊嗎？中國文化傳統，不甚講究契約，但特重視然諾，古話所謂一諾千金。一諾千金，好不氣概。然而這不是契約精神，而是道德精神，那意思是說，我答應了，你相信不相信我？你不信我，就是對我人格不尊重；你相信我，還要契約幹什麼。本老爺吐口唾沫便是一個釘，而且是個大棺材釘，釘在那裏，什麼孤魂冤鬼，想跑都跑不成。然而，這是靠不住的，千金一諾，事出季布，但中國曆史雖長，可曾有過幾個季布？這季布是項羽手下的名將，在項營時，也曾羞辱過劉邦，歸漢朝後，又曾廷鬥過樊噲。劉邦是個什麼人物，雄才大略加無賴，樊噲是個什麼人物，屠狗出身的大將軍，這樣的人他都不十分放在眼裏，可說是一代豪傑。言必行，行必果，更是大丈夫本色。我不是說，現在大丈夫少了；而是說，市場經濟，頭緒太多，隻靠大丈夫，太過危險。比如，你和別人做生意，你怎麼知道對方是不是大丈夫，對方又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大丈夫。比如，你遇到一位廠長，你怎麼知道這廠長是不是一諾千金，如果他一諾千金，那當然好了，否則，你的工資、獎金，也可能不翼而飛。重然諾，是剃頭挑子一頭熱，雖然雙方交往，但主動的隻有一方，剩下的一方沒別的辦法，隻有心內焦焦，睡覺不著，半夜三更，燒香拜佛。契約則不一樣，契約的成立需要雙方或多方的同意，因此，它的成立過程，就是討論的過程，它保護的不是一方的利益，而是合約各方的利益。一條一款，都要商量。你多了，不行，得讓一讓；他少了，也不行，得漲一漲。你不讓，人家就不和你簽約；他不漲，你就不肯簽字。我們不能說一切契約都絕對合理，但可以說，一切契約都存在著合理的程序，契約體現了各方的權益保護。一些特別重要的契約，例如，國際公約還需要嚴格的法律程序，它不是哪一個人可以擅自作主的，或者說，他一個人作了主，並不能生效。比如WTO，不是總統一個人可以說了算的。你想入約，你就可以大筆一揮，把約簽了，或者你不想入約了，同樣大筆一揮，把約毀了，這不行。總統可以代表國家簽約，但實際生效，還需要國會批準。契約精神代表了理性，因為它代表了理性，所以它同時也代表了公平。真的契約，不是文字遊戲，不是爾虞我詐，不是你讓我上套，我讓你上套。雖然商場上常有因為簽約不當而導致重大損失的，但契約本身追求的乃是公平。中國古來商業曆史不短，但真正的契約商業的曆史不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權力說了算，還是強者說了算。商人遇到官僚，馬上沒了脾氣，商人遇到強盜，更其沒了脾氣，就是遇上地方無賴，如潑皮牛二之流，還是沒有脾氣，但遇到軟弱可欺的平民百姓，往往又來了脾氣。中國人過去有句古話，叫做無商不奸，仿佛不奸就不能贏利，不奸就不能經商，或者說，凡是商人都是奸商。這也不確。但因為缺少契約傳統，種種欺詐更容易泛濫就是了。好的契約，不論簽約雙方背景如何，地位如何，權力如何，曆史如何，隻要簽約，必須公平。一是自主，二是權益，三是程序，四是公平，統一而言之，便是契約精神。自由意誌、獨立人格、理性思維、契約精神，合將起來，便是自由心。自由心的內涵或者不止於此，而且隨著文明的提高還要不斷豐富自已,但至少不能沒有這些最基本的內容。連這些基本的內容都沒有，或者都殘缺，再談什麼自由，甚至自由主義，就不免有點臉皮厚了，結果準會弄得齷齷齪齪，沒臉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