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死的自覺乃是文明的開始
死的自覺乃是文明的開始
死亡是一個謎。人類對死亡的認識，遠遠沒有終止。然而這不是說，人總和動物一樣，對於死亡沒有自覺。實際上，人類對死亡的自覺認識，也是人類區別於他類的本質性特征之一。動物對死缺乏認識，因為它們沒有相應的文明素質作支撐。常見的表現是，它們往往缺乏對死亡的預見，從而也缺乏對死亡危險的認識。一個猴子在懸崖上跳躍，它不知道害怕，這不是說，它永遠也不會摔下來。或者說，即使摔下來也無所謂，而是說，它沒有這個意識，它意識不到一旦“失手”就有可能粉身碎骨——於是它也就根本不知道害怕了。人不行。人可以在平地上飛跑，即使劃出20厘米寬的跑道，人依然可以飛跑。但如果把這20厘米寬的跑道移到懸崖峭壁之間，上有懸崖，下有峭壁，扶無可扶，靠無可靠。無論如何，人是不飛跑了，因為他知道，那裏孕育著怎樣的危險。動物真有死亡恐懼，甚至有人認為動物還有死亡預感。人們常說，貓會尋死地。等它老了，快死了，它便會離家而去。所以，養貓的人固多，發現死貓的卻是極少，除人為地將其殺死者外。事實是否如此，我這裏不能斷言，但動物有死亡恐懼是無可懷疑的。比如，牛、羊，臨屠之時，是會流淚的，照二千年前孟軻夫子的觀察，牛死之前，還要因恐懼而觳觫，而且他老人家是絕不忍心看牛的觳觫的。觳觫者何，就是哆嗦，說得文點兒，即恐懼顫抖之狀。魯迅先生對此不以為然。而且他看到那些無憂無慮、走向屠場的胡羊的時候，還寫過一篇雜文，題目叫作《一點比喻》。文中說：這樣的山羊我隻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麵，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段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懸不可及的疑問——“往哪裏去？！”北京晚報，2000-8-15先生看到的，是走在奔向屠場路上的胡羊，它們還不知道害怕哩！但我想象它們既入屠場之門，見到那些手挽鋼刀、身上沾著斑斑血跡的屠夫時，是會恐懼的——以人作比，就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了！我小時候是見到過宰殺胡羊的情形的，那些被捆著的羊，絕不像豬一般地發出震耳欲聾的叫聲，它們也叫，但那叫聲恰似柔弱的歎息，而且，確確實實有的羊兒在流下淚來，使看見的人，尤其是如我一樣的孩子們，產生不忍之心。不但牛羊，就是人見人憎的老鼠，也知道死亡的恐懼。老鼠見到貓的時候，是會拚命逃跑的。見到蠍子，還要發狠，寧可冒被蜇的危險，也絕不放過這一頓美餐。但見到蛇的時候，就不同了。老人們說鼠子見蛇，連跑都不會跑了，隻會前爪亂撓，狀如數錢。但我想即使它跑，也必定是死路一條。耗子先生會鑽洞，人家蛇公公就不會鑽洞了嗎？誠所謂寇能往，我亦能往，縱不曾觳觫成一團，也一定絕望得很。然而，人畢竟不同。人是文明的動物，因此，人類對死亡產生了自覺。人類關心死亡，非任何物種可比，人類對死亡的思考與敬畏，更非它類可比。人類不但關心死亡，而且要發問：人為什麼會死？人會不會不死？人怎樣才能不死？誰決定人的生和死？人死後又將如何？以及，人為什麼要死得有價值。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曾發現著名的需求理論，即人的需求由低而高，在滿足了低等的需求之後，必然產生高一級的需求。即首先是生存需要，然後是安全需要，再後是人際交往的需要，接著是自尊的需要，最高的則是發展和完善自己的需要。為此他畫過一個階梯需求圖：這個圖至少在中國曾經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因為它確有道理。其實，人類的需求也遵循大體相通的原則。對於早期人類而言，其生存和安全需要顯然處在更為重要的地位。而這二者都最直接關乎著生和死。沒有食物或食物長期不足，那麼，是會死的。而任何一種大的災難都可以產生食物的短缺。食物之外，還有種種其他危險，如火災，如水災，如地震，如各種動物的襲擊，如部落間的生死格殺，如勞動特別是狩獵中遇到的種種危險，毫無疑問，這些都關乎人的死亡。不僅如此，還有疾病的威脅——盡管早期人類所患的疾病大約遠遠沒有現代人所遇到的疾病種類之多，然而，治療手段卻又有限。疾病之外，至少孕婦和兒童的死亡率很高，而人的壽命和現代人相比又很短暫。唐朝人還說“人生七十古來稀”，那麼，在遠古的時候，人類的壽命無疑是更為短促的了。或許可以這樣說，遠古拓荒時代的人類，最早的精神生活，乃是對生的敬服與對死的困惑。因為對生的敬佩，所以就有了對生殖器的崇拜——何以那麼兩個小小的玩意兒，就可以產生出新的生命來？因為對死的困惑，所以就有了巫術——人死了，而屍體還在，那麼在屍體之外，必定是另有靈魂的了。而能拿去或送還這靈魂的，必定是一種超人的神秘的力量，於是巫術便有了大行其道的土壤。一般地說，原始宗教之所以產生，正是出自對死亡的關注與思考。而傳統宗教則主要是對人生苦難的關注與思考。基督教在西方的盛行，固然有眾多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是西方彼時出現的大動蕩、大殺戮、大苦難。中國也是這樣，佛教雖在西漢時期已流傳至中原地區，但發展不快，影響也不大，佛教的真正的發達與漢末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動亂、大苦難有著內在的聯係。不但傳統宗教，即使現代宗教，也與人們的精神困惑有著特別的關係。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例。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早已經過去了，對死亡的集體恐懼時代也已經過去了。但人類依然需要精神撫慰，需要對生命的終極關懷，而所謂終極關懷，即對生與死的關懷。所以我們可以說，人類文明不但自人類對死亡的自覺而始，而且人類對死亡的認知曆程，直到今天，猶然與文明與宗教共舞。這裏且說，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類對死亡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死的價值開始列為人類文明的必要觀念。人就不同了。投敵而死，就是叛徒；殺人而死，就是罪犯；為正義而死，就是英雄；為父母而死，就是大孝子；為君王而死，又是大忠臣，所以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嶽飛死了，舉世同悲；秦檜死了，舉國同慶。皇帝死了，全民舉哀；賣豆腐的王小二死了，除去親友，哪有悲聲。以至我們今天思來，不知是死亡左右了文明，還是文明左右了死亡。